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墉
|类型:生活·百科
|更新时间:2019-10-0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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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我想起墨西哥人的“牵亡节”,那一天晚上,像办庆典一样,大家拿着蜡烛、火把,从坟场出发,一路唱歌,把亡灵引导回家。
死在外地,甚至死在本地的人,都要引领他回家,为什么那丧生异域的女孩子,家人反而把她留在那儿?
或许他们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观念吧!
记得有一年,去瑞士的惹麦特(zerme),在那终年覆着白雪的麦特杭峰下,看到一个墓园。
“都是攀峰失事,死在这儿的。”导游说,“埋在他们爱的地方,真是葬得其所。”
也记得俄籍犹太人,著名的考古学家卡雅,以她毕生之力,研究玛雅文字,死了之后,就葬在危地马拉。
还有一对在非洲,一生以保护黑猩猩为职志的美国夫妻,我忘了他们的名字,只记得当地人以黑猩猩为佳肴,大量猎杀、走私黑猩猩,这对夫妇却想尽办法阻止。
先是丈夫遇害,接着妻子也被谋杀。
他们的遗体都没运回美国,而葬在了当地的一个山头。
在电视上看到这段专题报道,有个画面记得很清楚——
一个高高圆圆的山顶,镜头拉开,下面是非洲广大的草原和森林,旁白淡淡的,没有任何哀伤:
“他们爱这里,以这儿为家,相信这正是他们最希望的长眠的地方。”
更妙的是,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向往某些地方,没能一游,死了之后还要实现那愿望。
不久前,美联社就发了这么一则新闻——一个活着的时候,身体不好,难得远行的女人薇拉,七十八岁死了之后,遗愿是把她的骨灰撒在世界各地。
她的儿子果真实现了母亲的遗愿,他把母亲的骨灰装在塑料袋里,寄给了美国五十个州政府和世界各国的邮政总局局长。
每个地方居然都慎重地安排了撒骨灰的仪式。艾玛拉的印第安人,把骨灰撒在安第斯山的湖中;泰国人把骨灰撒在朱帕拉雅河;南美一个孤儿院的修女,把薇拉的骨灰供奉为保护天使;亚拉巴马州政府则把骨灰撒在州议会的花园里。
与这位老太太遭遇相反的,大概要算是那些深海沉船的死者了。
“泰坦尼克”号的残骸里,不知留有多少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前,当有打捞公司表示,现在已经有能力把“泰坦尼克”号捞起来的时候,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却极力反对:
“他们已经安眠在那里几十年了,就别去打扰死者的安宁了吧!”
还有珍珠港事变,被日机炸沉的“亚历山大”号战舰,一千两百七十七位官兵随着沉船葬身海底,虽然只是沉在浅海中,却也没被打捞。留在那儿,世世代代,供人凭吊。
更典型的是“9·11”,纽约世贸中心,轰隆几声巨响,几千人的尸骨,在那高压高温之下,竟然消失了踪迹,虽然经过人工挖掘,一点一点筛选,只见许多首饰,却无法找到那些金饰的主人。
“他们已经随着空气消逝。”有家属感叹着说,“与其留给我们不完整的残骸,不如留给我们在空气中更完整的思念。”
美国慈善团体的悼亡抚恤,也不分国籍,死者家属都能领到补偿。
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说得好——“只要是在这次灾难中牺牲的,都是我们的同胞。”
想起与母亲生前的一段对话——
“我死了,就别运回台湾了,葬在家附近,还能随时回家看看。”九十多岁的老母说。
“好!那就把老爹的骨灰从台湾运来合葬。”我说。
“何必呢!入土为安,人死四十年了,他在那儿也住习惯了,何必去打扰他?就各住各的吧!”老人家笑笑,“我跟他啊!生籍一样,死籍可不同。”
“什么是生籍、死籍?”
“你生在那儿,就是那儿的人,这是‘生籍’。”老太太居然笑得挺开心,“死在那儿,就是那儿的人,这是‘死籍’。”
母亲去世两年了,总想起她生前那句话:
“没什么死在异乡这回事,死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故乡!故乡!亡故时的家乡就是故乡。”
追梦的下一代
“我想,如果不努力,
我也会和父辈一样,
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
贵州
由台北飞香港,翻阅机上提供的杂志。
《六十年后,你能拥有什么?》
美国《读者文摘》上的大标题吸引了我。
文章是个湖南青年写的,说他小时候住在乡下,有一天来了位年轻的实习女老师,跟孩子们聊天、讨论,相处十分融洽,可惜那老师只能教一个月。临走时,老师给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六十年后,你能拥有什么?》。
有同学看了题目后笑道:“我能拥有什么?可能就是抱着孙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
作者则说:“我想,如果不努力,我也会和父辈一样,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是在那年轻老师的激励下,孩子们发愤读书,大多数考上大学,而今有些做了公务员,有些出国,有些做了研究生。
文章写得十分感人。但我合上书,心想:如果每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只想着离开家,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么,家乡的土地还有谁照顾呢?
接着到贵阳的一所大学演讲,我就提到这篇文章,说:我们不能只是想着离开穷苦的家乡,到城市过好日子,而要想,有一天从政,能改善家乡的建设;有一天从商,则回乡投资,积极地使家乡的人能过得更好。
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然后为读者签名。有个男学生没拿书给我签,只递过来他的笔记本,握着我的手有些腼腆地说:
“对不起!我没钱,买不起您的书,但是笔记本上写了您说的话。”又接着一笑,“您说的,在我们发达之后,要回到故乡建设,我懂,也同意,但是我不感动。因为今天,我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北京
“右眼角膜穿孔,时间太久,已经完全失明了。”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为我带去的贵州女孩孙长珍检查之后叹口气,“没救了!”
“为什么会穿孔呢?”我问。
“因为生病和营养不良,譬如缺维生素钾,造成角膜溶解,这在穷苦农村是很普遍的。”
所幸,女孩的左眼虽然也近失明,但是经过同仁医院最先进的治疗与矫正,几天之后,居然恢复到了04的视力。
这个来自贵州山村的小女孩,刚到北京时,来了初潮,把车子椅垫弄得全是血迹,又因为坚持自己洗衣服,不会用水龙头,淋得一身冷水,而半夜发高烧。但是视力一恢复,突然之间就像变了个人,原来的怯懦全不见了。
在北京的最后一晚,她整夜看电视,说这是第一次看清电视,又抬头对我说:“刘伯伯,我看到您了。”
“你还要来北京吗?”我问她。
“当然!我要好好念书,到北京来,永远不再回乡下。”
打电话给个北京的年轻作家。
是位老先生接的:“他不在,不知道!”语气很坏。
跟着接到那年轻男孩的电话,直道歉:“对不起!在我爸爸眼里,我是浑蛋,我的朋友也都是浑蛋,他以为您是我那票朋友之一,所以不客气。”
“你那票朋友怎么浑蛋呢?”我好奇地问。
“都是搞艺术的。”年轻人一笑,“您可别多心,因为我爹我娘都是医生,我妹妹也是医生,只有我写稿子,在他们眼里,我是不务正业。”
上海
接受上海一家电视台的访问,在一家咖啡馆的楼上。
那是栋老旧建筑改装的,布置真有味儿——一楼摆着清式的牙床、鸦片榻,墙上挂着长长的水烟袋和鸦片枪。走上吱吱呀呀的木楼梯,只见满屋子都是锦绣的垫枕,中间一个沙发,坐下去,不但“陷入”,而且差点撞伤我的尾椎。
只见店主跑上跑下地送茶。但是访问一开始,他就不见了,等节目结束,走下楼梯,才发现那个大男生已经躺在牙床上打呼噜了。
“别吵他,听说他昨儿晚上一夜没睡。”节目制作人比个“嘘”的手势,“他搞乐团,摇滚的。”
“显然很赚。”我说,“所以能开这么个……”
“得了!赔死了!是他爸爸有钱。”
台北
晚餐后,和儿子一起去诚品书店地下室,看知风草文教协会的展览。
刚开完记者会,场上还摆着一排又一排的椅子,居然全是从附近小学借来的小桌小椅,十分有创意。
“对不起!想下午人会太多,所以现在才来。”我对负责人杨蔚龄说。
“您猜错了。”杨蔚龄一笑,“才来了三个媒体记者,还有一位是以前的老同事。”
我吓一跳:“怎么可能?”
“就是可能,因为我从事援助柬埔寨学童的工作,不本土、不精彩,也不煽情,记者不感兴趣。”
我看着墙上一幅幅照片,有被烧伤、下巴粘连着胸口的小女孩,有被地雷炸断双腿的小男孩,还有杨蔚龄抱着伤童的画面。
二十多年来这位美貌的才女,放弃人人羡慕的空中小姐和副刊主编的工作,加入宝岛“一一九”的急救,再进一步,到达战火未熄的柬埔寨,创办侨校。因为在台北的救护车出车祸,又在柬埔寨翻车,加上长年在穷乡僻壤奔波,弄得浑身是伤病,但她说:
“这样才活得有意义。”
在《天下杂志》的《梦想三○○·迎接阳光世代》专刊上,看到一个瘦削的、戴着眼镜、套着毛线帽(据说里面理个大光头)、穿着两层夹克的大男孩。
文章说,北京大学毕业的胡佳,原本可以过舒适的小资生活,但是他选择了一条拓荒的道路。
可不是嘛!
北京大学经济系,这是亿万祖国大陆青年梦寐以求的啊!
但是胡佳在同学们纷纷搭上“发财列车”时,去了河南的艾滋病村帮助病人、内蒙古的恩格贝沙漠种树,还到青藏高原参与反盗猎行动……他因为过度操劳,染上肝病。
胡佳的父母是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直到三十六岁才生下他。
我不知道,他的父母会为胡佳喜,还是忧?骄傲还是失望?
参加大学同班的同学会,有人提到在报上看到我儿子演《白蛇传》实验剧的照片,又有人说看到刘轩拍的电视广告。
“甭提了!甭提了!气死我了。”我挥挥手,“哈佛念了七年,博士班才毕业就跑回台北,演戏、拍广告、办音乐会,最近居然在拍立体电影,真是不务正业。”
“笑话!”好几个老同学叫了起来,“你以前不是就演戏、拍电视专题吗?你太太在学校不是也演舞台剧吗?你儿子就像你,你骂什么?”
纽约
一对牙医夫妇来聊天,太太一进门就谈她最近收藏的几尊北魏的佛像。
她确实爱艺术,二十年前买下我一整套的册页,最近连我挂在自己门厅的作品,都禁不住她的“磨功”,而成为她的收藏。
“倒退三十年,我要学艺术。”她拍拍旁边的丈夫,“你说对不对?”
“对!”她丈夫大声叫道,“如果人生能回头,我要当魔术师。”看大家不信的样子,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个硬币,一下子就变不见了。
可是没过几天,那牙医太太打电话来,直叹气:“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儿子好不容易拿到律师执照,我又给他安排好律师楼实习,他居然说他不爱法律,要当专业摄影家……”
接到高中同班同学汪恒祥的电话,也一开口就骂儿子:
“你知道吗,我儿子大学毕业,他不接我的事业,却跑去从军了,到海军陆战队,一心想去伊拉克打仗。”突然又大声喊,“我是反战的耶!他居然想去参战!”
我笑了笑,问他:“你高中是怎么半路被勒令退学的?”
隔了好几秒:“打架。”
我又问:“你以前从英国回台北的时候,被警总的人破门搜查,是为什么?”
“因为搞民主运动。”
我笑笑:“你又何必骂你儿子呢?他只是有乃父之风罢了!”
宴会上碰到美华防癌协会的会长。
“儿子在非洲好吗?”我问。
“好什么?!在非洲刚忙完,又去了西藏。”
大家都知道,她儿子杰出极了,被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录取,而且直攻医科。但是念到一半,突然跑去非洲救治艾滋病患者,现在则去了西藏,说要帮助偏远地区的藏胞。
“我打算亲自去把他抓回来。”会长摇着头说,“太伤我和我丈夫的心了。”
我没多说,只是把话题带开:“谈谈你吧!你有什么计划?”
她笑了:“当然是帮助救治美国华裔的癌症病人哪!最近还要去上海、广州演讲,把美国防癌协会的经验介绍到中国。”
“真好!你和你儿子都在做好事!”我说。
结语
贵州、北京、上海、台北、纽约。绕过半个地球,我发现每个地方、每个年龄层的人,都可能有不一样的价值观。
贵州的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最接近——他们要走出去,走出贫穷、走向富裕与成功。
北京和上海的亲子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却愈来愈大,因为那些做父母的都由早年的艰困中挣扎出头,他们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一样奋斗。
但孩子不一样,他生于小康,长于富裕,有自己的视野、自己的理想。
台北和纽约的年轻人更不一样了,许多人好像过腻了好日子,主动走向沙漠、走向山村、迎向人生的苦难。
于是许多父母抓狂了。
只是,细细想想,那些孩子“表现”的,不正是他们父母年轻时的样子吗?父母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梦想,走“赚钱成功”的道路。
但孩子不一样,他们是追梦者。
我常想,世界就是个圆,贵州的孩子走向北京、上海,出了国,成了家,立了业,可能他们的孩子又带着父母留下的钱财和栽培出的高学历,走回贵州山村的穷乡僻壤。
我也常想,一家人就像一起登山,父母可能由山脚,胼手胝足攀到半山,在山腰生下孩子。他们总对孩子说以前的辛苦,希望孩子也从山脚爬上来。
但是,孩子说:“我要往上爬,何必往回走?”
想起香港《明报》载罗大佑医学院毕业,在执业一年多之后对他父亲说的话——
“如果要我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下半生都不会快乐。”
于是他去搞音乐,而且有了“民歌教父”之称。
想起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说的。
当他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做校长的父亲还希望他改行。
但李安继续电影事业,成为享誉国际的大导演。
想起美国第二任总统杰约翰·亚当斯一七八○年寄给他太太信中说的话:“我必须学好政治和军事,好让我们的儿子们有余裕的时间学数学和哲学。儿子们学好数学、哲学,好让他们的儿子们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和雕塑。”
子女该回头走我们走过的艰苦道路,还是走他们自己的路?
他们会不会是我们的翻版,却有幸把我们梦想的东西实现?
总是爱漂泊
“村子里大家都出去了,
我怎能不走?不走会叫人瞧不起的;
不走,你叫我在村子里怎么抬头?”
少年
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去纽约深山探视上音乐营的女儿,从车上抬下一包包卤味,塞进宿舍公用的冰箱。
“营里东西做得奇难吃。”太太说,“又不敢多带,因为冰箱太老旧,不够冷。”
走进女儿房间,地板吱吱呀呀地响,那是以前农场鸡舍改装的,连个柜子也没有,更不用说冷气了,才进去一下,我已经满身大汗,还有——暗暗的心酸。
利用周末假期,带女儿到离营一个小时车程的风景胜地镜湖,住在希尔顿,连着吃了两顿大餐,补偿她在营里总吃不饱的遗憾,又带她上街逛逛,问她要买点什么。
女儿都摇头,却盯着店里一个个小纪念品看,突然见她蹲了下去,接着妈妈递给她一张面纸。
“眼镜出问题了吗?”我问。
妈妈使了个眼色,张嘴没出声地对我说:“哭了!”
回旅馆的路上,我拍拍女儿:“既然营期已经过了一半,有不少收获了,舍不得爸爸妈妈,就提前离营,跟我们回去吧。”
却见小丫头一扭头:“no!”
宴会上遇到一对多年不见的朋友。
“我们现在是空巢期了,所以又常出来应酬。”那太太说,“三个孩子,白养了,全去了西岸,一个念加大,一个念斯坦福,还有一个在好莱坞打工。都怪我太惯、太宠他们了。”
“你太宠他们,他们应该离不开啊!”我说,“怎么一下子跑那么远呢?”
“笑话!”朋友笑了起来,“你没注意吗?愈是宠小孩,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的,那小孩跑得愈远,是他们不得不跑,否则长不大。”
儿子打越洋电话:“爸爸,你一定要看迪斯尼的《海底总动员》,很好看。”
于是租了光碟回家。电影演一只小丑鱼的单亲爸爸和他的孩子,孩子去上学,不小心落入渔人的网里,进了人家的鱼缸。鱼爸爸九死一生,终于找到孩子,救出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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