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回到上海后的那个冬天，我家的楼梯有点拥挤。

家里人都陆续回来了。为了补偿多年来在外面对这个楼梯的想念，每个人登楼时都故意把脚步放重。“嘭、嘭、嘭”，觉得这下终于踩实了，不在梦里。敲门声更多，一听到，家人又会“嘭、嘭、嘭”地冲下楼梯去开门。然后，好几个客人的脚步声就传了上来。

有客人来，妈妈又要去擦拭楼梯扶手了。但下去两次，都笑着上来。原来那么多人穿着肥肥的棉袄上上下下，早就把扶手擦得纤尘不染。

妈妈故意拿着一块雪白的新抹布去擦拭，上来后把那块抹布塞到我眼前，说：“真是，连一丁点儿的污渍都没有。全是衣袖磨的，快要磨成紫玉水晶了！”来得最多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爸爸与他们见面，完全不存在“劫后重逢”的喜悦，而是非常尴尬。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进门就冲到爸爸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老余，那次批判会上我失手推倒了你，是造反派强要我……”爸爸这才明白，现在单位里已经反了过来，在查他受十年迫害的事。

“那次是我自己没站稳。”爸爸说。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一起来的赵庸笑着对络腮胡子说：“只要老余不揭发，你也就没事了。”爸爸没有把头转向赵庸。

赵庸靠近爸爸一步说：“一切都是那个黑边眼镜的事，虽然他早就下台了。这次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份他迫害你的事实，你签个名，我们交上去，就可以逮捕他了。”说着把一叠材料塞到爸爸手里。

这时爸爸才转向赵庸，说：“就是那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我并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揭发我呀。”说着，爸爸抬起手来，把赵庸刚刚递给他的那一叠材料撕了。当时的纸质很脆，那么厚一叠，他撕得一点也不吃力。他撕得很慢，也很轻。边撕，边嘟哝：“材料，材料，总是材料。”赵庸失神地看着爸爸的动作，没有阻止。他知道今天讲不成什么话了，但临行又回身对爸爸说：“那个阿坚，吴阿坚，他也在‘文革’中受了苦，托我……”没等他说完，爸爸就打断了他：“已经托了六个人来说过了。你转告一下，我不会揭发他，说到底也不是你们的事。”过了几天，又有三个人敲门找爸爸，说是区政府来的，还给爸爸看了介绍信。他们说，爸爸是单位里受迫害最深的一位，现在拨乱反正，希望爸爸能够负责单位的清查工作，清算造反派，然后把全部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

爸爸说，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又生过肝炎，身体不好，希望提前退休。来的人反复劝说，爸爸就叫妈妈把抽屉里的病历卡拿出来给他们看。

一个月后，那个络腮胡子又来敲门，一次次感谢爸爸对他的原谅，使他免于处分。从他嘴里知道，那个黑边眼镜最近已经被正式开除，由公安局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单位的清查工作由赵庸负责，而单位的领导人则是选定了吴阿坚。爸爸因病提前退休的申请也获批准，过些天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爸爸随即抽出钢笔写了一张字条，叫络腮胡子带去。条子上没有写吴阿坚和赵庸的名字，只是光楞楞的一句话：“感谢批准我提前退休，我不会来参加任何仪式。”爸爸的事，总算了结了。

那天，敲门后踏上楼梯来的，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在楼梯上轻轻讲了几句话，祖母听得并不清楚，却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是安徽话。

两个陌生男人一上楼就认出了祖母。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一份东西，打开，然后对祖母说，他要朗读他们市委为我叔叔“平反昭雪”的文件。

读完文件，他们两个坐下，掏出香烟点了起来，准备说话。看到祖母对着飘过去的烟雾皱起了眉，他们立即把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还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开口说话，嗓门很响，中气十足。他说，我叔叔“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不仅技术精湛，而且道德高尚，为捍卫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慌忙看了一眼祖母。

年纪轻一点的好像看出了我的不满，抢过话头说：“这次的平反工作是江斯达书记亲自领导的。江斯达书记一再指示，余志士先生作为一个上海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安徽大地……”听到江斯达的名字我又看了祖母一眼，但祖母好像没有听到。她此刻的眼神，涌动着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她，已经八十四岁。

两个陌生男人也看到了祖母的这种奇怪眼神，怕出事，连忙停止对叔叔的歌颂，改口说：“老太太，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祖母显然没有被“新长征”感动，抖着嘴唇开始说话：“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什么时候？”“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那你们走吧。”祖母说罢，站起身走进了里间。

事情确实很不容乐观。没过多久，那位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这一来就麻烦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毛泽东决策的，于是什么也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谁否定，谁就被“清查”。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而且和我爸爸十年前遇到的麻烦完全一样：这句话的主语是谁？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转身以“石一歌”的笔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姓孙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一些“伪斗士”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觉得这未必是北京的决定，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每星期都写一封寄出，这是我已故的叔叔给我的训练。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幸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一批“伪斗士”，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劫后余生的文化名人都参加了。很多老人见了我都会说一句：“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勇敢！”不知他们听说的是哪一段。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这年我三十三岁。

坐长江轮回上海，我在甲板上看着橙黄色的江水作出决定，不赶“秘书长”之类的热闹了，还是返回安静，埋头继续奉化半山老楼的读书计划。

那时读的是中国古籍，现在有了开放势头，应该增读世界人文经典，为自己补课，也为中国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