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三件小事要顺便交待一下。

第一件事，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原来，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收集老照片”的活动，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你们要不要？”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报纸刊登了童年时的我，我也就找到了老年时的她。

我赶到杭州去看望时她正患目疾，戴着墨镜。她一见面就带着极为抱歉的口气说：“秋雨，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实在很不合适。”我说：“不，小何老师，您很合适！我毕生有关和写作的全部快乐，最早是您给我的。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那记不得了。”她说：“我只记得，你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功劳，我也记不得了。”小何老师拿出水果要我吃，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小何老师，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心里嘀咕，你们当时教书，薪水是多少？够用吗？”小何老师说：“一开始没有薪水，当时你的同学们都是用稻米缴学费的，我们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二十斤米。但是农民小气，缴来的都是带有很多稗子的陈米，每天煮饭时都要挑选很长时间。缴钱的只有你家，我们用来买办公用品了。你们毕业后，县教育局才开始发薪水，但很低。”“我们做学生的，不知道老师那么艰苦。”我说。

“但是你妈妈办农民识字班，连陈米也没有，完全是义务。”她说。

我看着小何老师，问：“您眼病严重吗？”她说：“不太好。读书看报都迷迷糊糊。”“那您怎么还拿我的照片去换报纸来读！”我笑着责怪她：“千万不要再读报纸了，字小，内容又不好……”“医生也叫我不要看文字，多看看树和天。但这么一来，就变成没有文化的人了。”小何老师说。

“还是听医生的，”我说：“不要看文字，我也要不看了。”她奇怪地“啊”了一声，随即就笑了，以为我在逗乐。

我想告诉她，不是逗乐。但是，刚想开口又止口了。因为她，毕竟是首先教会我文字的人。在那飘着禾稻清香的田边小屋里，一笔一划，一字一句。

从杭州回上海，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来找我。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我初中同学吴杰。

寒暄一通后我静静地看着他出神。他祖父吴瑟亚，是我祖父的同学；他祖母吴阿姨，是我祖母的老友；他父亲吴阿坚，是我妈妈的同学、爸爸的同事。这中间有一些永远说不清的恩怨，例如他祖父的鸦片馆对于我的祖父，他父亲的揭发对于我的爸爸。他今天告诉我，他学的是历史专业，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近代史。我想，他家和我家三代，便是中国近代史的隐秘章节。

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老中学。那幢最气派、最古典的教学大楼，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叫“秋雨楼”。这让我吃惊，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又怕学生骄傲，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

我脑海里出现了那幢楼。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一个农村来的小孩子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曹老师。”吴杰说。

“哪个曹老师？”我问。

“教生物的曹老师，曹侣仲，我们背后叫他‘草履虫’，你忘了？他因为擦痰事件和红薯事件受委屈，‘文革’中赌气组织了‘红薯造反队’，‘文革’结束后为了造反的事接受审查，最后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做一些杂务。现在退休了，天天义务给学校看门，当作消遣。我与他谈了好一会儿，他还不断提到你。”吴杰说。

“曹老师！我明天就去看他。”我说。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母校门口，不见曹老师。问门卫，门卫转身，指了指一个骑着脚踏车远去的背影，说，那就是他。

我伸长脖子，看着曹老师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我站立的脚下，就是半世纪前他弯下腰去用手帕擦去痰迹的地方。他一生的坎坷，由此开始。幸好，他还有学生，记得那个早晨。

第三件小事就在几天前发生。二一年一月六日，我接到一个通知：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一起，在全中国各省中、小学生中票选“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几个月的投票结果，我名列第一。

通知我的先生在电话中说：“票数雄辩地证明，你这么多年来遭受的诽谤，丝毫也没有影响下一代的选择。孩子们为你打分，也就是未来为你打分。”未来？下一代？孩子们？我一听就心中发紧。

下一个时代，必定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自然灾害又必定引发人文灾害，未来的世界将会怎么样，我们不敢说任何一句乐观的话。孩子们，你们难道真会去承受那么大的惊嚇和痛苦吗？你们难道贮存得了那么多的意志和善良吗？你们给我打了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