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我一个人坐下，盘算着什么时候下山搜罗一点耐饥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正因为轻，把我吓着了。

更让我发怵的是，破门又被轻轻合上了，传来更轻的走楼梯的脚步声。

再一听，好像不是脚步声，只是老楼梯的木头在自个儿咯咯作响。

我把自己的房门推开一条最小的缝往外看，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间走来。我立即转身把自己贴在墙上平一平心气，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老人并没有进来，他在我门口转了个弯，又继续往上走。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老大爷显然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但他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间房间又是干什么用的？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

本来，被吓着的应该是我。但是他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却担心起他被我吓着。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听得出来，他对现代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有怀疑，因此尽量往浅里说。

我问：能看看吗？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〇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为了进一步取得老大爷的信任，不得不继续“显摆”下去。我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从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我还在说下去：“商务也有更清晰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个书橱。

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一九三〇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一九三〇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这些书，我以前都见过，大一点的图书馆都有，否则我哪能随口说出它们的版本？只不过，所有的图书馆都在城里，没有这里的大安静。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

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没有功利，却有动力。我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起点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重点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还在屋檐下设想着聚族而居。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搭一辆长途汽车，再走多少路，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功课紧张得废寝忘食。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山下小街边有一个阅报栏。抬头一看，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发现有一个叫“石一歌”的署名，便知道原先自己参加过的鲁迅教材编写组里也有人下了水，因为这个笔名是那个组里有人用过的。下水的人中间，我估计一定有一个姓孙的，因为当时就发现他与“工总司”有来往。我想看看他们写了什么，却实在读不下去。何况此时此刻，我正在研究孔子和老子有没有在洛邑见面的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旧。天下所有的大变动，都会有一个“憋劲”的时间。乍一看，风停云沉，鸟雀无声。

一见面，妈妈就忙忙乱乱地到里间去给我寻找洗澡的替换衣服了，爸爸严肃地看着我，说：“益生去世了！”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岁，生了什么病？爸爸说：“是自杀，为了结婚的事。”我问了半天，终于把事情的轮廓搞清楚了。

原来，益生哥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工宣队”进驻大学，但同厂的多数工人都去进驻了，结果生产停顿，无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里不上班，便养起了一缸金鱼。有一天他发现，对窗也有一缸金鱼，比自己养得好，而金鱼缸后面的女主人，更让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拥挤，所谓“对窗”也就是一竿之遥，两人从隔空讨论养金鱼的经验开始，渐渐好上了。但是姨妈听说对窗女子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们母子两人，就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游击战。益生哥烦不胜烦，干脆躲到了乡下，住在外公家里。但他与自己的恋人已经很难分开，两人多次在乡下幽会。于是，那位我们的长辈都认识的海姐，出了一个只有小市民妇女才想得出来的坏主意：打电报给益生哥，宣布姨妈昨夜上吊自杀，正在抢救。

这个伪造的消息本来是要诱骗益生哥快速赶回上海的，但是，老实的益生哥只觉得母亲一生全是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农药。

“这么说，他是在家乡死的？”我问。

“对，死在家乡，葬在家乡。”爸爸说。

“姨妈怎么样了？”“几乎疯了。”妈妈说：“长时间住在乡下，天天给儿子上坟，一次次用头撞墓碑，鲜血淋漓。”“她还立了遗嘱，”爸爸补充道：“说自己死了不与儿子葬在一起，怕儿子烦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阴间也天天向儿子道歉。”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苦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再一次证明，天下很多灾难，出自于爱。

益生哥和姨妈，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批判。但是社会乱成这样，人人无法沟通，个个都走极端，爱恨全成畸形，连他们也活不下去。

几天后，爸爸急匆匆进门，喘着气，说：“北京那几个最讨厌的人，抓起来了。三男一女，现在都叫他们‘四人帮’。”妈妈说：“真爽气！”我一听便“霍”地站了起来，说：“爸爸、妈妈，我马上到乡下，把祖母接回上海！”先坐海轮，再乘长途汽车，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进村就见到背靠在槐树上站着的李龙，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声“李龙叔”，他一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他。然后，他走近一步，直楞楞地看着我：“你是谁啊，上海来的吧，那就是……秋雨！没错，秋雨。”“跟我来。”他边说边陪我去见祖母。

像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祖母并没有把房门关严，留着一条缝。李龙要去推门，我把他拉住了。我担心祖母那么年老了，经受不住突然的惊喜，便伸手敲了敲门。

一个快乐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是祖母。她说：“秋雨到了，进来！”我连忙推门进去，走到祖母跟前，弯腰捧起她的手，问：“祖母，您怎么知道是我来了？”祖母拉我坐下，看着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里没有人会敲门，要敲也不是这种敲法；第二，我知道你这两天会回来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广播里都听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挂着的一个拉线广播盒子，每家门口都有。

祖母还是祖母，判断力无人能及。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但你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我满眼佩服地乖乖点头。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在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全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顿进了一步，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坚决不同意。叔叔哪里想得到，为自己写最后一切的，就是这位曾经被他彻底排斥的老赌徒，不仅名字，而且“同志”。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三天后，我陪着祖母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