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对于一个同代人如此富有兴趣。我采访的方向左右摇摆，最终它既不是对于电影文本的解读，尽管电影中经常流露出的诗意让我感慨不已；它也不再是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尽管我对于他长达三年的孤独和挫折的补考时间印象深刻，他在大雪中骑车度过新年的焦灼与惶恐，是再典型不过的青年艺术家故事中最动人的章节；甚至也不是他对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尽管他对此充满了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洞见……

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探寻，一种对于我所生活的时代、我这一代人的情绪，包括对我自己未来方向的探寻。尽管是缓慢的，但我的确开始试着培养我对于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兴趣，试着在一幅壮阔的社会图景中观察他们生活的细节，理解他们的欢乐和悲伤，和那些难以言传的迷惘。

他的电影给了我一种清晰有力的鼓舞，没什么比诚实更有力的武器了，每个人、每个社会，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粗糙和平庸，都有着被你忽略的光辉。就像普鲁斯特在看到夏尔丹的绘画作品时所说的：“……之前，我从没意识到在我周围，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未收拾干净的桌子上，在没有铺平的台布的一角，以及在空牡蛎壳旁的刀子上，也有着动人的美的存在。”

对我而言，我越来越承认，我头脑中杂乱的知识体系，就与中国目前混乱的价值观一样，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这一代注定在种种的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内心的困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应将这种困惑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

老黄与小黄

一

“或许有人喜欢这些老石头，我对它一点感觉也没有。”小黄说。他驾驶的这辆深蓝色golf正穿越残破却巍峨的城墙，它是古罗马壮观的遗迹之一。

小黄高高的个子，白净的面孔比他26岁的年纪更显年轻，那双细长的眼睛经常不由自主地眯成一条缝。他慢斯丝理地讲话，似乎在追求一种标准普通话的字正腔圆，或是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力图表现一种他们渴望的深思熟虑。

4个小时前，我在罗马东郊的一所半仓库半办公室的空间里碰到他，他正埋头发手机短信，当我进门时，抬起头露出腼腆的笑容。

我是来找他父亲老黄的。我和老黄在北京机场的摆渡车里相识，当时他站在我旁边，正和一个年轻姑娘交谈。他的语速急切，发音奇特，我意识到他说的肯定是中文，却一句甚至一个字都没听懂。

“这是温州话，”他注意到我的疑惑，改用普通话对我说，“去欧洲，你不用学外语，会温州话就行了。”我们搭乘同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往罗马，在漫长的行程中，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他的深蓝色毛衣整洁得体，黑白夹杂的寸头干净利落，他的乐观性格显现在他经常绽开的笑容上，那双小小的眼睛让人过目不忘。

他出生于温州，如今在罗马做食品生意。温州与温州人的故事是过去30年中国的传奇之一。这个浙江东岸的小城曾长期被交通不便、土地匮乏所困扰，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它突然变成了中国每个渴望经济发展的城市的榜样。它与深圳或是苏州这些城市不同，它既没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国家政策的倾斜，也没有漫长的商业与文化传统的支持，它所依靠的是个人的勤奋与智慧——温州政府很早就撤除了对民间商业的指导或管制。它或许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能量来自底层而不是上层，源自个人与家庭而不是政府与国家。

而温州人在欧洲的创业则是传奇的另一面。他们先是在巴黎开餐馆或是鞋店，然后他们把家人与亲戚接来，他们的新生活引来了家乡朋友的羡慕。朋友在他们帮助下也来到此地，租下了隔壁的房间，开了类似的店铺，很快地，整个一条街都会被同乡们占据。这里有了餐厅、药店、旅馆、教堂、律师行、卡拉ok厅、暴力帮派，一个小世界诞生了，你可以一句法语也不会说，照样生活得悠然自得。前往欧洲其他城市也并不困难，那里同样有温州的乡亲，他们构造了一个国际关系网络，人员、金钱、货物、机会、还有乡愁在网络间流通。

在中国的范围内，浙江的温州人，像广东的潮州人、中山人，福建的晋江人一样，以其商业头脑和海外移民著称。如果将他们置放于全球范围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印度的帕西人也像是他们的同路人。环境的险恶逼迫他们培养出精明的计算能力，他们积累财富以换取某种安全感……

二

老黄是这个温州网络的一部分，他自2001年开始在罗马生活，我对他充满了好奇，约好再见面。对我而言，温州话甚至比意大利语难懂，后者我至少还能听懂或者说出几个单词，但前者即使我认识他说的每一个字，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几天后，他开着一辆26万欧元的golf从火车站接我们去他在罗马近郊的办公室。在罗马的几天里，我已熟悉了壮丽得让人心颤的石建筑，被岁月侵蚀的古堡与墙壁，修剪得像是蘑菇的高大松树，快速飘移的云，四处盘桓、偶尔鸣叫的海鸥，大理石雕塑的健美的男女身体，颠簸的碎石砖路，还有浓烈、耀眼的阳光。如果忽略掉汹涌而来、正翻看着旅游手册的游客大军，这真是一座令人动容的城市，历史的肃穆与激情、时代的转换与衔接，就那样以突然又不经意的方式发生了。在卡拉卡拉大浴场，青青草地、头顶上不断掠过的白色海鸥与残余的、形状奇特的墙壁是如此协调，似乎前两者一直在此生活，目睹了昔日辉煌的轰然倒塌，时间溶剂的化解……亲眼见到了这些，我才理解了为什么爱德华·吉本说，正是这些古罗马的遗迹激发起他投入《罗马帝国衰亡史》艰苦却辉煌的写作中。

坐上了老黄的车，我感觉到既陌生又亲切。我可以和他流畅地交流，而不像之前总是重复几句简单、蹩脚的游客意大利语。但是，我又无法和他谈论我对罗马的感受，我知道他对此缺乏兴趣，他的罗马是另一个罗马，他在这里创造工作与生活，而不是一个游客。

1954年出生的老黄，像很多的他那一代人一样，既被命运裹挟又与命运抗争，小学没毕业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1973年他参了军，成为沈阳军区的一名工程兵，驻扎在吉林，学习并演练如何在一条河流上架设一座浮桥。“一条200米宽的河，差不多五六分钟就可以通车了，”他说，“一个班大概管十几米，大概用200人。”战争并没有发生，但他参与过唐山大地震的抢险工作，并在抗震现场参加了毛泽东的追悼会。1980年退伍后，他在温州做过各种小生意，从生活用品到工业电机，他是温州兴盛起来的轻工业产品的业务员之一。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什么都缺，温州的产品质量不佳却仍有销量。

1990年，他决定开始自己的生意，选择的是食品加工。就像东北人酿黄酱、四川人腌制辣椒，温州人喜欢吃一种虾酱。这是温州人的家庭习惯，但老黄决定将它产业化生产。他生产的成品虾酱受到了欢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受到了侨居欧洲的温州人欢迎——这是家乡的味道。老黄与欧洲的联系也这样开始了。

“我刚去了趟马达加斯加。”老黄隔着他的办公桌对我说。他讲完了他的年轻时代、最初的商业冒险，他于2001年正式在罗马注册的公司的生意范畴已从最初的虾酱生意，扩展到更广泛的食品进出口贸易。他在温州的工厂是生产基地，几百名工人生产出口食品，而在罗马的公司则是由不到10名员工运转的贸易公司，负责签订合约、处理税务、了解市场行情、寻找新客户……每一则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新闻，都给他的生意带来了波动、增加了难度。“原材料和水质是食品加工的两个主要问题，”老黄说，“我们普遍使用农药，还有水质的恶化。”

他前往马达加斯加，是去寻找一种青蟹，用它腌制的青蟹切块在欧洲的华人市场大受欢迎。但到了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岛国后，他才发现日本人与法国人早已垄断了生产基地。这次无功而返的旅行，是老黄的商业生涯中再普通不过的经历之一。

他54年的人生，是一次次陌生尝试的集合。尽管失败与成功夹杂，但没人能否认，他的视线是一个不断开阔的过程，这开阔的速度甚至令人眼花缭乱。老黄享受这开阔与陌生所带来的惊喜。他喜欢罗马，比起温州经常阴郁的天空，这里的阳光耀眼得令人心醉，他还享受到台伯河边钓鱼的时光，他的电脑屏幕上正是他抱着一条大鱼的照片。他也喜欢在这里相对简单的关系：“只要你在法律规定内做生意，就不怎么需要和政府打交道，在中国，关系实在太复杂了。”

当看到我的朋友因时差而带来的困倦时，他带着我们穿过淋湿的小街，来到街口的一家咖啡店。下午5点，这家咖啡店正人声鼎沸，站满了一副蓝领工人模样的白人——我还分不清他们是意大利人还是从罗马尼亚来的劳工。店主是一对福建夫妻，丈夫高大英俊，像是个东北汉子，而不是典型的皮肤微暗的东南沿海人，他正用意大利语大声和一位顾客开玩笑。他的妻子则在咖啡机旁忙碌，模样干练，不知为何，她让我想起了“豆腐西施”与孙二娘的混合体。

“你们一定要喝卡布基诺。”老黄不由我们回答，就要了三杯。他的卡布基诺的发音，同样是温州口味的，短促吞音。过去6年中，他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每天午饭后和晚餐前，从办公室踱步到这里，喝上一杯咖啡。即使回温州时，他也坚持这个习惯，只是抱怨说中国的咖啡不地道。

他喜欢这些新事物，但这变化不会改变他最初的模样。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封神演义》、《曾国藩家书》，还一本钢笔字帖——他经常临摹。墙壁上则挂着两副山水楹联，大约是“春山行旅”、“夏江烟雨”之类的话——古老中国的文人、山水与诗词。但是，整个房间的布置是那么简陋，屋内摆设的木椅、墙上的挂历，还有惨白的日光灯，都让我立刻回到了此刻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与乡镇，我总是遇到这样的色彩、灯光与布置，它并不精致、舒适。这个国家毋庸置疑地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匮乏中，即使物质的匮乏已经减缓，但对物质匮乏的焦虑感却从未减缓，即使人们想去装饰一下简陋的生活，却不知从哪里获取文化的滋养——遍布在中国城市建筑中的罗马柱，还有附庸风雅的家庭中的拙劣山水画，都在诉说此刻的中国像是个无根的国家。

或许老黄还有兴致练习书法、悬挂山水画，对于他的儿子小黄来说，这一切都缺乏吸引力。他也没兴趣了解古老的罗马。

“我喜欢的是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那样有现代感的城市。”小黄说。事实上，在罗马生活了7年之后，他对意大利缺乏好感。

他离开温州，是因为他高中的成绩不够好，没上大学。他是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大姐如今在上海工作，二姐和他在罗马帮助父亲料理生意。

18岁时，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送货员。他记得第一次从罗马前往巴黎的经历，他还没拿到欧盟的驾照，开着那辆小型货车一连行驶了12个小时，一路听着摇滚乐。200年前，拿破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从法国来到意大利的。

如今，他已是个老练的驾驶员了，对于欧洲公路网熟悉无比，最远花了16个小时开到马德里。他获取了本地的居留权，还能说简单却熟练的意大利语，可以和政府部门毫无障碍地打交道——他的父亲是永远不准备、也做不到了。

但是，他从来没准备留在这里。“是生意需要，我要完成原始的积累。”他试图用更世故的口气，反而突出了他的孩子气。他说，做生意的秘诀是市场行情和反应的速度。和父亲不同，小黄不再受物质匮乏所困，他甚至也不需要充满饥渴地寻求机会，当他成长时，他的父亲已为他提供了各种选择。他不能在国内顺利地考上大学，可以来罗马，他不需要自己租房子、找工作，父亲也用不着他太为家族生意操心，觉得他唯一重要的事是去找个合适的女朋友。

但是，小黄却觉得这与其说是便利，不如说是负担。“他以为我不需要考虑生意，但怎么可能，我一直在想，”小黄说，“其实，我的压力很大，我不期望他们对我失望，实际上的思想负担可能比他们出来时还大。”

最初，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强说愁的少年心态，但当我们的交流更深入时，他那压抑不住的哀愁开始变得更真实起来。他开车带我们在滴着小雨的罗马郊区穿行，他说起了18岁第一次来到意大利的遭遇。那是200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带着第一次出国的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多市的街头散步，这座小城也以中国人的集中著称。“有个骑摩托车的意大利人，突然从后面上来，在我头上啐了一口。”7年过去了，小黄回忆时仍耿耿于怀，可以想见，这一遭遇给少年人敏感的内心带来怎样的改变。

从此，对小黄而言，意大利与意大利人都变成了抽象的名词，他愿意忽略掉他们蕴涵的复杂性，每一个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都意味着屈辱和不愉快。这一情感，随着时间，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