社会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那种粗暴的复苏传统的方式，像是一出滑稽剧。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尽管人人都觉得这很迫切，中国的古典思想可能给我提供一些令人振奋的启发。

刺杀者

一

就是在这里吧，吴越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

1905年夏天，芜湖县长街20号的这幢二层小楼必定显得逼仄，它装不下这几个青年的高涨情绪和激烈言语。他们在商讨如何去刺杀即将出洋的五大臣。这五大臣准备前往日本与欧美考察政治体制，以为清王朝可能实行的君主立宪作准备。

这一年，吴越27岁，他从读书的保定赶往家乡桐城，他的母亲生了重病。途经芜湖时，他来这里探望老朋友陈仲甫，后者正在这儿办一份《安徽俗话报》，当时他还没有开始使用日后著名的名字——陈独秀。桐城隶属安庆府，而陈仲甫出生在安庆府老城内，两人算得上同乡，陈仲甫比吴越小一岁。32岁的湖南人杨笃生和20岁的江苏人赵声也在场，他们也是相约到此的。

他们或在新式学堂相识，或是通过朋友介绍，或是在东京时相遇过。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青年人四处游荡、结交、争辩、办报，有时他们还一起做炸弹。杨笃生是一个倡导用炸弹来暗杀的人，之前暗杀者普遍采用手枪，它的威力太小了，暗杀者普遍缺乏训练，也很少命中目标。吴越第一次看到在山谷里的炸弹试验时，大喜过望，仿佛找到了快捷的解决之道。陈仲甫与杨笃生就是在上海一起研制炸弹时相识的，当时常来学习的还有一位翰林，他叫蔡元培。

他们生活在一个思想剧烈转折的年代，少年时都曾研读四书五经，准备成为儒家学者中的一员。但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四千年未醒之大梦”。他们是同代人中头脑最敏锐的，或许也是情感上最冲动的一群。旧的思想秩序坍塌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新潮流。梁启超曾是他们集体的导师，用自己匆匆学习的知识，匆匆地告诉他们整个世界的模样。

但是，急剧变化的时代让今天的新思想变成了明天的陈旧物。重大的历史事件走马灯式地上演，1898年的百日维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日俄战争、废除科举……1898年时，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激进派人物，到了1901年，则已被斥责为顽固的保皇派，更激进的革命派已经兴起。

那真是个兴奋、丰富、刺激而又混乱的年代。新学堂、新报馆和新书局不断建立，他们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未见的公共平台和学生人群。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进化、权利、竞争、欧化、国粹、尚武、保种、保教、立宪、革命、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军国主义、虚无主义……新名词、新概念，成群结队、相互矛盾地涌来。它们让一代青年既亢奋又迷惘，他们的头脑就像是各种思想的跑马场。吴越留下的自传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切。早期，他梁启超的《清议报》，所以就天天和别人谈论立宪，斥责西太后昏庸，光绪帝圣明，倘若别人不同意康、梁的主张，他就排斥他们。但是当革命派的声音流行时，他又《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他的思想又为之一变，感慨说梁启超几乎误导了他。

一场重大而激烈的争论已经开始——面对强权的欺侮，中国能够依靠由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强大，还是必须要通过一场革命推翻满族人的统治来实现，这一小部分异族人压抑了广大汉人的能量，只要推翻它，中国的种种困境都可能迎刃而解。

二

小楼里的这4个青年，倾向于后者。言语激烈、行动极端，是那个时代的风尚。这位陈仲甫就曾在两年前留学日本时剪了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当时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仲甫来挥剪。捧头的邹容死于上海监狱中时才18岁。死亡加剧了他的传奇色彩，他那本激烈的《革命军》在青年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它鼓舞起英雄式的殉道精神。

这种殉道精神，似乎也是他们应对现实的被迫反应。王朝的体制依旧强大，革命组织弱小、分散、缺乏组织。后者也缺乏足够基础，他们只是一群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和广阔的社会基层格格不入，难以取得普通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翻版。俄国革命者索菲亚·佩罗夫斯卡的确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这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生于沙皇官僚家庭，却成为一名激进学生，组织了恐怖组织，最终在1881年刺杀沙皇失败后被处死，年仅27岁。当她的故事被介绍给中国的学生时，她的冒险和自我牺牲，的确令他们血脉贲张。恐怖与暴力日益受到推崇，它似乎是应对无边的腐烂与黑暗的最简洁、有效的手段。

这些青年不仅受到那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鼓舞，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影响着他们。年少时他们都受着中国古典教育，要进入士林，而士的精神中有一脉正是为了道义而自我牺牲的精神，从东汉太学士的清议到明末的东林党人，再到几年前谭嗣同的慷慨赴义，为了某种信念，而抗争权贵、以身殉道，被世代传诵与崇敬。

吴越或许是这4个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王汉刺杀户部侍郎铁良的事迹就曾深深震撼他。21岁的王汉尤其代表那一代人的激烈程度：铁良的防备严密，他无从下手，燃烧的怒火无处发泄，他愤而投井，留下遗书一封。

吴越试图刺杀的对象不断改变，慈禧太后、铁良，都难以得手，而这次五位大臣给予他新的希望。况且，他们都在担心，倘若清王朝真的立宪成功，革命就无望了。此刻的中国，像是一场改良与新政的赛跑。在很多方面它黑暗和溃烂，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在锐意进取，开办新学堂、鼓励商业公司、取消科举制、大练新兵、考察立宪，种种在1898年无法实现的革新举措，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加尔文·马蒂尔，一位长期生活在山东的长老会传教士，他的观察代表了很多旁观者的看法，“目前的情况与我四十一年前到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1905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那时任何东西都是僵死和停滞的，但现在是活跃和变化的……不远的将来必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吴越试图中断这个进程，以促成革命的到来。我无法猜想小楼的景象，据说他问出开头的那个问题后，其他三人说当然是前者容易，而建设起一个新国家难。吴越于是说，我来完成容易的，而你们来完成难的。他知道自己必将一死。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像是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准备离去，之前他们刚刚集体拜祭祖先。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突然间，一声巨响，人群一片哗然，前车厢的一个一身皂隶装扮的瘦弱男子倒地，他的腹部已被炸开，五脏六腑已经流出。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又是一次未遂的暗杀。

三

“就是在这里。”老太太指着这间大韩日化杂货店说。我在这条芜湖的长街走了好一段，问了一家又一家——陈独秀当年办书店、闹革命的长街20号在哪里。

沿青弋江而建，从鱼市口至长江口的这条由红色麻石和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曾是芜湖的繁华中心，号称十里长街。街两旁是林立的商铺，贩卖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因为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及长江航运的日益发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芜湖曾是南方最繁荣和开放的城市之一。西方的商人与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给本地带来了被入侵的屈辱，但也带来了种种新事物和新观念。美孚公司的洋油，勾人魂魄的照相术，悬挂着米字旗的鸣笛汽轮，还有声称能拯救灵魂的耶稣，人们习惯在每一个新事物前加上一个“洋”字，“洋油”、“洋火”、“洋布”，还有“洋大人”，它们都代表着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长街20号的店铺，就是一家“洋书店”，它叫芜湖科学图书社。这里没有《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有的是《申报》、《新民丛报》、《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书籍则是翻译、人物传记，很多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店铺里也没有财神的龛笼，遇到特别节日不烧金银纸，甚至也没有“老太”的牌位，芜湖人都知道“老太”的威力，她是成精的狐狸，不能得罪。它还在门口安装大玻璃窗，夜晚时，“洋味道”还会更明显，电灯的光芒穿过玻璃门，亮堂堂的，而其他店铺里只是昏黄的洋油灯。就连长街上随处可见的乞丐也能明白这一点，当他们在书店门口讨饭时，只要旁人说一声“这是洋书店”，他们顿时就前往别家去了。

陈独秀就是在这家书店里办他的《安徽俗话报》的，那场悲壮、杀气腾腾的谈话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洋书店”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城市改造中被拆毁了，那时的陈独秀似乎仍生活在“托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阴影中，他的名声没能保存住它。热情的老太太已经70岁了，她在隔壁开一家衣物店，她那个肤色特别白的女儿正熟练地给一个客人装一包褐色的手套。她家是长街不多的老房子，大概也是建于晚清。她的父亲也是个生意人，在这里卖工厂所需的铜扣。他见过陈独秀，也向他的女儿谈起过他。“后面有一条窄窄的巷子，”老太太努力恢复起她的记忆碎片，“清兵来抓他时，他就从后面跑走。”

她挪动着矮胖胖的身体，带我们去看她的家，它的结构和陈独秀的“洋书店”一模一样。从外屋到里面有条狭窄、幽深的过道，没装灯，黑黑的，只靠出口的光线来照亮，就仿佛我们一不小心踏入了时光隧道，出了走道，就会遭遇到正在争论的陈独秀和吴越。堆满了成堆的衣服的走道，最终没变成时光隧道，老太太带着我们走到里面，再上楼，侧墙上已生满了青苔。

十里长街仍旧热闹，却不再是繁荣的中心，它甚至也不能说是“十里”了，一幢正在建的高楼生硬地截断了它，只有上年纪的人才记得。一家接一家商铺，从床单、暖瓶、年画、卫生纸、电视机到文具，你能想象的关于生活的一切用品，这里都有。来这里逛的只有附近郊县的批发商了，他们将这里的货物买走再卖到乡下。每一家店铺都杂乱、拥挤，路面脏脏的，大家都习惯于在这种无序和简陋中生活。白墙灰瓦的旧楼几乎已被拆光了，换上的两层砖楼——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等着被替代。只有广告牌是鲜艳和明亮的，半裸的白种男人与女人，这些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模特，展示着不知从中国哪个偏僻工厂生产出来的内衣——它们都有个“洋名字”。

我们沿青弋江散步，它窄、水流很小，不比它的名字那样逸兴，两旁高楼拔地而起，算是江景豪宅了吧。过了中山桥，再有200米就是长江了，它平静地流过，中江塔还残破地矗立在江边，不过一个崭新的透明怪物也矗立在它对面，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吴敬仲，两天前我在桐城见到了他，他是吴越的孙子……

桐城的吴越

吴敬仲打开箱子，翻出了一张黑白照片。家里仅有的一张吴越的照片。屋内光线昏暗，照片则让人心悸，我不敢再看上第二眼。一个赤身汉子，胸腹已被炸烂，内脏正往外流。三个人围着他，其中一个正揪着他头顶上的发辫，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像是擒住一个战利品。

“烈士吴樾（越）殉义后摄影”，照片底下有一行字，据说是孙中山的笔迹。1905年的照片，曝光过度，缺乏精度，但时代的气氛却一目了然。

一声爆炸声后，1905年9月24日的正阳门火车站从欢送气氛，转向了混乱、惊愕与恐惧。四个人已经死去，三位是送行者，而最惨烈的这一位制造爆炸的人，除去下半身被震碎，他的手足也断了，当场死亡。他穿着普通官差的布袍，头上是无顶官帽，像是一名普通的送行衙役。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他满脸血污，面目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