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难真的来了。

我们的故事，也就出现了自然的高潮。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强度里氏八级，死亡近七万人。还记得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强度是七点八级，死亡二十四万人。

我们余家远祖留下的古羌寨，这次也遭到严重破坏。

我和妻子，天天坐在电视机前，流下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

那天，妻子对我说：“你已经几个通宵没合眼了，身体会垮。”我说：“我在上课，一门最高深的课。我从奉化半山的藏书楼开始，特别是在辞职之后，研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那么多年，看到的丑陋太多，这几天百脉俱开。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人从每一个角落都在呼喊生命，而且立即行动，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上没有过。中国人的心底有一个地窖，平日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次一下子震开了，发现至善、兼爱、仁义都还在。我以前的研究，浅了。”那些天我不见任何人，像泥塑木雕一样静坐着，想着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正好有两位早就约好的美国学者来访，推不掉，就与他们谈起了这次地震。他们问：“中国的这次五一二，是不是很像我们美国的九一一，因为灾难而加强了凝聚力？”“不。”我说，“你们的九一一有敌人，有仇恨，因此你们后来发动了两场战争。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只靠着爱，治疗自己的伤痛。”“我们非常佩服。”一位美国学者说：“但是上午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言论，说地震是上天惩罚中国人。我回了一个帖子，说这种言论不仅是反中国，而且是反人类。”我站起身来，说：“谢谢你！”送走美国学者后，我要妻子去找一位上网的小姐，请她帮忙，把我的一篇短文放到网上去。

我在短文中破例发了一点火，说：“听着，天下的一切灾民都不容污辱！汶川的中国人做错什么了，要来惩罚？如果上天真要这么做，我会抬起头来骂一声：天啊，你祸害苍生枉为天！”“骂得好！”妻子说。这词句她很熟悉，我是借了关汉卿的。

“骂得好！”这是电话里传来的支持，打电话的是齐华。

“你看，隔天一个美国女演员再说上天惩罚中国，也就被你预先骂进去了。”齐华说：“但让人生气的是，几个中国文人还在网上胡闹，包括两个一直诽谤你的人。”“他们在胡闹什么？”我问。

“他们散布谣言，说这次地震是建造三峡大坝引起的，要求审判决定建造的高官。还说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被政府隐瞒了十分之九。又说全国的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总之，他们一心要把这场生死抢救，变成政治斗争。”“有人相信吗？”我问。

“有。”齐华说：“我看到大学里不少知识分子对救灾行动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本能地相信谣言。普通民众也有相信的，听说这两天的献血、捐款都受到了影响。”放下电话我就对妻子说：“灾难中的谣言和挑拔，就像一场核裂变，后果无法想象。明天我就去灾区，一定要用亲眼看到的事实，揭穿那些谣言。”一到灾区，处处震撼，很快发现这儿有很多事情需要文化人来做，可惜文化人来得太少。

例如，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家人的遗体长途跋涉，这非常令人感动，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一定要上前劝说，请他放下。他坚决不放，周围的民众又激情地站他一边，这就需要运用文化理性，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

又如，堰塞湖危在旦夕，几十万人必须撤离。但是那么多已经受伤的灾民不愿远行，那就必须一千遍、一万遍地含泪劝说，小心搀扶。

那天，两位救援医生告诉我，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在跪地请愿，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承建者。医生说：“他们举着孩子的照片，就像灾民背着家人的遗体，是一种特殊的悼念方式，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毫无疑问，必须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可恨的是，网络上有些人企图借此闹成政治事件，说这次地震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离开医生的帐篷后我一个人在路边想了很久。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居在浙东山区，偶尔下山看到街上贴着的报纸，标题都是“批邓抗震”，而且一定是把“批邓”放在“抗震”前面。到处还在开批判会，也说不是天灾，是人祸。

很多农民还以为，地震是邓小平带着几个“当权派”钻到唐山的地底下引爆出来的。现在，类似的论调又来了，把政治对抗放到了生死救灾前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中的表现，一点儿也不比外国差，可以比较。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政治。实际上我在辞职之后二十年已经彻底远离政治，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经常有一些政治口号人人皆知而独我不知，闹过很多笑话。但是，远离政治并不是远离真实，远离理性。我前些天也主张立即从法律上严惩建筑罪人，但到灾区一看，废墟连绵，就知道很难以倒塌来论罪了。而且，据好几个外国救援专家告诉我，国际上至今还没有以地震倒塌来论罪的法律先例。这话，应该如实告诉那些家长。

康德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家长》，劝那些家长听医生的话，接受心理治疗。

我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三位家长给我写了感谢信。他们说，有一批家里伤亡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也来参与了劝说。

正如预期，那几个“伪斗士”在网上对我骂成一片。据齐华在电话中说，他在大学资料室里看到，香港和美国的好几家华人报纸，都参与了对我的声讨。声讨的内容，都是说不该劝说那些家长，一劝说，就成了“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意思，必须让那些家长不回帐篷，不受治疗，不怕瘟疫，也不理随时有可能决堤的堰塞湖，一直跪在那里，完成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对抗。

我在电话中对齐华说：“这些人要进行政治对抗，应该找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另外的人群，怎么忍心把那些可怜的家长拦在那里？你看，我只是对那些家长劝说了几句，他们就发动了一场这么大规模的围攻，这算什么‘言论自由’？”齐华说：“更麻烦的是那么多网民，只看那些人的诬陷，不看你的文章，齐声起哄，你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包庇劣质建筑商的罪人。”这件事情到后来变得更加怪异，国内一些官方报纸也都纷纷追随“网上民意”来围攻我。北京一家大报在总结二八年中国文化界的十大坏事时，把我对那些灾民的劝说，列为第二名。上海的一家文学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对此我哑然失笑，心想政府正该快一点与那么多报纸脱钩了。如果这些报纸仍然被尊为“政府喉舌”，那不就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没有心思去理会这些声讨，只在做一件事。

在都江堰灾区的废墟上，我曾见到一些粘满泥污的蜷曲书籍。轻轻地捧起它们，我想，它们的者已经走了，但还要继续。正在这时，六七个路过的中学生认出了我，他们的课本里有我写的《都江堰》。

一个学生拉着我的手问：“余老师，您在《都江堰》那篇文章中特地写了‘地震前兆’四个字，是不是有预感？”我说：“不。我怎么可能有这种预感？那只是形容水声。”说着，我把他们拉到一起，问了每一个人家里受灾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除了那水声，这里还会有三种声音。现在的抢救声，今后的重建声，最后，是你们的读书声。”他们非常懂事地点头。看着他们的小脸，我即刻在心里做了决定：必须在这里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每一本书都由我自己挑选。

先向一个企业家咨询，如果要建一个图书馆，不少于一万册书，再配备现代的电子网络设备，要花多少钱。这位企业家说，要算一算。过两天他却告诉我，他身边的同行都愿意参与，要多少资金都可以立即汇到。我当即拒绝了，并说了拒绝的理由。

我是由一个最小的图书馆开始迈步的人，这次要启动一个纯个人的循环圈：借书——读书——教书——写书——捐书……可以相信，从我现在要捐建的图书馆出发，还可能会有学生重启这个循环圈，然后再一圈圈、一代代循环下去。

回上海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五十万元人民币，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关照他们低调实施。在我看来，向灾区作任何捐献，都不应该张扬。因此，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电视捐献仪式。

一个“记者”在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

在灾区捐建三个图书馆，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紧张过程。除了不断地选书、寄书，还要选购电脑、摄像机、投影仪等设备，原来捐出的五十万元款项已经超过。这期间，我又到灾区去看了那三所学校，在操场上对每所学校的学生们作了演讲。

与此同时，我还为灾区余家远祖古羌寨的重建者写了两个大字：羌魂。

离开灾区后我去了香港。前些年香港浸会大学聘请我担任“健全人格教育工程”的“奠基教授”，每年需要有五个月时间向校内和社会各界开设公开课程。几乎每次演讲，我都要提到中国人在五一二地震中展现的大爱精神，并认为只有发扬这种大爱，而不是挑拨仇恨，才是中华文明重建之本。我还在香港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驳在那里甚嚣尘上的所谓“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论调。因为，我在灾区看到的景象完全不是这样。我知道，这些演讲和文章必然会引起那些人的报复，但是，事关中国人的荣辱，我不能沉默。

有一次晚间演讲结束，在九龙塘校区的路灯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这儿有一个‘五一二丑闻’的行动计划，你已经被认定为首先要排除的障碍，有一个圈套就要实行，你要小心。”说到圈套，他特地用了一个英文词rap。

我看着路灯下的这个博士，从口音判断他是大陆出身。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却决定与他对话几句。

我说：“攻击我，是小事；把丑闻加给五一二，是大事。”他问“你的意思是——？”我说：“在中国古代，一个家庭的耻辱分三个等级。最低一等，明明做了好事，仇家摇头不相信；中间一等，明明做了好事，邻居摇头不相信；最高一等，明明做了好事，自家子弟摇头要大家不相信。”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属于最高一等耻辱。”我说：“中国人做了好事，外国人总是不相信。这次抗震救灾，全世界总算相信了，却冒出这么几个自家子弟！”这位博士点了点头，说：“世界上地震那么多，每个国家在救灾中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却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文人专门去编织这种丑闻的。灾难中的民族难免有错，但又最需要终极尊严……”没等他说完，我已经握住了他的手，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毛病很多，但再多也不能成为汉奸污辱自己同胞的借口。当时有一个汉奸文人写了一本《支那之诈》，真是无耻。”这个晚上我想得最多的，是余颐贤先生那句话：“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我和马兰都不上网，我又在香港，因此一直不知道那个“圈套”已经在北京启动。

还是北京那个肖编辑。他在网上写出大篇文章，说我“出资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是假的，他们在账目上没有查到。这一下我才知道，不久前那个“记者”关于我要捐建希望小学的报道，也是人家的故意安排。

网络上立即对我展开了排山倒海的声讨，延续了一个多月。香港路灯下那位博士的预警完全应验，而且正如杨长勋早就说过的，一个无边界的“网络野战兵团”已经建立，能在顷刻间炮制出几十万条跟帖。

面对这么奇怪的网络风潮，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特地通报新闻界：“余秋雨先生捐的不是希望小学，是三个图书馆。几个月前就有大批书籍运到，现在还在一批批托运。希望大家耐心一点，到八月底欢迎参观。”网上又是一片大吵大闹：为什么不捐钱，却捐书？大概是哪里卖不掉的书吧？钱呢？二十万元钱呢？……一听就知道是盗版者的口气。一群既不会到灾区参加救援、又不会捐出一元钱的人，突然成了审判者，而且装扮得大义凛然。中国社会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不可思议。

这时，一位近年来很出名的文人站出来，用两个字概括了我的行为：诈捐。

于是，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片“诈捐”声，都配着我的照片。这些报刊挂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挂在各个机场、车站、码头。

网上有人统计，不相信灾区教育局的说明、只相信我是“诈捐”的网民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二。果然，那么多人都中了那个“圈套”。

二九年六月底，我从香港回上海休假。刚到的那天晚上，我外出见两个朋友，一群记者堵在了我的家门口。

马兰一人在家，她知道，门外无数镜头都要抢拍“诈捐”夫妇的狼狈相，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马兰在门内告诉他们，我不在，外出了。他们不肯信，一直堵在门口，坚决不走。也许他们信了，在等待我回家，以便把我突然看到他们时的慌张神情拍摄下来，到处刊登。

我没有手机，马兰只好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又各自有事走了，我只得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外面蹓跶。夜已经很深，我知道记者没走，镜头没走，我妻子一人，苦苦支撑着。

直到下半夜，妻子在门内对记者们说了一段话。

妻子说——夜已经深了，我关照了丈夫，不要回家。我是为了保护他，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他的年纪，已经不轻。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看看头顶的天。天上，汶川的七万个亡灵，还在看着我们。谁在捐献，谁在诈捐，谁在诽谤，谁在诬陷，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对着那么多亡灵说假话、做坏事的人，天地不容。我不明白，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制造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到底在听谁的调度？妻子说完这段话后不久，记者们陆续走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实在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蹑手蹑脚回家。这时天已经蒙蒙亮，妻子将我一把拉进门内，怔怔地看着我，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不久，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我没有参加开幕式，怕那些人又来闹出新的事端。

让我高兴的是，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王蒙、余光中、白先勇、张贤亮、刘诗昆、冯骥才、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三个图书馆不大，但是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如果抬起头来，就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这种福分，在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中也很难得到。

图书馆开张的事情，少数报纸有简单报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诈捐。

香港的两家报纸和内地南方的那家周报看到三个图书馆的事实很难被抹去，便重启它们十几年前构陷的“石一歌”谎言，转移人们视线。

果然，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二九年十月，网上有人评选“中国最差作家”，我因“诈捐”而名列前茅。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下面跟着四个大字：“诈捐作家”。

对此我并不生气，却担心“诈捐”的恶名继续扩展。因为那些人的诬陷目标远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五一二，所有的中国人。

如果能让“诈捐”的恶名结束在我身上，那就好了。

想起了七百三十年前的历史。我的祖先余玠组织的钓鱼城保卫战，坚持了整整三十六年之后终于失去了继续支撑的力量。守将王立站出来说：“我可以打开城门，但你们决不可以屠城！”今天我也要说类似的话：你们可以说我“诈捐”，但千万不要继续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国人。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实在很棒，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在频频发生地震了，你们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