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踱步的姿态，使它成了马中的“思想者”。它从此离群，不再有家族，不再有长辈，成了一匹东非沙漠中的孤马。危险，却自在。

它不再害怕危险。因为它体验了，真正遇到危险，原来想依靠的群体，完全靠不上。

那么，再说一说那个丢下小马狠心远去的马群家族。它们去追随一个高大的目标，突然发现，这个目标停下了。于是，千万匹马都停下了，拥挤得漫山遍野，不知何去何从。

原来，这个高大的目标是一头长颈鹿。它只因高大而被追随，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了领袖。它不明白今天身后怎么有了蚁群般的热闹，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不测的灾祸，十分困惑，因此停步。可爱的长颈鹿，拥有一种空洞而不自觉的高大，它的全部光辉，只是“被崇拜”了。

现在，在那辽阔的原野上，只有两个奇特的动物，不知自己为什么重要的长颈鹿和那匹终于创造了自己重要的小马。其他动物，虽然数量庞大，但只知崇拜和背弃，完全不值一提。

大选择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

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我毕生最满意的事情，是全由自己作出了一系列大选择。

曾经有一些报刊嘲讽我，人生越做越小。他们所说的“小”，不是指生命空间，而是指官职官位，至少是中国文化界热衷的“半官位”。他们看我，不仅彻底辞去了院长职位，而且连文联、作协也未曾参加，连人大、政协也完全无染。结果，成了一个人人都敢诽谤而无力还手的人。他们猜测了很多原因，最后只得笑一声：“咎由自取！”

我心里暗喜。因为这一切，确实都是“咎由自取”，出于我自己的主动选择。如果不这么选，那是容易的，而我，则选了艰难。像一个脱队的冒险家攀上了一条险峻的山道，偶尔俯视，发现大家还在平地上拥挤喧哗。

我的每次选择，都关及天道伦理、历史筋脉，读《吾家小史》、《何谓文化》就知道了。从二十岁开始到现在，每年必选，每选必大，每次大选择都必然会招来一片嚷嚷，足以验证我的选择超尘脱俗，不同寻常。

至此我可以告诉自己崇拜的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在天之灵了：“我，选出了我。”

在一次次重大选择之前，我什么也不是。

感谢父母

感谢我的父母，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候拥有了尊严。

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重重灾难。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我刚到二十岁就遭遇了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凶险之境，又成了一个当家人，却从来没有向造反派暴徒低过一次头，说过一句话。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因此当十年后灾难过去，所在学院几乎全票选我做了院长。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这个深刻的时间顺序，说明了人格自立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把顺序颠倒，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入灾难，无法穿越。

对于孩子，父母的打骂是一种剥夺，剥夺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尊严。当尊严已经失去，被打骂所匡正的行为又有什么价值？没有尊严的“正确”又是什么？

当然，宠爱过度也是一种剥夺，剥夺了孩子们在莽原长风间独自屹立的权利。随之，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完整的人格，再也无法真正屹立了。

我的父母，既没有实施这种剥夺，又没有实施那种剥夺，到底是怎么掌握分寸的呢？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模特生涯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一心迷恋绘画，好像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经常被邀去为一些大型展览会作画，不少老师也把我的画挂在他们自己家里。到初中二年级，我终于成了美术课的“课代表”。

回想起来，我们的美术老师陆先生实在是一个高明之人。他反对同学们照范本临摹，而重视写生。写生的重点又渐渐从静物、风景上升到人体。作人体写生需要模特，但初中的美术课哪能去雇请专职模特？当然只能在同学们中就地取材，我作为美术课代表，首当其冲。

不用脱光衣服，只是穿了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所有同学都冲着我笑，向我扮鬼脸。把我引笑了，又大声嚷嚷说我表情不稳定，不像合格的模特，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站了整整两节课，大家终于都画完了。老师收上大家的画稿，给我看。这一看可把我吓坏了，奇胖的，极瘦的，不穿衣服的，长胡子的，发如乱柴的，涂了口红的，全是我。而且，每幅画的上端，都大大咧咧地写了我的名字。老师一边骂一边笑，最后我也乐了。

陆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真的不该生气。如果画得很像，就成了照相，但美术不是照相。同学们乐呵呵地画你，其实是在画他们自己，这才有意思。”

陆老师看了我一眼，说出了那句高于我当时接受水平的话：“天下一切画，都是自画像，包括花鸟山水。”

我为什么被这般“糟蹋”？因为我站在台上，突然成了公众人物。全班同学必须抬头仰望我，因此也取得了随意刻画我的权利。这是被仰望的代价。画得好或不好，与我关系不大，只取决于各位同学自己心中的图像。老师一一为他们打了分，但这些分数都不属于我，属于他们。

几十年后我频频被各种报刊任意描绘、编造，形象越来越离奇，而且三天一变，层出不穷。很多朋友义愤填膺，认为那是十足的诽谤和诬陷，应该诉诸法律。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平静、快乐，甚至不发任何反驳之声。

为什么？朋友们问，读者也问。

我在心里回答：我上过美术课，做过模特儿，有过陆老师，因此早就知道，他们其实是在画自己。

当然不像我。当年同学们为什么在每幅画像上都大大咧咧地写上我的名字？因为他们知道不像，才标上一个名字。

这情景，与报刊上的情景也大体类似。

示?众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中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这事很难对抗，因为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在催促，你如果不起床，也没法睡了。但是，大家在操场上惊异地发现，还是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音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有损造反派领袖的脸面，于是他们宣布：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高耸着被窝的床出来“示众”了。

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

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可以想象，他们既然被人隆重地抬出来了，那么起床也一定端足架子，摆足排场，甚至还会居高临下地指点刚才抬床的同学，再做一点什么。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像老爷一样。

于是造反派领袖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

但是，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让人羡慕死了。

造反派领袖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

后来据抬床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都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种享受。

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那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要实施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蒙头大睡，这实在是最好的抗拒，也是最好的休息。抗拒在休息中，休息在抗拒中。

而且，在外观上，这一面彻底安静，那一面吵吵嚷嚷，立即分出了品级的高低。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士始终名誉未倒，而那些尖刻的大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却未能为自己争来一点好名声。

让那些新老造反派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

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你们了。

高谊无声

人生在世，在寻常等级上，被米麦果蔬喂养；在至高等级上，由一系列美丽景象滋润。

这些美丽景象，也许是远行回乡看到满村炊烟如条条白裙舞动，也许是登上高坡发现秋山枫叶如红海奔涌，也许是层层废墟间忽见一群阿拉伯孩子羞涩的笑容，也许是严冬的江边有几排大树挂满了雾凇??

一切美丽景象并不仅仅是记忆，而会沉入脑海，铭刻心底，构建成一种乐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哲学。

人际交往中也有一些美丽景象，其中一部分，也会长久存在，并且契入自己的精神基座。这些美丽景象，一般都是在危难时刻突然出现，来也悄悄，去也悄悄。

我说过，平生遭受最大的诬陷之一，是我为四川地震灾区捐建了三个图书馆，因没有转经中国红十字会的账号而被几个网络推手诽谤为“诈捐”，居然引发全国声讨。连图书馆修建地的证明，也被声讨所淹没。正当我觉得一片天昏地暗、不想再辩一句之时，很多硕大的信封默默向我飞来。拆开一看，是天南地北很多杰出文化人为那三个图书馆的题词。

我看着每份题词后面的签名，眼前就出现了一个个面容，不禁在心中默默轻问：你们，怎么全都知道了我的处境？

北京寄来的题词，是王蒙的签名。天津寄来的题词，是冯骥才的签名。西安寄来的题词，是贾平凹的签名。宁夏寄来的题词，是张贤亮的签名。香港寄来的题词，是刘诗昆的签名。台北寄来的题词，是白先勇的签名。高雄寄来的题词，是余光中的签名??

他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只是相信了一个人，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姓名交给了这个人。

同样的情景以前也发生过。上海一个文人诬称我的书中有大量“文史差错”，全国一百五十几家报刊转载，几乎成了定案。但后来听说，远在境外，就有不少大学者在报刊上不断为我辩护，却始终没有告诉我。他们是，经济学家张五常，著名作家倪匡，著名学者焦桐，著名评论家陶杰??

由此我相信了：高谊无声。

由此我相信了：越无声，越入心。

在无声中飞来的一个个大信封，飞向压城的黑云间，飞向喧嚣的旋涡中。这景象，也以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阐释了生命哲学，必定成为我的终身贮存。

北极雪路

那年，我与香港凤凰卫视一起考察人类重大文明遗址完毕，决定到北极画一个句号。从赫尔辛基出发，要驱车十七小时，刘长乐先生从香港赶来执意亲自为我驾车。在漫天大雪之中，不再有其他风景，不再有方向和距离。似乎一切都停止了，消失了，抽象了。

只有两个人，局缩在这么一个小空间里，也是够枯燥的。我对长乐说，我和考察队离开熟悉的世界已经很久，天天赶路，天天逃奔，好几个月没看过电视，读过报纸。幸而现在，他这么一个国际传媒大王坐在我身边，要与我相处那么长时间。因此正好请他为我补课，介绍近半年来，国际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

长乐一听，满口答应。他说：“我天天泡在新闻里，只要是重要的，就什么也丢不了。”

好，先讲国际，再讲国内。

他开始回忆。我发现，他的表情，已经从兴奋渐渐转向了迷惘。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给我讲国际。但每件事都讲得很简单，一共只讲了十分钟，就没了。

“怎么，没了？”我很惊奇。

“是的，没了。很多国际新闻，当事情过去之后，连再说一遍的动力也没有了。因为，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他说。

我听起来，他选出来讲的那几项，也都不算重要。

接着讲国内。那就更加奇怪，只讲了五分钟，他便笑着说：“就这一些，其他都不值一提了。”

一共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国际、国内整整半年的重要新闻。

没有任何新闻刺激我，但这事本身，却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我作了一个反向对比。这半年，我的老朋友们，天天都在追赶新闻，这使他们很忙，很累，很乱。但是，我却用十五分钟就全盘解决。半年有多少分钟，不去细算了，但对比已经建立。这证明，老朋友们半年来关注新闻的全部努力，绝大多数浪费了。

在他们天天追随新闻的半年中，我在做什么？我在考察，我在写作。华文世界的读者和观众，天天都在“”我。而我，确实也完成了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与浪费了半年的老朋友相比，我是“大赚”了。

由此我更加懂得，当代民众所享受的新闻拥塞、网络井喷，其实是一种“反向占取”。也就是说，大量无价值的新闻，把民众的珍贵生命占取了。

生命苦短，有去无回。任何人都不可能重新拥有这个季节的这一天，更何况是半年。相反，信息，却时时刻刻如浊潮涌来，毫无节制，而且绝大多数质量低劣，几乎全部与接收者无关。因此，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互相占取。

凭着这个实例，我可以规劝学生了：不要离信息太近，不要用电脑太勤，不要被它们占据得太深，不要让它们吞噬得太狠。疏远它们，才有我们自己的土地。看看我吧，连手机、电脑都没有摸过，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傻，因此而木，因此而笨。

咳，北极的启示，冰清玉洁，冷冽透彻。

悄然而立

因尊严，万事万物才默然自主，悄然而立；因自立，琳琅世界才有迹可循，有序可寻。

没有尊严，世间便是一个烂泥塘。

兰花香了，远远就能闻到。游客们纷至沓来，但在走近它时都放慢了脚步，走得很轻，无语无笑。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崇高力量，在无形中随着香气进退，让人不得不恭敬起来？

腊梅开了，这种力量又在隐约。人们为了不去惊动，连压在花瓣上的雪片，也不去抖落，连积在花枝下的雪堆，也不去清扫。孩子们也懂得轻轻摆手：“嘘，到别处去燃放鞭炮！”

离兰花和腊梅非常遥远的沙漠，长年无水。那成片的胡杨树，居然几百年不枯死；终于死了，又几百年不倒地；终于倒地，又几百年不腐烂。

植物界的尊严已让人动容，更不必说动物界。

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良征兆，是有越来越多的文人把“忍辱心理”、“敬恶主义”、“避祸哲学”推崇为“生存智慧”。

不错，放弃人格尊严，立即就能生龙活虎。但是，在无数“生龙”和“活虎”之间，人在哪里？

一气而亡

我的朋友，在我远离期间，死了。

他为了一件不大的事，找过很多人。多数都是要人，对于他们而言，要解决那件事，只是举手之劳，而且，是非公道，一清二楚。

但是，谁也不愿举手，因为他们担心，那件不大的事情背后，也许会有一丝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与我朋友的友情和承诺是早就确定了的，却为了那一丝还没有出现的不确定，消释了。

是非公道，也全归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