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于一个青年导演的好奇心，很快就拓展成为对一代人的兴趣。这一代人与我年龄相仿，却从属于不同的空间，他们不是我熟悉的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图书馆与互联网所构成的城市知识青年的世界，而是一种“混合了压抑和梦想”、“发展的冲动和失落的恐惧”的小镇经验。支持他们不断向前或者后退的力量，不是外省青年的野心，而是与生存现状的搏斗，他们要在不断变化的潮流中，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记得在汾阳的奇特经历。这座小城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着，除去喇叭里的音乐声，还有卡车、小轿车、摩托车的喇叭声，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它入侵你的耳朵、头脑，让你无处可躲。与噪音相伴的是，永远无法消退的尘土。在关上了车窗的汽车里，闭了门的酒店房间里，废旧的电影院里，都躲避不了，人们在尘土里、噪音里呼吸，行走、交谈，相爱、迷惘……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于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拆城的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此刻，汾阳的国有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9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分喧闹的破落的小镇，拥有和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5年中，能源的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的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一位本地人既感慨了财富的到来也感慨了污染的严重，“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在过去的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携，一些时候是幸运的，更多时候则是迷惘的。墙上的“文革”标语还未消退，淘金热潮就已到来。

在汾州大酒店的广场上，我等着安群雁的到来。像所有北方的城市的大排档一样，空气被熟食的味道、流行歌曲占据着。安群雁是一个有着14年婚龄的丈夫、13岁孩子的父亲，中国建设银行汾阳市常宏储蓄所的所长，住着一套105平方米的房子，对于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还算满意。他的浅蓝色衬衫没有规矩地放进皮带里，而是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两点污迹，衬衫里面是一件白色恤衫。他握手有力，笑容灿烂，像是邻家那位失散多年的憨厚大哥。在《小武》中，他扮演一位药房老板。

他谈起和贾樟柯小时共同玩耍的经历，他们午后在电线杆下听《杨家将》的评书，他将他此生唯一参演的电影称做“社会思考片”，因为他身边的人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这也是一部电影”，因为它看起来就和“每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这也是最初观看《小武》的大多数人的看法。“在那个时候，”贾樟柯后来对我说，“好像电影必须是演戏，一个县长早晨起床，喝橙汁、往面包上涂黄油。”

比起安群雁对于参与这部获奖无数的电影的兴奋，郝鸿建则显得冷静得近乎冷漠。他们两个都是贾樟柯整个少年时期的玩伴，在一起奔跑打闹的日子里，他们称自己是“三剑客”。郝鸿建黝黑、瘦弱，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他现在是派出所的指导员。在回忆他扮演了一位本地暴发户的《小武》时，他出人意料地说：“一点都不真实，《小武》是闹着玩的。”仿佛他毫不在意过往的经历。他坐了一会儿就离去了，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和安群雁都是在贾樟柯考入电影学院的1993年结的婚，孩子都十多岁了。

在整个山西的行程中，丁三都是我的同行者，我们在不知名的小巷里闲逛，那些破旧砖墙、午后的静谧，是小城少见的诗意的角落与时刻，我们路过了电影院与发廊，这里的录像厅在20年前一部接一部地播放着《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香港武打电影，传出的从邓丽君到罗大佑的歌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

丁三的本名是林晓寒，1974年出生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小乡村，他说他的家乡以“儒家礼教”和“生存条件恶劣”著称。他是个叛逆的孩子，熟读《史记》与陶渊明，最爱beyond的那句歌词“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他没有上过大学，在福建省的图书馆中国典籍与马克思政论文章进行自我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像很多外省的文艺青年一样，在中国人民大学周围游荡，和人谈论政治，寻觅漂亮的姑娘。后来，他做过4年生意，取得过短暂成功并最终惨败，最终回到他最擅长的写作领域。我是通过他的第一本书《蓝衣社碎片》认识他的。这本描绘了一群试图拯救民族却最终变成特务组织的年轻人的光荣与悲剧的作品，像是他的个人的情怀与雄心的流露。在很多时刻，他让我想起了胡宗南、戴笠的年轻时代，他们来自国家的边缘地区，却向往荣耀的中心，他们拥有才华与情怀，却缺乏顺畅的表达途径。

尽管，他度过少年岁月的福州与汾阳截然不同，但是他却对时代潮流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体会尤深。我们都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叠加与压缩式的体验中成长的，我们既匮乏，又丰富，在貌似多元的选择之下，是选择的单一化的程度在加剧。我们的父辈一代或许有着更险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但是意识形态给予了他们一种面对世界的稳定感。但是，自我们一出生，就是这些稳固消退与动摇的时刻，它真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出的感慨“一切坚固的烟消云散”。像所有世代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但我们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所左右，前现代与后现代被轻易地嫁接在一起，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息息共存，新技术与古老习俗并不排斥……

我们是商人，是公务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建筑工地里的木匠，田里的农民，流水线上的工人，街头小贩……但是我们分享了至少一种同样的感受——迷惘，似乎总是在一觉醒来，外部世界就改变了，我们总是难以构建一个明确的价值观。长期封闭后的中国，正又赶上了全球价值观的混乱，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到我们身上。

贾樟柯比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准确和勇敢地把握了这种情绪。观看他所有的电影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斯泰因对海明威所说的那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在汾阳的大排档里的小武的迷惘，与在巴黎酒馆里的海明威的迷惘，它们都是迷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贾樟柯形容他成长的感受：“北京是放大的汾阳，而巴黎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北京。”岁月很容易令人忘却最初试验者的勇敢，如今我们习惯了青年导演用纪录片式的手法拍摄中国，但倘若没有《小武》的尝试，谁会想到我们司空见惯的广告牌林立的街头、荒凉的车站和我们身边沉闷的朋友，会成为电影的主题？那些无序和迷惘，也理应被忠实地表现出来。

五

“他总是想把剧本写成本溪的王家卫。”顾铮如今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他这样谈起班里的一个学生，后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我是在一个下午，在中央戏剧学院旁的南锣鼓巷里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他的，31岁的他看起来仍像个羞涩的少年，书卷气十足，喝加了冰的可乐。在北京电影学院时，他是贾樟柯的同班同学，在最初的几部电影里，他一直是副导演。在那篇有着青春特有的动人文章《让我们一起拍部电影吧》里，他回忆起“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立的过程。

在一个星期三的夜晚，他和贾樟柯与王宏伟在观看了两部印象早已模糊的电影之后，感到异常的愤怒。这是积郁了很久的情绪，几年前他们还为陈凯歌的《黄土地》而心醉不已，但如今陈凯歌与张艺谋制造的异国风情与绚丽多姿已成为了套路，主要的导演都加入了仿效的行业，其中充满了虚伪和矫情。借着几瓶啤酒，他们三个人在宿舍楼的防火梯上谈了一夜，情绪莫名的亢奋，他记得贾樟柯的谈话里多了很多山西腔，不停地在说：“不能让这帮人瞎搞了，咱得弄点儿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点实在的东西。”而王宏伟则干脆摔了一个啤酒瓶：“不管，就是要拍。”这个夜晚的冲动，后来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难以忽略的一笔。

和王宏伟一样，顾峥不愿意回忆过去。一方面，回忆已经够多了，伴随着贾樟柯声誉的攀升，昔日年轻人的举动被赋予了过多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在亲密的合作之后，他们的轨迹早已不同。除去教书，顾峥也会给电视剧写剧本。他的学生偶尔会问起他《小山回家》、《小武》的拍摄，不过他发现，他们不是真的对此感兴趣，而是因为“贾樟柯已变得很有名”。

他相信贾樟柯有柏拉图所说的“政治家”式的能力，政治人物可以“通过编造情节影响普通人”，而贾樟柯则善于“编造情节使他的电影富有历史意义”。他在第一次看到《小武》的剧本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尽管他来自大城市上海，拥有一个从小就给他《切·格瓦拉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看的哥哥，但是他还是轻易地嗅到了小镇青年的故事：“突然之间，一个人的外部世界全部变了……我们都有过类似的感受。”

在北京现代城的电影院里，我见到了王宏伟。他是那个电影里总也找不准节奏的小武，据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总是慢半拍。他来自安阳，那个比汾阳大一些却在形态上差不多的城市。那天，他穿着肥大的短裤，脸上总挂着无精打采的神情。他说他：“不善于总结别人，更不善于总结自己。”他正忙于自己的一部新纪录片，讲述一支收割队的生活，几百辆收割机浩浩荡荡从山东开到河南，他在讲起这个场景时，眼睛里流露出少见的光芒。王宏伟不久前从奉节归来，在《三峡好人》里，他客串一个角色。但很显然，他真正期待的是拍出自己的片子，就像他说的“你不能期待别人会怎样，你应该期待自己”。

作为昔日的同学和长期的合作者，他们都相信贾樟柯还有一种过人的能力，他总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手中拥有什么样的工具，并知道如何使这些工具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赵涛是这一连串访问的最后一位。她本人看起来甚至比屏幕上更朴实。安群雁是贾樟柯的童年伙伴，宁竟同则目睹了他前途茫茫时的文艺青年片段，顾峥与王宏伟则和他一起尝试了电影的新形态，而赵涛则是贾樟柯日渐成熟的电影探索的合作伙伴，从《站台》到《世界》到刚刚结束的《三峡好人》，她一直是女主角。

在那个有点闷热的下午，她喝着柠檬茶给我讲述了她的经历。令人惊奇的是，我丝毫不记得她怎样看待贾樟柯，却记得她描绘的奉节景象。她说菜市场旁的石板路上，常年流着污水，特别臭，但是一旁就有人吃饭，在卖猪肉的摊位，因为地方太热了，又没有冰柜，猪肉就在案子上摆着，下面就是土路，大车走来走去，猪肉上爬满了苍蝇，来了个人买猪肉，卖肉的人叼根烟走过去，拿起猪肉“啪”地一扔，那些苍蝇就飞了……

一直到去年，赵摀还是太原一所舞蹈学校的老师。7年前，还是学生的她曾和昔日的一些同学，前往深圳世界公园做专业的舞蹈演员，她们的生活就像《世界》中一模一样。她记得当时在世界公园旁边有一条街，老师警告她们那条街全是毒贩和妓女，禁止她们过去……7年了，赵涛当年的一些同学还在那儿，她们早已发现那条街其实一点也不危险，但是她们的确已不想，或者不愿脱离持续了7年的生活，在那里跳着和7年前一样的舞蹈，而此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向巴黎去看真正的埃菲尔铁塔。赵涛还手舞足蹈地谈起了几天后就要在太原举办的班级聚会。

而我的头脑里一直闪现着深圳的世界公园和太原即将举办的那个小小的班级聚会的景象，这其中该蕴涵着多少昨日的希望和今日的失落，多少青春的欢乐和青春不再的无奈。我突然想起了《世界报》对于贾樟柯的一句评价，在翻译成中文后它显得拗口而生涩，却相当传神地把握住他电影中流淌的气质，而这气质正体现在赵涛的生活中，或者说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通过摄影机……捕捉到了一种身体之间交流的气息——这种交流所讲述的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述同样关键却大相径庭。他的导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兴报道，实际上却细致而有效：将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断贴近或疏离的运动关系中，充满活力地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世俗情感戏剧化。”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