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没有下过工夫研究北大的校史。可是我多少年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曾在许多座谈会上讲到过，也曾对许多人讲到过，曾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至少还没有碰到反对者。最近在《北京大学校刊》1997年12月15日一期上，读到萧超然教授答学生问，才知道，冯友兰先生也有这个意见，而且还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也没有听他亲口谈过。郝平书中讲到，北大前校长胡适之先生也有过完全一样的说法。我现在斗胆说一句妄自尊大的话，这可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究竟是什么意见呢？就是：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第一，中国尊重历史，寰宇国家无出其右者。第二，中国尊重教育。几千年来办教育一向是两条腿走路：官办和民办，民办的可以以各种名目的书院为代表。当然也有官办的书院，那就属于另一条腿。在办教育方面，多数朝代都有中央、省、府、县必须说明一句，这三级随朝代的不同而名称各异几个等级的学校。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构，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机构。这个“最高学府”名称也不一样。统而言之，共有两个：太学和国子监。虽然说，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始设太学。但是“太学”之名，先秦已有。我在这里不是专门研究太学的历史，详情就先不去讲它了。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始设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又改为国子学。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代因之，一直到清末，其名未变。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过去将近二千年的历史上，改朝换代之事，多次发生。要说太学和国子监一直办下去，一天也没有间断过，那是根本不能够想象的，在兵荒马乱，皇帝和老百姓都处于涂炭之中的情况下，教育机构焉能不中断呢？但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这种中断只是暂时的，新政权一旦建立，他们立即想到太学或国子监。因此，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二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我姑名之曰学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不管最高统治者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头脑里都有教育这个概念，都有太学或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连慈禧和光绪皇帝都不例外。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以上说的可以算是冯友兰先生、胡适之先生和我自己的“理论”或说法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强词夺理，也没有歪曲史实。研究学问，探讨真理，唯一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唯真是务。我抱的正是这样的态度。我决无意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的荣衔。一个大学办得好坏，决不决定于它的历史的长短。历史久的大学不一定办得好，历史短的大学不一定办得不好。无数事实俱在，不容争辩。但是，我也算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说尔。

按照目前流行的计算法，今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在北大无疑是一件大事，在全中国，无疑也是一件大事。在这样吉祥喜庆的日子里，郝平同志把他这一部心血凝成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拿出来献给学校，献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献给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作出了不同程度贡献的北大校友们，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之举。我相信，这一部书一定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的。

我在这里还想加上一段决非“多余的话”。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国主义。例子不用到远处去找，在我上面讲到的“学统”中，在北大遥远的“前身”中就有。东汉太学生反对腐朽的统治，史有明文，决非臆造。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到了明末就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使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演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京大学创办以后，一百年来，每到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键时刻，北大师生，以及其他大学的师生，就都挺身而出，挽救危亡。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一段历史占了北大百年历史的一半，北大师生爱国之心未曾稍减，此事可质诸天日，无待赘述。

现在距北大百年校庆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据说今年从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回母校参加校庆的校友，数量将是空前的。这种爱校之心与爱国之心，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完完全全是相应的。这种心情与中国二千年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完完全全贯通的，它预示着我们伟大祖国未来的辉煌。

现在有两本书摆在全校师生，全体校友，全国和全世界关心北大的朋友们的面前：一部是郝平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部是萧超然教授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前者告诉我们创业维艰，后者告诉我们照亮北大百年漫长道路上的星光。无前者则不会有后者，而无后者则前者也是徒劳无功的。两部书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整体，为我校校友增添了无量欢悦，为想了解北大的人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再过两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我相信，我们北大全校同仁和同学，受到这一次校庆的鼓舞和激励，怀千岁之幽情，忆百年之辉煌，更会下定决心，乘长风，破万里浪，前进，前进，再前进，为我们伟大祖国再立新功。

漫谈书院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官，一私。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建为主，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其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从唐、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历史，书院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要谈中国教育史，要研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须着重研究书院制度。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的就有十一所，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庐山国学，人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就有关于庐山国学的记载。总起来看，聚众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书院源于东汉的“精舍”或者“精庐”，实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应运而起。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为白鹿洞书院。除白鹿洞书院外，接着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包括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唯阳书院等，时有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发达，始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来朱熹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书院之所以发达，原因不外以下诸点：理学发展，而书院教学内容多为理学；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出书快而多的条件，而书院又以藏书丰富为特点。因此，书院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书院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间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又得以复兴，至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极盛。明代书院由衰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学，他们就在所到之处创建书院。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在这个书院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当然要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太监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从东林，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进行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令各省会设书院，属官办性质。以后发展到二千余所，数量大大超过前代。由于书院多数由官方操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活动。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带有私人性质的书院，晚清的许多著名学者就在其中讲学。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可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书院这种形式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办学。

这样的书院制度有些什么特点呢？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对中国书院的特点作了如下归纳：(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2)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3)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5)师生关系融洽。

上述概括当然不是最后的结论，随着书院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书院特点的认识，也将随着史料的逐步丰富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比如在组织管理方面，书院就有很多特点：管理机构一般比较精干；经费来自多种渠道，书院能独立自主；学规则灵活多样，能寓教于管等等。这中间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文得学养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工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著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一段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谈东方文学

一

近几年来，在广大的读者中间，特别是在文学爱好者中间，更特别是在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对东方文学的爱好日益强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一个东方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出于对东方文学的偏爱才有这样的意见，而是因为为了纠正过去的偏颇，让中国的外国文学爱好者能够全面地理解外国文学，达到借鉴的目的，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才热诚赞颂这种新风。

为什么说是纠正过去的偏颇呢？我说的偏颇是指抬高西方文学，贬低东方文学。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实事求是地看一看，谁都承认这种偏颇是存在的。在一些文章中，特别是在一些谈话或讲演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读到一些有意无意贬低东方文学的论调，特别是在个别的在文学界比较负责的同志们的言论中，有这样的意见，其影响更大，更有害。我并不想提倡“东风压倒西风”，我只是想给东西方文学各以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让读者们真能兼容并蓄，吸取必要的营养，如此而已。

回顾一下将近一百年来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是颇有启发的。林纾介绍的外国文学几乎全是西方文学，其中并无深奥不测的原因：林纾自己，我想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东西方的概念，只是同他合作的人都是通英法文的，林纾必须仰仗这些人才能翻译，其结果就是他所介绍的都是通过英法文而译出来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林纾在天之灵有福了，我们直到今天还要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