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冲冲地去班加西尼里尤斯大学，这是利比亚最大也是排名最前的大学。当然，所谓排名，也就是在三家大学之间进行，还有两家分别在的黎波里和另外一个东部城市贝达。三家大学里面，只有这家大学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1977年，卡扎菲在这家大学公开绞死了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发表了批评他的言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商人易卜拉欣的表弟。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是一片沉寂，当然，这正是卡扎菲所需要的。

哈迈德就是这家大学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每次开车经过这里，他会指给我们看他当年读书的地方。听说我们要去拍他的母校，他也变得兴奋起来。

想去拍摄这所大学，除了因为曾经的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大学学术科研环境很有兴趣。

哈迈德每次讲起他的母校，一方面很自豪，因为毕竟这是利比亚最高学府，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告诉我学校里面他们看不惯的很多事情：

比如管理学校的，并不是教授学者，而是革命委员会的人。虽然不少老师很不错，很多是海归，从英国、德国留学回来，因为老国王是鼓励年轻人到国外学习，然后回来报效自己的国家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老师，根本就是依靠关系进来的。他的系主任，因为是革命委员会的人，所以很轻易地在这所大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每个学期都要学习卡扎菲的那个绿皮书，还要考试。如果通不过，你就不可能升级，浪费我们太多时间。”哈迈德每次提起绿皮书，总是显得愤愤不平。

想起前些天在酒店大堂遇到的一个女孩，刚刚从尼里尤斯大学农学院毕业的拉雅尔，那天，她一个人坐在酒店大堂上网，我走过去问她，是否会说英文，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些被访者。她很爽快地接受了。她的英文很好，原来中学时期，她在爱尔兰住了三年，读大学才回到了利比亚。

访问结束，我们聊起了她的大学生活，她很惊讶我知道绿皮书。我告诉他，十年前，我就买过，随便看过几眼。

“你知道吗，我们大学生用的可不是你买到的那本薄薄的，我们有专门为我们准备的绿皮书，很厚的。”

“是不是考不过就要留级？”“应该是的，我就有同学没有考过，留级了。不过我自己，虽然那门课很闷，我从来都不去上课，但是我考试还是通过了。要看老师，有的老师还是很好的。”拉雅尔俏皮地耸耸肩膀。

车子到了校门口，被一个校工拦了下来，他说，能不能够拍摄，要请示上级。他拿出电话，讲了几句。哈迈德告诉我们，需要等待。我告诉哈迈德，我只不过是要几个空镜头，也就是几分钟的拍摄时间，我不想坐在车里面浪费时间，不如到校门对面的马路拍摄就可以了。过去这些天的经验告诉我，等待，可以是几分钟，也可以是一个小时。

不过哈迈德还想继续努力，他觉得，拍摄校园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不如等等。摄影师拿着机器去了马路对面，这是我们一贯的工作风格，不想浪费时间，也作好最坏的打算。

这次很快，五分钟之后，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开着一辆白色的车子来到门口。一下车，他就对着站在车边的哈迈德，指着马路对面的摄影师大喊大叫。从他的身体语言，我猜出了大概的意思，那就是不要拍。当然，摄影师和我不会理会他。在我们的理解中，既然不能够在你的私人地盘拍摄，那么我到校园外的公共场合，拍摄哪里，那是我的采访自由。

看到对方越讲越大声，甚至要对哈迈德动手的样子，我下车和他理论。对方正眼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向马路对面的摄影师招手，意思让他过来。哈迈德说，是要我们一起去办公室，接受盘问。

最后，哈迈德和这个凶神恶煞的类似主管的人物开车去了办公室。十分钟之后，哈迈德带着这个人开车回到校门口，对方脸上的凶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的诚惶诚恐。

“他要向你们道歉。”哈迈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对那个男人伸出来的手，不知道如何回应。

握完手，等大家上了车，哈迈德开始告诉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情：“经理原来是我伯父的朋友，所以，没事了。那个人还啰啰嗦嗦讲我们，结果被经理一句话挡回来。”

“经理怎么知道谁是你的伯父？”我很好奇。“因为这张证件。”哈迈德在前些日子申请了一张军人证，虽然写明是志愿者，但是可以随身携带武器，“他知道了谁是我的爷爷。”哈迈德的爷爷，是目前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也因为这样，哈迈德才非常容易地拿到了这张军人证。“为什么看证件就知道谁是你的爷爷？”

“你看，”哈迈德指着证件上的一串阿拉伯字，“这是我父亲的名字，哈里法，这代表我们家族。”

看到我明白了为什么，哈迈德叹了口气：“我爷爷让我不到紧急时刻，不要拿出这张证件，因为不想让别人对我有特殊对待。所以我总是出示这张证件。”他指指另外一张新闻中心发出的翻译证，“但是这次算是紧急情况。”

“我知道这样不好，卡扎菲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还是有很多人，用卡扎菲时代的方法做事情。”

我回想起白衣人最后那种诚惶诚恐的表情，可以想象到，在这个国家，只要有特权，是可以如何的畅通无阻，而一般的民众是如何的惧怕得罪了这些特权阶层。

没有拍成校园，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之前已经采访了几个这所大学的教授、学者。

第一天到酒店，在电梯口，看到一张英文的通知：“利比亚第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记者会。”看了一下时间，可惜，已经错过。通知上标注，进行民意调查的，是尼里尤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

大学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来说，往往要比那些商业性的调查机构来得更加独立和严谨。不过在利比亚，很好奇民意在政府决策中，到底可以有多大的影响力。

班加西的出租车司机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卡扎菲向他的部长布置任务，去调查一下，如果我要把所有的利比亚人都杀了，大家是否同意？”过了几天，他的部长向他报告，“百分之一百的民众表示，同意您的决定，他们只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吊死，还是等待您来执行？”

很快，有了第二次民意调查结果。上次是关于是否接受利比亚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结果是一面倒的反对。这次调查的话题，是关于是否接受外国地面部队。调查的城市除了上次的六个东部城市之外，增加了一个已经被反对派控制的西部城市米苏拉塔。结果比上次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到外国地面部队的规模，他们所从事的任务等等。

记者会上，纽约时报的记者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民意调查是否得到过渡政府的资助？对方回答，完全独立，因为希望能够通过独立与科学的方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值得信赖的民意。

“民意调查，在过去我们也做过一些，但是主要集中在经济民生。”在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里面，我采访了法特，这个研究中心里面最年轻的学者。“比如，离婚的平均年龄。如果涉及到贪污腐败，以及其他批评政府的政治课题，就不可以了。”

“会有怎样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很可能会被抓起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偷偷地做了一些，只是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选项，也不能有任何的结论。”

“那么被访者，现在和过去有分别吗？”“有很大的分别。这次很明显感受到被访者的参与性很强，调查起来容易得多了。”最新的这次民调，他们调查了2700个被访者，六成多的被访者回答了问题。

“那么作为学者，现在和过去的分别呢？”“自由多了，终于可以放开提问，也可以放心地根据结果来做出我们自己的分析了，这在过去是不可以的。而且，终于可以涉及到那些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了。”

“是不是希望未来，学术界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当然，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独立的角色，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意见。”

他们接下来的课题，是调查民众的政治倾向。这个课题，对民众来说，是第一次审视自己，对这些学者来说，同样也是第一次，因为在过去，只有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分。

告别的时候，法特告诉我，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有不少朋友。“那么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而且我相信，他的朋友们听到他的这些话，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准时赶回酒店，为的是看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演讲。让摄影师去拍摄当地人看电视的情况，兜了一圈，结果发现，没有太多人关心。电视机屏幕里面，奥巴马在那里声情并茂地演讲，这里的人们喝着咖啡，聊着天，而平时，当电视播放前线战况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暂停聊天，专注地看着电视机。

这就是现实。这里的人们只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和奥巴马无关，虽然他们也知道，利比亚还需要美国的实质支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到现在也不愿下台，并且仍然掌握着兵力和财力的卡扎菲，过渡政府和反对卡扎菲的人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够支撑下去。

2009年，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发表他的第一份中东政策讲话。他说，他听到人民的诉求，他们要自己选出领导人来，他们要在国家生活中发出声音。但是，两年过去了，直到半年前开始的中东北非变革，从中也看不到奥巴马政府站在了阿拉伯人民一边。

当埃及民众站在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还在犹豫，如果劝说穆巴拉克下台，是否会导致美国少了一个坚定的同盟；当也门总统萨利赫一次次推翻自己的诺言的时候，美国也在犹豫，也门是不是会被宗教极端主义绑架；当巴林的什叶派遭到镇压的时候，美国一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方面担心是伊朗在背后挑拨，另一方面也顾忌得罪沙特以及巴林这两个盟国；即便是利比亚，美国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而叙利亚，直到演讲前一天，美国才宣布对总统阿萨德进行经济制裁。所有的这些让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会站在统治者一边。就连不少统治者也这样相信，并且决定和人民对赌一把。

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希拉里的开场白，还是奥巴马的演讲，那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那一句句普通民众的心声，确实是打动人心的。所有这些，都是希望能够让阿拉伯世界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们相信，正如奥巴马在演讲中所说：“我们站在突尼斯小贩一边，而不是站在权力一边。”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美国不会因为短期的利益受损，而忽略了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长期的改变。也显示美国终于看清楚了，这场阿拉伯的革命，不是某个团体、某种宗教的力量，而是来自于人民对于幸福、自由以及尊严的追求。

如果说，奥巴马对突尼斯、埃及的讲述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他谈到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则是现实的。他提出了美国的最新立场，根据1967年和平条约划定的国界线来进行谈判。他提醒双方，国际社会已经厌倦了周而复始的斡旋，以色列要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必然性，巴勒斯坦呢，当哈马斯和法塔赫签署了和平协议，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依然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那就无法展开以巴对话。

奥巴马说：“美国和以色列是朋友，正因为是朋友，所以要和朋友说实话。”面对这种苦口婆心的表述，如果对方真的是朋友，即便初听起来逆耳，至少也会慢慢回味。

当阿拉伯世界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个体的时候，政权需要通过改革接受这种改变，不同国家也需要通过外交政策的改变来面对这种改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天访问美国，不知道这对朋友，当他们从白宫走出来共同面对媒体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