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会馆的一位住客第二天醒来，在一夜未归的吴越的枕下发现了一封书信，上面写着“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被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等语。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除去留下遗书，吴越还吞食药品弄哑嗓子，一旦被俘，他不会说出任何情报。

五大臣中的两位受了轻伤，送行的官员也受到影响。他们中最著名的是徐世昌和伍廷芳，日后成为民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出洋考察暂时终止，大规模的追查开始了，清廷因权威被挑战而深感震怒。爆炸也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革命党在北京车站引爆自杀炸弹》的新闻，刺杀者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该报评论说：“众所周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大清国境内传播他们的教义已有一段时间了，而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观念的秘密团体也已在大清国成长壮大。”

刺杀者的面目经过药水洗涤后清晰了，警厅用玻璃匣载入，拍摄了很多照片，警员四处散发与探查。一直到1905年11月，才有一点线索。桐城会馆的小女孩看到警员的照片，叫道：“这不是吴老爷吗？”

“今日这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个神秘刺客的大名，最终随着他的长文《暗杀时代》的发表和传诵，尽人皆知。吴越在刺杀前十天，给他的朋友和未婚妻邮寄《刺杀时代》与《意见书》。这其中的论调既激昂又悲观——革命需要群体力量，而暗杀需要个人力量。在群体尚未觉醒时，他要用一己之力来唤醒这个群体。他对未婚妻详告了自己的计划，并希望她成为英勇的“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

这张照片，是吴敬仲与吴越唯一的联系。吴敬仲出生于1948年，他的父亲是吴越的侄儿。据说，在那份著名遗书里，吴越曾希望能将其弟弟的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他虽然27岁了，却尚未成婚。过继在中国的南方是常见的行为，它保证家族内部的联系和延续性。他的朋友陈仲甫也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叔父。

吴敬仲有了这样一个著名的爷爷。在桐城市老城的小巷里，我转了很久，很少有人知道吴越的故居。人们记得住张英的府第，因为他中过状元，还当过宰相。

至于方苞、姚鼐的故居，也不知何处。此刻的桐城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县级市。商业街两旁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中心广场丑陋的不锈钢雕塑、河畔的巨幅地产广告牌，只有那座仍旧素雅、端庄的文庙，稍微流露着这里的与众不同。在17～18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桐城学派制定了文章写作的标准，塑造了十几代人的思考方式，方苞、刘大、姚鼐是其中最著名的三位。在某种程度上，桐城之于中国，就像19世纪的新英格兰之于北美，才俊集体性地涌现，交相辉映。

新英格兰的爱默生、洛威尔、梭罗，倡导的是个人主义精神，是自由的想象，是对于政权的不合作。但桐城的学人们面对的则是一个强大得密不透风的政治权力。他们兴起的年代，也正是文字狱肆虐的年代。放弃对政治、社会的整体和深入的思考，学者们躲入考据和形式主义的小世界。你可以称赞他们开辟了更为精致的研究方式，一些乐观主义者甚至从中预见到了科学方法的兴起。但是回避了价值判断，使所有的钻研变得琐碎。

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或许也间接地解释了在昌盛的、纵横全球的18世纪后，中国为何一头扎入了失败的连环陷阱。中国丧失了内部辩论和自我批判、反省的能力，对于陌生的挑战反应迟缓，一个错误重叠着另一个错误，最终系统性地崩溃。

当然，桐城学派也被迫成为替罪羊。在吴越去世13年后，他的挚友陈仲甫（陈独秀）在他编辑的《新青年》里，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昔日的“一代文宗”称为“桐城谬种”，似乎他们要为中国的崩溃负责。

即使岁月早已将城市弄得面目全非，但午后的老城，仍能让人感到昔日的余韵。戴着厚厚镜片的男人正摇头晃脑地走过，一家叫相府人家的小餐厅，老墙背后传来的低落的谈话声，还有被刷成蓝灰色的六尺巷，悠长而神秘。它曾是这座城市训练人们礼仪的场所，小巷太窄了，当有人走过时，双方必须侧身礼让，拥挤的中国需要这种相处之道。新的时代到了，含蓄让位于直白，在一面墙上，我还看到了红字的宣传标语：管好自己的嘴，不随地吐痰，不说不文明的话；管好自己的手，不乱画乱扔乱倒垃圾，不做不文明的事；管好自己的腿，不违反交通规则，不践踏花草树木，不走不文明的路。落款是胜利居委会宣。好一句“不走不文明的路”，它是这个时代的桐城派的文风吗？

这样一座城市，却产生了吴越。我去小巷里的一家有着老式黑皮沙发的理发店问路（这座城市里有很多理发店，似乎生活太悠闲了，居民们需要通过理发来打发时间），一位热心的大妈，帮助我们找到了吴越的故居，“他还有个孙子呢。”她不忘提醒我。

从西后街拐到更窄的延陵巷，穿过布满了青苔的后墙，来到了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吴樾（越）烈士故居”黑底蓝字的石牌就镶在一面墙壁上，石牌前的一株已枯萎的植物挡住了最后一个“居”字。院子里放了很多盆花，茶树、白玉兰与兰花，晾晒的衣物杂乱地挂着与堆放着，狗闻到了生人气味，大叫不止。只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哄着她的小女儿，她们见到我们进来，并不多问，可能早已习惯了游客的到来。

“他去打麻将了，我帮你去叫他来。”热心的大妈说。5分钟后，吴敬仲站在我面前。一个乐呵呵的小老头，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他把我引进屋里，一起喝茶、吸烟，香烟的牌子是“骄子”，英文是pride。

屋里有点潮冷，他讲着自己一生的故事。他的父亲，也就是吴越过继的儿子，1948年去世了，那时他刚出生不久，母亲则在他12岁时离去，相依为命的哥哥死于1968年。1970年，他进入一家镇办工厂，做过钳工与刨工，他右手失去的中指，就是那段经历的记忆。

如今，他生命中最艰苦的时刻已过去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他有了两个孙女，吴越生前住过的老宅经过装修和改造，有了五间房，容纳一家八口。1981年，他第一次感受到他与吴越的关系。那是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他被请去参加相关的研讨会，也因此还当了三年的政协委员。

“那是袁世凯改的。”他向我解释说“吴越”为何总是被写成“吴樾”。袁世凯是当时的直隶总督，驻扎在保定，而吴越曾就读于保定高等学堂，据说为避牵连，他将吴越改为“吴樾”。

我们离去时，狗又吠了起来，一件鲜红色羽绒服在衣架上晃动。不知当年吴越离家，动身前往北京时，他的家是否也养了狗，它的叫声是否响亮？谁也未曾想到，这个瘦小男子孤注一掷的行动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刻——一个暴力的、激进的时代正式开始了。他鼓舞起了社会，但这鼓舞导致的结果，却可能并不是他最初所期望的。

被遮蔽的陈独秀

一

“大概就像我这么高吧。”老人和青年人并排站在一起，一边用手上下比划一边说。他略感奇怪，这个前来拜访的青年想知道他父亲的身高，还想知道当年他父亲在江津逝世后，尸骨是通过水路还是陆路运到县城的。

这是1988年的冬天，安庆城又被裹进了潮湿、寒冷之中，屋内的供暖总是很差，甚至比户外更寒冷。这个青年人叫朱洪，32岁，是安庆市党校的一名教师，如今他正准备完成他的第一本书。和他比个头的老人叫陈松年，78岁，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一样，和善、天真，容易沉溺于琐碎的事物。当老人谈起他的父亲时，除去生活里的细节，他似乎没兴趣进行任何深入的探讨，尽管在父亲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而他的父亲又曾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过如此显赫的角色。

老人或者是遗忘了，或者主动选择不思考。朱洪多少能够理解他的内心，在过去30年里，他的身份——“陈独秀最小的儿子”给他带来的不是本应有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即使仅仅作为一名研究者，朱洪仍能清晰地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5年前，当他决定以陈独秀作为研究课题时，他的师长警告他“这是在踩高压线”，“这个案是不能翻过来的”。

朱洪从未想过去翻案，他被一种好奇心所牵引。已被“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分子”甚至“汉奸”这些粗暴标签覆盖的陈独秀，会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旋即他发现自己被拖进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你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了解他的朋友，吴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刘半农……这些名字似乎都很熟悉，但却又很陌生。

出生于1956年的朱洪，算是典型的革命者后代。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随着获胜的共产党军队到来，留在安庆，成为当地的一名官员，他的母亲也为地方政府工作。他们坚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1958年的到来，曾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与回忆。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刻，毛泽东从武汉顺长江而下，来到老城安庆。在短暂的停留中，他在长江游了泳，视察了安庆一中，校园里也搭建了土高炉炼钢铁。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灾难的序幕。上万人拥挤在人民路上，随着毛泽东乘坐的缓慢行驶的小轿车奔跑。这天的人民路上，失落了许多东西，其中，最多的是七零八落、各式各样的鞋子。他的父亲特意新穿的皮鞋也跑丢了一只，不过他看到了毛泽东的面孔。朱洪的母亲，则是毛泽东乘坐的轮船上两位临时接待员中的一位，与毛主席面对面的经历，让她一生难忘。

几年后，个人崇拜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狂热。一个更为诡异的时代开始了。一方面，人们对一个人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迷信，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不容置疑；另一方面，人们去破坏、摧毁所有昔日的偶像和信仰，寺庙里的佛像，几百年前的碑文，家传的信物，父子、夫妻关系，朋友间的友谊，都成了过时之物，必须被销毁。一方面，人们宣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文化、没有文化的革命，单调的标语、单一的思维形态禁锢每一个人，粗暴战胜了精致与优雅，割裂了文化传统，也将整个世界抵挡在门外……

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朱洪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青春时期，依靠零星获得的书籍和思想，获取养分。1978年，他考取了宣城的安徽劳动大学，学习哲学。

就是在哲学课中，他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陈独秀。思想禁锢的阴影仍然浓重，哲学是按照阶级斗争来划分的，与党的关系成为衡量一个人物的最重要的标准，这标准中写满了“成王败寇”。陈独秀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要为大革命失败负责，背叛了中央，成为托洛茨基派。至于他之前的功绩被一笔带过，他创办的《新青年》，与他紧密相关的“五四运动”，都仅仅被视作孕育中国共产党的前奏。

4年后，朱洪开始以陈独秀为研究对象时，他首要的任务是将这位历史人物从僵化的党派定义中解放出来，重置于时代背景中，他是一个身经历史转变的知识分子，一位丈夫、父亲、朋友，而不仅是一个党派的建立者。

朱洪试图建立起陈独秀和他生活的时代的联系。他翻阅页面发黄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查阅老一代人的口述记录，在安庆的老城区闲逛，当然也包括与陈松年的会面。

在一张老照片里，朱洪与陈松年隔桌而坐，探着身子在说话。两个人都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朱洪戴着黑色的鸭舌帽，正侧耳倾听。陈松年则张口讲着什么，他颧骨突出，鼻梁挺直，脸部的线条清晰、富有棱角，黑灰白夹杂的短发竖立在头顶，皮肤黑黑的，据说他年轻时很像青年陈独秀。照片里的背景则是一个杂物架，香烟、水杯、粉笔、苹果，无序地摆放在一起，散发着物质刚刚开始丰富的20世纪80年代的味道。陈松年住在这两间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已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