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春节时光。我和小晏、高远前往三峡。不知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一直伴随着旅行：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

雪灾

那对夫妇并排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空间狭小，他们肩并肩的宽度正好是门的宽度。女人穿着白色羽绒服，两手交叉握在一起，挡在她的膝盖前的是一个塑料旅行袋，上面是各种表情的机器猫。男人则身着深色的工作装，左手搭在膝头，右手则撑在身后。他们看起来不超过30岁，有着普通的、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圆脸。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表情，女人低垂双目，落寞似乎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连她鼓鼓的、本应喜洋洋的脸颊都未能冲淡这情绪；而男人则双眼盯着前方，眼神却是那么涣散，甚至有一点儿小动物受惊后的慌张——他感觉内心的不适，却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他们共通的情绪是淡漠（使用“麻木”，或许更真实，但却过分残酷），仿佛生活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都懒得表示赞同与反对、喜悦与悲伤。

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幅照片的，它为一篇关于中国雪灾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一对夫妇星期天坐在离开广州的火车车厢中，仍有上百万人无法归家”。照片单色印刷在新闻纸上，色彩与更清晰的细节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当心滑倒”的图标空无一物的车厢中，他们被定格的神情却穿透了纸面与时间。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格兰特·伍德那张1930年的画作《美国哥特》。手持干草叉的父亲与女儿站在木制的歌特式房前，他们神情僵化，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紧张感，或许还有宗教带来的压抑感。他们的表情演变成了传统生活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变时的矜持与无奈。

我不知道那对火车上的夫妇叫什么，多大年纪，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何方，有什么嗜好，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结婚，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他们应是在遍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的一对普通的打工者，或许在广州火车站的寒冷与饥饿中已经困了好几天，最终还算幸运，踏上了归乡的火车。

这对夫妇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叫杜登勇的年轻人。他一头直直的黑发，面孔长而瘦，眉毛浓密，眼窝稍有一点儿下陷。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见这个24岁的打工仔时，他已经行走了18个小时，发梢上是雨珠，脸冻得通红，裤腿湿透，身上已经没有吃的了。他于2008年1月27晚10点从深圳出发，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寻找他的女友——大雪中断了交通。

这场席卷中国南方雪灾的新闻，是缓慢地进入我的视野的。我记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点在北京机场，我要飞往广州，再前往东莞参加会议。机场像是火车站那么喧闹，我没意识到春运已经开始。几年来，我习惯了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社会开放的过程，也是流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1978年之后的变革之旅，也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僵死的限制的开始。自由的流动性成了集体性的渴求。人们从铁饭碗跳入了市场之海，从寒冷的北方来到了温暖荒芜的海南岛，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前试图获得一张签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动的规模与速度进一步提高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国被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性的社区中，广泛的流通与高速度正是这个全球社会的首要特征。于是，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货物被运往各地，中国的商人、学生、工人、旅游者，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中国人与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全球，中国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移动。不断延伸的铁路网、公路网，将中国那些丘陵、平原、山地连成了一片，航班总也满足不了需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再新建97个地方机场……人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上流动着，这其中最庞大的是来自内地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与体力，没有太多可以依赖的。他们前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生产鞋子、玩具、微波炉、电脑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90年代之后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制造”的缔造者。那对表情漠然的夫妇和过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见不过的面孔。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机场乱作一团，不仅因为人流太多，更是因为机场那迟缓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检票员漠然地看着我的身份证，无精打采地敲击着键盘，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黄色托盘取来，放在传送带上，再将我的旅行包扔进去。在裹托运行李条码带时，他似乎太厌倦这工作了，那张窄得像是刀片的脸一直紧皱，他甚至懒得将旅行包已经松开的两个带子并在一起，而只是将条码胶带向其中一条上随便一卷……排在我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这位仁兄脸上的倦怠从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速度大约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飞机的三十几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睁睁地看着起飞的时间到来，却无力挤到柜台前。其中最可怜的一位已办理好了登机牌、进行了安检，在他排队等待用洗手间时，飞机悄然起飞了，机场广播忘记叫他的名字了。

东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个不停。1月29日早晨，《东莞日报》的一版新闻是东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已达到3万人，市领导正在说服人们就留在本地过年。我住在有着大片草坪和宽阔的马路的新兴工业区，看不到东莞市区的喧闹。过去20年中，这里被视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它以大量台资制造业企业，以及无可挑剔的色情服务著称。

比起东莞车站的3万人，1月29日的广州火车站则成了真正的灾难中心，50万人拥挤在那里。中国总以其规模震惊世人，当我30日回到北京时，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80万。

突然之间，雪灾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的新闻。北京艳阳高照，温暖宜人，但电视画面前却是挂着冰块的电线，排成长龙的汽车，被抬出的病人，黑夜中死一般寂静的城市，还有领导的视察与探望，他们和煤炭工人握手交谈，给滞留在车站的旅客送面包……新闻媒体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这场灾难被认为是猝不及防、不可预知的，而政府和人民肩并肩作战，众志成城，也因这灾难，人们之间充满了温情……

我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感受。对于大规模灾难，我最清晰的记忆来自于2003年的sars。那个时候，北京是一座孤城，我犹记内心的恐惧。但是，当风波过后，人们遗忘的速度更令我吃惊。以至于没人有兴趣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犯了哪些错，该进行哪些检讨与反思。灾难期间那两种情绪经常让我窒息，一种对政府行为的无原则的谅解与褒奖，像是那种官与民正如父与子间的传统关系的延续，另一种则是民间那无休止的滥情，眼泪总比理智更充沛。

比起那寂静无声的传染病，雪灾更显现出这个国家一贯的气质。中国幅员辽阔，包容着多种气候条件，多年来，我们不是一个一直在与自然灾难斗争的国家吗？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特色，塑造自己的气质。自然、政府、人民，这三者的关系，像是中国社会的某种核心。

2008年2月6日这天，我飞往了宜昌，三峡大坝正是修建在那里。这个震惊世界的工程，不仅让人看到今日中国的雄心，也总让我想起中国历史深处的回声。

宜昌的春节

在宜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薄薄的红纸，被竹篾支架构造成一个长方体，底部开口的支架上是蜡烛台，点燃后，热气充盈灯笼内，它开始上升。我一直想知道，在蜡烛燃尽前，它到底能飞多高。

2008年2月6日的夜晚，宜昌的江边公园到处是不断飞起的孔明灯和绚烂绽放的烟花。这是除夕夜，我们在江边闲逛。长江正是枯水期，23的河道变成了浅滩，剩下的13似乎是静止不动、黑黢黢的长江水。一艘游船停在那里休憩，偶尔的灯亮来自于一个夜晚捕鱼的老汉，他戴着矿工一样的帽子，头顶的射灯不知是否会将某条孤独而好奇的鱼引入死境。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烟花、灯火、兴奋的人群。两个小时前，我抵达这座城市。对于它，我唯一的信息是三峡大坝修建于此。在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中，我还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它来自于1912年的《海关贸易报告》。

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刻，另一座顺长江而下的湖北城市武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宜昌当然不能与武汉相比，甚至没有沙市的活力，后者因工业正在兴起。它的优势来自地理，长江三峡以上的地区民船运来的货物，在此交给轮船。著名的三峡也由此开始，由此而上，宽阔的长江在山峰间收缩成窄窄的河道，急速奔腾，一个接一个的浅滩、暗礁或明礁等着船只的搁浅与颠覆……在不到200公里的长度内，江水与沿岸陡峭的山峰交相辉映，几千年来让中国诗人沉醉不已。

我和两位朋友离开了江边，在酒吧、咖啡厅、舞池、k歌房云集的解放电影院周围闲逛。除夕之夜，却满街都是年轻人。大概和我们一样，对这传统节日心生烦闷。和一大家子吃吃喝喝、打麻将、相互拜年，这样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单调而乏味。新一代城市青年，不再饱受生活的磨难，没必要从家庭里寻找力量与安慰，并给予对应的回馈。他们在一种四处充满机会与诱惑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往往是家庭里的少数几个孩子之一，有时是唯一的，各种爱向他们涌来。即使成年之后，他们仍坦然、任性地将自身的困境分解给别人，希望家庭为他们找工作、买房子。他们认定自由是想当然的，而义务则是陌生的词汇。

这座城市最时尚的酒吧叫糖果。夜晚10点时，我们穿过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检门，进入了喧闹、迷离的气氛。一个袒露着柔软腰部的姑娘正在吧台中间的小空间里领舞，我喜欢她细长的眼睛和故作的冷漠，那画得过浓的眼眉，在昏暗、飘移不定的灯光下，竟也恰到好处。我一直盯着那跳舞的姑娘的腰，看看是她先疲倦，还是我的眼睛先厌倦。

我突然想起了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这里的年轻人不想回家，而那里的人则无奈地等待回家。我搞不清，我之前几天对于雪灾的忧虑，是否真诚，它迅速被这微小的诱惑中断了。处于湖北西部的宜昌市是灾区的边缘，它的几个县也遇了灾，本地报纸上刊登了市领导的慰问活动。中国看起来那么脆弱，一场大雪使数个省份陷入了瘫痪，受灾人口达到1亿人。但是，中国又足够大，灾难都可以淹没在浩瀚的空间里和人们的忍耐力上。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去看葛洲坝。这个工程因为出现在小学课本里，而一直印在我脑海中。我记不清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了，在互联网上我没查到原文，却意外地发现了《〈葛洲坝工地夜景〉说课》的文章，应来自小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夜景，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火一样的劳动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伟大贡献。”文章这样开头，接着写道：“全文以‘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想，表达了‘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我的思路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堂。那时我们都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好奇、一无所知，一种世界观与美学观念就那样不费力地进入了我们的系统。一切都是可以被简化、有明确指向的，文章是有“中心思想”的，值得赞美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你要形容夜色的美，可以说像“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如果你在赞美谁勤劳，那么他就像是“辛勤的小蜜蜂”……日后，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淡化这少年时的影响。

20元钱一张门票，我随着稀稀落落的人群参观这留在少年印记里的大坝。在褪色的宣传栏里，我看到了共和国三代领导人的照片与题词。毛泽东的题词“赞成修建此坝”，保持着一贯龙飞凤舞的风格。那是1970年年底，中国亢奋而混乱。修建水坝，就像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样，曾是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展现自己力量的方式。

修建水坝曾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5年9月在胡佛大坝参观时感叹说：“我来了，我看了，我服了。”

它也是一个失落民族重新找回自信的方式，尼赫鲁在1954年看到楠加尔大坝及巴克拉大坝时抑制不住这样的豪情：“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

过去50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修筑大坝的国家，1949年时，15米高以上的“大型水坝”有8座，而到了1990年左右，已增至19000座，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美国的5500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