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几个弟弟有时会提起一句半句，也进不了他们的耳朵。

我永远在远方，只有马兰每隔几天打一个电话去请安。马兰当时还带领着剧院在各地巡回演出，忙得很。爸爸、妈妈当然听得懂马兰的普通话，但当时的马兰，还听不太明白妈妈那种羼了不少家乡口音的上海话。有一次，马兰问妈妈还需要什么，妈妈的回答中有两个关键字怎么也听不清楚。绕了好半天，终于知道了，妈妈说的是：“寂寞，就是太寂寞。”马兰一直在想着“寂寞”这两个字，后来与我的几个弟弟商量，能不能给老人家搬一个家，最好靠近一个大一点的公园，可以经常去散步。一切如愿，家搬成了，紧靠着上海一个新开辟的大公园。但奇怪的是，妈妈去过两次公园就不去了，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附近一个菜场。

她说，公园那么大，除了树还是树，风一吹，阴森森的，因此更加寂寞。这话显然是有道理的，那也就不劝她去公园了。我和马兰陪她上了一次菜场，立即知道她喜欢去那里的原因了。

眼前的每一样菜，不管是素菜还是荤菜，都是她在灾难岁月里的最高企盼。那时候，政治风浪会把家人糟践成什么样，她不在意，她只关心家里下一顿的饭食。她总是在菜场下市的时候去用最低的价钱买一点别人挑剩的“残货”。是空心的萝卜？干瘪的芹菜？还是发黄的茭白？她不会去看荤菜摊，只是偶尔遥望一下，畅想着什么时候能在蔬菜里炒进几根肉丝……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她要像一位不知怎么得胜的将军一样，一遍遍地检阅每一样菜，这成了她晚年最大的享受。

在灾难时期，菜场工作人员往往态度傲慢，现在却都和颜悦色，见到妈妈大声叫“外婆”、“婆婆”、“好婆”，让她到他们摊子那边去。妈妈哪里受得住这般尊重，喜孜孜地走过去，便伸手拨弄起一样样菜。但只要一下手，像触电一样，几十年的经验就全部回来了。她说：“这芋艿是红梗，个头又不大，才出土，好东西，我家孩子多，你多称一点！”其实孩子并不住在一起，这么多芋艿到哪一天才能吃完？有时候我们也会搀扶着爸爸、妈妈到外地旅游，但是最多待到第三天，妈妈就急着要返回，理由是：想菜场了。

从我的父母亲，马兰想到了她的父母亲。她爸爸是“老右派”，小县城街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她十三岁时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却因为是“右派的女儿”未被批准入学。那时她妈妈也是一名主角演员，正在山区巡回演出，当天晚上决定以罢演来抗议当局祸及女儿。她妈妈是准备为此而加重罪孽的，除此之外，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幸好，一个当时在场的当权者看到漫山遍野山民来看戏的火炬，勉强批准了马兰入学。灾难结束后，她先为爸爸“平反”了，因为县城里公映了她主演的电影《龙女》。她又用当时还很微薄的片酬买了一件时髦的滑雪衫给爸爸。爸爸穿上后，把整个县城都走了一遍。他用一件滑雪衫，嘲笑了二十年的街道。

看着已经没有衣食之忧却已经很苍老的四位父母，我和马兰一再告诉他们：灾难时代过去了，真的，永远过去了。

我辞职后每次去看父母亲，其实都是远行前的告别。

告别父母亲之后我和马兰总要在路上走一阵。马兰说：“我知道，对于安慰老人的话，其实你内心还有疑虑。”我说：“这不能说给老人听。每一代要回答的问题，都有下限。”她点点头，问：“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说：“八十年代销声匿迹的‘伪斗士’，一九八九年之后又回来了，还带出不少新手。他们还是伪装道义，恃强***，但越来越受到媒体喜爱，而所有的媒体又都有不小的背景。”“他们成不了气候了。”她说：“国家经济发展那么快，他们已经不在主流。”我说：“这很难说，因为经济不是全部。所以我要走那么多路，去想经济之外的问题。”我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因此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我想，在这儿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但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天经地义，加以鼓励，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有的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地当看客。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面对大灾难，只能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划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讯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但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位文化学者亲身穿越过那么多曾经无限辉煌却已沦于恐怖的地区。真正穿越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深感快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我正要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走出了虎狼之山反而遇到了虎狼，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在考察文化的过程中写成的四本书《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受到了广大读者长时间的欢迎。有机构统计十年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它们居然全在里面。连台湾，也给它们每一本都颁发了文学大奖。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都破例邀请我这么一个毫无官职的中国学者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

那天，我又从国外回来，和妻子一起上街买菜。妻子挽着我的手，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我说：“让他们闹吧，灾难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妻子说。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对。”“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绘画就是绘画，我欣赏她的色彩运用，这与政治没有关系。”我说。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官方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谦虚了！”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千里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睛，万一你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被一群豺狗围袭，难道视而不见？”“好，机锋很健！”杨长勋看着我说：“我同意齐先生的看法。那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起点是你发表的那篇《反盗版宣言》。由于影响太大，几个盗版集团都想封你的嘴，而你又软硬不吃。正好那个姓孙的‘石一歌’看你有名，在一些场合不清不楚地说你是他的‘当年同事’，被北大一个与你同姓的学生听到了。这个余家学生在‘文革’时还是婴儿，就凭着臆想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你，说你就是‘石一歌’。尽管谁也不知道‘石一歌’是什么东西，却一下子捅开了中国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劲头。盗版集团一资助，更是火上加油。看那些文章，好像都打了鸡血针。奇怪的是，那么多官方报刊也像是中了魔，居然都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杨长勋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大叠复印材料，逐一介绍起来——“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我看到，齐华的嘴张大了，很久合不上。他好像也没有读过这种文章。

“这儿，湖南的一本杂志，说你在‘文革’中一跺脚，大江南北都会颤抖。”杨长勋翻过几页，说：“更好玩的是，有一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当然，胆子最大的还是南方那家周报，把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当作了代表国家总结‘文革’的最高形象，整版整版地发表据说是他家里‘私藏’了几十年的清查档案……”“真是叹为观止。”齐华说：“这在别的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连报社社长都有可能要进监狱，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嘉年华？”我的眼睛，还看着杨长勋手上那一叠复印件，他还只翻了很小一部分。

他瞟了我一眼，笑了：“还早着呢，再说两天都说不完。但我不说了，只想为你作一个概括。前面这些诽谤文章加在一起，给了你一个称号，叫‘文革余孽’。另外还有两个称号，一个叫‘文化杀手’，一个叫‘文化口红’。”“文化杀手？”我问：“这听起来更严重。”“这就是针对你反盗版。”杨长勋说：“你看，这是北京、广州、长沙报纸上的一堆文章，都在批判你的反盗版。他们一致认为，盗版有大功，是对国家出版体制的重要补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反盗版，就是在扼杀一种新生的文化机制，因此是文化杀手。”齐华又生气了，插了一句：“这就是说，谁反抗强盗，谁就是杀手！”我说：“我根本还没有反抗呢，只说了几句话。”齐华说：“我看市面上你的书，九成是盗版。印你的书就像印伪钞，但没有风险。”我又把脸转向杨长勋：“怎么又是文化口红？”“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杨长勋说到这里作了一个总结：“近几年来，整个中国文化界，只要有人提到文革余孽、文化杀手、文化口红这三个称呼，一定是指你，没有第二人选。”“说完了？”我问。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杨长勋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更奇怪的是那个向你开第一炮的余家学生，现在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人粗心，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他看着我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钟，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说：“灾难是我的宿命，我不离开中国。”“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我离开上海的决心早就定了。当年评审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时被我否决的各单位人员，好像全都串连起来了，怪事接连不断。最让我难过的是，那台黄梅戏《红楼梦》在海内外一路轰动，一到上海立即被围杀。几个文化人先挑唆戏曲界几个老人无理取闹，又欺骗北京一位在重要人物身边工作的章女士介入，这台戏只能停演，偌大的上海一片幸灾乐祸。当时我就要走。”我说。

至于留下一份给读者的声明，我请他们明天下午再在这里聚会讨论，我连夜写一个初稿。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有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些特殊的女性在读你的书。”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又把妓女说成是“特殊的女性”，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这时我发现，齐华整个人全变了。我拍着他的肩说：“别忘了，明天下午，还在这里！”齐华点点头，没有吭声。

那天晚上我为了那份给读者的声明，想了很久。中国民众对谣言，从一开始就半信半疑，因此谣言在伪造出来的第一天就已经赢了一半。当这个谣言几度重复，一半就变成了全部，当事人自己声明“这不是真的”，没人相信。想到半夜，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针对读者最弄不清的“文革”和“石一歌”的问题，发表一个可以执行的“悬赏”——一、任何人只要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的任何一篇、一章、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二、一千多篇诽谤文章的任何一位作者，如果在“文革”期间已经成人，现在又能证明他在那时也像我一样完全没有参与过造反、夺权，完全没有参与过揭发、斗争，完全没有参与过“革命大批判”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完全没有歌颂过“文革”和样板戏，我立即支付自己两年的薪金，作为奖赏。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昨天的约定，又来到那个房间，把这份“悬赏”稿给齐华和杨长勋看了。他们都说用悬赏的办法很好，能够最雄辩地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他们又觉得第二个“悬赏”把握不大，不容易执行。“如果真有五个人在‘文革’中什么也没有做过，来领赏，你就要拿出十年的薪金，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杨长勋说。

“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我说。

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有机会，发表第一个“悬赏”就够了。杨长勋说，“石一歌”的真实名单他已经全部搞清，他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站出来说明真相？因此，他很想把名单公布于天下。

“慢！”我说：“他们大多是胆小的老实人，现在已经被批判的声势吓坏了。等我先一步步为‘石一歌’除罪，到时候再公布不迟。”杨长勋说：“他们怎么不想想，你代他们受了多大的委屈！”我一笑，说：“忍受委屈是最好的磨炼。”这天下午，齐华心神不定，一直抬头看窗外。窗外的雨还在下，但没有昨天大。一顶顶不同色彩的伞，在窗口晃过。齐华只要看到比较鲜艳的伞，总会伸长脖子看一看伞下的人。但是，那个“姜沙”今天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