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兰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在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城市建设完全不像一个省会，街道上拥挤着一排排酒、烟、药的广告，密不透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走投无路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过了一阵，她说，她在剧院的领导职务被解除了。再过一阵，又说，她担任了十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被“选掉”了。很快，她的其他职务也像进了漏斗，全都漏光了。等到她身上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她想在剧院里做任何事都变得艰难重重。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书记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书记，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她等着任何一级现任领导人找她谈话，说一个理由，或一个借口。但等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来。她也不再有演出任务。外地剧场来邀请，都有人回答说她“不在”，“去上海了”。后来渐渐明白，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她自己走。只有她自己走了，才能向观众交代，是她自己放弃了剧种，放弃了家乡，放弃了观众，自己要走。

但是，我还是和她一起在合肥家中等。这时我发现自己非常脆弱，闯荡恐怖主义地区时的胆量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居然只是在等待着他们的领导回心转意。我想，如果马兰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我就不会这么窝囊，因为她还可以在别的城市找到工作。但是，马兰是黄梅戏演员，如果一个人到了北京、南京或其他任何城市，还怎么演戏？因此，要她走，等于要她彻底失去工作。我甚至设想，如果有一个管事的干部来找马兰谈话，我会抢着对他说：“我作为一个戏剧学家，太知道她在表演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在海内外拥有多少稳定的观众群体，而她主持的黄梅戏改革才刚刚开始……”然而，我没有获得说话的机会。因为一天又一天，没有接到一个电话，没有听到一声敲门。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念念叨叨地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我说：“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当然与眼下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但是，造成你现在这样的处境，主要是一个原因，因为我。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的官员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以为政府讨厌我了。他们在这个当口把你更换掉，是一种响应，也是一个机会。”妻子没有反驳我。是的，说到底，是我害了她。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

一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在合肥桐城路的人行道上堵住了马兰。马兰一看，是严凤英的同台姐妹，也算是自己的艺术前辈。老太太一把拉住马兰的手，说：“又是三十八岁，他们怎么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刚说两句就哽咽不止。马兰抚着老太太的背，不知说什么好。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诚恳的问候。现在，大家听说“上级”不再理会他们的女儿，大多数笑脸和问候都立即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就决定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朋友，却少而又少。

马兰很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她写了几封信给安徽的有关领导，要求办调动手续。她想，如果那里同意办，再在深圳找单位。但是，每封信都石沉大海。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楞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购买那房子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报纸已经‘炒’完这事，这事就过去了。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都属于同一个宣传系统，是一家人，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我又问：“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呢？”这两个学生说：“现在中国法学界有些人把比较成功的文化人都叫做‘公众人物’，说他们面对言论自由的时代还不够成熟，法院要锤炼锤炼他们。”我无言。但最后还是嘟哝了一句：“难道是中国法律成熟？在上一代‘公众人物’巴金、老舍、严凤英全都陷于大难的时候，它在哪里？”这些法官一定会嘲笑上一代的“公众人物”没有能耐，大半给锤炼死了。

住在深圳也成了问题。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尽管我心里还在争辩。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汇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这次回上海，发现这座老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深圳。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很多“超市”的涌现。我陪着爸爸、妈妈去了一次徐家汇的东方商厦，把两位老人家吓着了。他们辛劳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来没有想象过人世间居然有那么多光鲜的物品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但对这种自由，他们一时消受不了。走在里边，他们觉得自己又土又老，怕走错路，说错话，直到出了大门，才舒了一口气。

我陪着他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大门对面，隔一个热闹的路口，就是那家老式的第六百货商店。这种百货商店是爸爸、妈妈熟悉的，但我不想陪他们过去，怕他们看到奄奄一息的景象而难过。几年前这家百货商店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我曾遇到过里边的一位年轻经理。他说：“我们这种国营企业，一无车间，二无品牌，三无技术，四无资金，绝大多数顾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转制后很可能倒闭，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老职工？”我突然问：“你们的退休职工中，有没有一位很像观音菩萨的老阿姨？”“她姓什么？叫什么？”经理问。

“不知道。”我说，“只知道她三十多年前站过棉衣柜台。”“老式百货店分工不明确，这么多年了，人员变化很大，没有名字很难找，我问问吧。”他说。

谈到后来，经理问我，有没有可能在他们“转制”的困难时刻参一点股。他说：“我们商店的很多职工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如果你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我对这家老式百货店在大量“超市”包围下前途如何，毫无把握，但还是决定给予帮助。对于自己手上经过盗版集团一轮轮洗劫后偶尔留下的一些钱，发现自己能够自由操纵，我享受着一种侥幸中的不计后果。但是，有时想到我和妻子两个已经不上班的人的今后生活，又觉得自己过于冒险了。

现在我陪着爸爸、妈妈站在这家百货店的马路对面却不敢过去，是出于一种冒险行为开始之后的慌张。年幼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不再慌张；年长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更加慌张。

后来听说，由于那位经理和职工们的努力，这家百货店起死回生，慢慢地融入了徐家汇商城。

但是，我始终没有告诉那位经理，当时我冒险入股并不是由于他的悲情动员，而是出于一个记忆。这家老式百货店曾经挂过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一个浑身淋湿的大学生用三元钱买得一包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本来，我作为当代世界唯一亲自贴地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遗址的学者和作家，是打算在发表那些考察笔记之后，开始写一些重要作品的。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开始就中止了。因为在“伪斗士”长年不息的鼓噪中，在亲人们遮遮掩掩的泪眼中，我无法进入预期的写作。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这一写，又回忆起了小何老师要我们用两页小楷换借一本图书的往事。那个最小的图书馆，我的的起点。当时我不明白也会有终点，现在，写作和的终点都已同时出现，那就保留小何老师教给我们的另一项本事，写毛笔字吧。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我们两人，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山黑了，水白了，天边的渔船不见了，山上的小庙坍掉了。

外公提着灯来了，和尚打着伞来了。

灯灭了，伞断了，外公又在咳嗽了，和尚又在念经了……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那一天，是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妈妈轻轻地抚摸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个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多年，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在灾难时期，他怕嚇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

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叠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一份周报为主，有湖南的几份报纸和杂志，天津的一份文学杂志，上海的一份文学报纸。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都是政治谣言加政治帽子。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他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诽谤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没有找错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见到了姨妈和益生哥，一定不知从何说起。姨妈太在乎自己儿子的成功了，而益生哥又把自己的麻烦看大了。爸爸能在人世间坚持那么久，就是因为从来不看重成败得失。他最后没有能过得了我蒙受媒体诽谤这一关，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那股黑势力实在太大。我想他已有预感，就像他强过祖父，我也会强过他。因此，他是死于愤怒，而不是死于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