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他谈话的方式。或许他缺乏足够的知识背景，却很愿意坦诚自己的想法，也尊重你的意见。台湾南部的高雄，算是民进党的重要堡垒，如果按照颜色划分，它是深绿。捷运中的枢纽站是“美丽岛站”，30年前（1979年），正是一群激进的青年，在此进行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挑战国民党当局的行动，开始了台湾的民主之旅。在一张当时的黑白老照片上，我看到了大批手持火把的游行群众，他们沿中山一路向新兴分局前的大圆环前进。那一天是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照片当中的指挥车上，是当时的党外人士的领袖人物，高举火炬的是姚文嘉，他身旁的则是施明德——脸上是特定时代、特定年纪的意气风发。

我和少年人在凤山站分手了，他打开随身带的折叠自行车，约好我们待会儿在会场见面，然后消失在雨夜中。走前我问他名字，他说：“叫我鲔仔好了，不是梁朝伟的伟，是鱼字旁的那个，你们好像是叫金枪鱼。”

演出因为雨而推迟了，我没见到鲔仔，却一直在想他的父亲必定是位渔民。高雄县体育馆前站着另一些青年，穿着黄色的雨衣，正对每一个试图进场的人说抱歉：“演出改成明天了，请到时候来。”我跟着其中的一位进入他们的休息厅，更多的年轻人拥挤在那里，潮湿、嘈杂，还有青春的活力塞满了每个角落。灯光昏暗，我分不清谁是舞者，谁是工作人员。只知道，他们属于云门二团，已经在高雄县待了两个星期，进行了30场大大小小的交流，中小学、小区、医院、镇公所……40年前林怀民对“赤脚医生”的憧憬实现了，云门成了“赤脚舞者”。相比于他们在伦敦、柏林、纽约、悉尼的演出，下到台湾的319个乡去，似乎才更是他们的使命所在，前者的认可，使得后者的实现更为可能。原定今夜的这场演出，吸引了附近的两万名观众。我不禁会想，那些儿童的、少年的眼睛，看到舞台中央的表演，会产生什么样奇妙的反应，或许他们此刻懵懂无知，但终有一日，埋藏在心底的美，会在这些心灵中以各自的方式展现出来吧。

在电话那端，林怀民大声地对我说着抱歉，除去多了点沙哑，我估计这么多年，他的声音从未改变过，就像他的头总是那样昂起。据说，他在排练时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如果你接触过他本人，这其实不难想象，如果他能把“问路、抱歉”都说得声若洪钟，如果到了61岁还坦诚最喜欢李敖和陈映真的反叛精神，那么他对于自己最珍视的东西的在乎，实在太容易理解了。

台南的老人

窄门咖啡馆的老板娘，与少年时喜欢的文艺里描写的老板娘一模一样。个子不高不矮，岁数不轻也不特别沧桑，卷曲的长发，鹅蛋形脸，上面总挂着笑，肤色微黑，抽烟，像是小资产阶级与吉普赛女郎的混合体。

我坐在窗边，已是中午，悠闲的台南沿着窗外的南门路缓缓展开了。摩托车比台北街头少得多，轰鸣声似乎是为了不让这座城市在中午就沉沉睡去。穿过南门路，是忠义国小的操场，一群孩子正在奔跑、喊叫，过了一会儿还排起队，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台南孔庙紧临忠义国小。它的红墙黄瓦，看起来比我去过的很多孔庙更讲究。建于万历年间的它，是台湾地区深受中央帝国影响的有力证明。妈祖庙保佑了渡海来台的移民的生命，而倘若他们真想光宗耀祖，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将自己的遗产一代代传下去，那么熟读圣贤书、参加科举制，才是最可靠的途径。因为战乱、饥荒、压迫，一代代人从中原迁徙到昔日的边陲之地，他们带去了文化、伦理、生活习惯……多年以后，那些昔日的文明中心荒芜了，而边缘却似乎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如果你去福建沿海或是广东的潮汕老区，你可能会发现那里更像是个被儒家伦理笼罩的社会，就连人们的发音，也更接近古代中国的音律。那些最初来台的人们，也是在这里复制出一个个小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吧……

就是在礼门后的空地上，张铭清被挤倒了。2008年10月21日那一幕，让这座400年的孔庙，焕发了意外的生机。工作人员熟练地把我们带到空地边，说“就是这里”。肯定是前来询问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就差在黄土地上用白粉笔描出一个倒下的身体，然后在旁边立上标牌“张铭清被推倒处”。

10月底时，这则新闻在中国大陆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应。它和陈水扁的弊案一样，被视作“台湾失败的民主”的象征。它也再次加重了人们对于粗俗的民主实验的固有印象。议员们相互谩骂、大打出手，如今又将客人推倒在地，富有讽刺性的是，还是在“礼门”之后。多少世代以来，“礼”不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从小就要学会彼此礼貌相处的艺术吗？

下午的孔庙，游客寥寥。我坐在一棵古树下的长椅上发呆，它该有几百年的光景了，枝干粗壮而繁多，树叶茂盛，像是可以遮蔽住整个天空。一位老先生慢慢地走过来，坐在长椅的另一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灰色夹克里面的红色运动衫，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耀眼。

“您会讲国语吗？”我大声地问他。这里是台南，人人习惯说台语。他的年纪大概有70岁了，我担心他听不清。

“不用这么大声，我听得清。”他的国语标准而流畅，让我吃了一惊。我忘记闲谈是怎么开始的，似乎当我问了他何时出生，在哪里学的国语之后，他一生的故事就开始伴随着喃喃自语而滑出了。

他出生于1924年，日本撤离时，他只有21岁，正在台北一家师专里读书。既然日语不再学了，他就转学英文。毕业后，他在一家女子中学教英文。接下来，他备受命运捉弄，因为心直口快，他成为了白色恐怖年代的牺牲品。从1953～1966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在牢里被关了13年。出狱时，他青春已逝，又有罪在身，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建立家庭。一位来自乡下的妇人最终成为他的妻子，她当保姆、剪裁衣服、养活家庭。他也在高雄的出口加工区找到了一份工作，台湾的出口型经济正在起飞，他为那些往来的订单和交易撰写英文信件。不久，他们还有了一个男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庭建立起来了。

如今，他又变得形单影只了。儿子在新竹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很少回家，而那个在他人生低谷时期到来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每天下午3点，他总要来孔庙前的这片空地锻炼，他喜欢靠在孔庙门口一个圆滑的石墩上，不断将身体后倾、仰起头，舒展后背与脖颈的肌肉。他让我学他的姿势，这时候我满眼都是那棵古树的茂盛枝叶了。他让我顺着他手指看过去，两个合拢的树枝就像是正在张开的温暖而辽阔的手臂。“我觉得她就在那儿等着我呢，要我过去找她。”他喃喃自语。我感觉得到，思念与孤寂正一刻不停地侵蚀着他……

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我原以为他会是个坚定的“台独”分子。结果他指着孔庙院子里那些石雕的汉字“天佑台湾”说：“台湾人太狭隘了，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不是台湾的孔子，也不仅是中国的孔子。”

我很想知道他的政治主张。但他一定要我们去他家做客，然后请我们吃铁板烧，他愿意边吃边聊。接着，他骑一辆摩托车先去了，它还是30年前买的，那时台湾刚刚富裕起来，摩托车是方便、自由与现代的标志。

钻进只容两人的电梯，到了三楼，就是他的家了。一间客厅、一间卧室，都不过七八平方米大。房间里堆满了书、杂志、报刊，像是个离休的大学教授的临时居所。客厅的墙上是几幅老画像，满是那个身穿蓝色长袍的清朝中国的味道。在屋内，则是他妻子的黑白照片，她有一张关切安详的脸，似乎可以承受命运的各种安排。

我还看到了一张10多年前的照片，他正站在中央挥舞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照片上的他，比现在面色红润得多。这是新党成立大会的那天，他是新党的支持者。他最仰慕的政治人物是朱高正。10多年前，朱高正是台湾政坛不可错过的人物。他1954年出生于云林县，自称朱熹的第26代孙。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康德推崇有加。回到台湾后，他成为民进党第一批党员之一，入选立法委员后，他开创了在立法会中大打出手的风气，被称做“立法拳王”。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坚持中国统一的理念，与民进党愈走愈远。但如今，历史已逐渐忘记他了。

离开他家时，老人坚持送我一本朱高正的小册子《“台湾意识”的困境与出路》。然后，我们一起散步去那家他最喜欢的铁板烧店——“太贵的我请不起，我们就去这家吧。”夜晚即将到来，天边的红霞已连成一片，我们穿过一幢幢房屋，一家家商店、餐厅，一个个路口，安静而不无萧条的台南……

做菜的年轻师傅，英俊而羞涩，像是台湾版的江口洋介。老人家喜欢和他开玩笑：“不要叫我阿公，都把我叫老了。”老人家总是独自来，叫一份虾仁，一碗饭，一碗汤，一杯可乐。这里几乎从未来过大陆客人，一个服务生凑到我面前：“长城穿过北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得意地对店里的另一个服务生说：“穿过，你错了。”

饭后，老人家坚持送我们到下一个旅行地点，赤嵌楼——郑成功接受荷兰人降书的地方。他把我们送到门口，然后一个人独自走路回家，夕阳下，他低着头，挺着胸，瘦弱的身躯缓缓离去……

变动的时代

一

《变动时代中不变的媒体理念》是《中国时报》2008年11月10日的社论，像是来迟的表态，在犹豫、动荡的一周后，编辑人员表达了对于产权易手的看法。

2008年11月3日清晨7点30分，余建新与蔡衍明最终签署了协议，旺旺集团收购了中国时报集团。在此之前，一直盛传《苹果日报》将收购中国时报集团。倘若成功，这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嘲讽。

1950年，余纪忠决定创办一份报纸时，他的信念是：“办报的最高原则，就是在任何关键时刻，发挥无私无惧的报人本色，为时代作见证，为历史留记录。”

在沉默而压抑的权威时代，《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社会唯一的声音。它们的创办人都像是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混合体——知道如何与政治权力讨价还价，拓宽言论的尺度，同时，他们也秉承了中国文人办报的特性，期望成为历史进程的推动者。

台湾剧烈转变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10多年，是《中国时报》的黄金年代。一方面，它仍是垄断言论的受益者，报禁尚未打开，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它开始更大胆地挑战政治禁忌，为公众拓展更大的自由空间。它的知识分子式的趣味与能力，也塑造了整个社会的趣味。它推崇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蒙昧到清醒的启蒙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时报》的影响力开始衰落。一方面，竞争者过分繁多；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冲击也随后到来，在长期的信息闭塞、表达受限之后，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人人都试图表达的年代。知识精英的立场，也不再如往昔受到尊重。新的媒体精神，或许要从2003年进入台湾的《苹果日报》中寻找了。膻色新闻登堂入室，社会被流言、丑闻、明星文化所包围。我记得2008年11月9日那天的《苹果日报》，当主要报纸的头版都是王永庆8日的追思会的报道时，它选择的是一起凶杀案：《近距轰心张锡铭师兄父子遭枪决》。黎智英取代了余纪忠，成为这个时代媒体业的代表人物。

在这个新世界中，《中国时报》步履蹒跚。不过，它的致命一击，似乎仍是来自于古老的悲剧——父亲的衣钵，儿子无力承接。2002年，余纪忠去世，余建新掌舵。后者的能力、热忱、耐心，都不足以应对庞大的遗产。

我到来时，仍听得到全台湾新闻界半哀伤半庆幸的叹息：幸好不是《苹果日报》。在协议的最后一刻，旺旺集团取代了黎智英。

“米果打败了苹果”，几乎所有报道都选择了这样的意象。旺旺集团以生产米果著称。不过，即使如此，它仍让人感慨——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社会价值，如今不敌商业利润了。

在台湾当地最著名的商业杂志《天下》上，记者在文章的开始，引述了余纪忠与蔡衍明的两段话。前者说：“我们既献身新闻事业，我们既有心想办好一张报纸，我们便当念念不忘于报人的神圣使命：爱国家，爱真理，辨别人间是非善恶，为支持正义而发扬报人的人格与报纸的尊严。”而后者在2008年3月说：“台湾的经济一定要靠大陆，这免讲，大家不用假仙啦。尊严？有钱才有尊严，有面包才有尊严，不然有什么尊严？”

时代转变的车轮，正吱吱作响。在2008年11月10日的社论中，《中国时报》的编辑们，试图捍卫最后的自信与尊严。他们举出了《华尔街日报》与《洛杉矶时报》的例证——它们虽也经历过所有权更迭，却仍保持着昔日的新闻品格。但比照其辉煌历史，最后的坚守中满是物是人非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