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冷漠和婉拒，剥夺了我朋友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做是出于捍卫他们自己的人格尊严，那倒罢了，却不是。他们从头到尾都不太在乎自己和别人的人格尊严。他们温和地告诫我的朋友：“这就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种处事原则，你在外面待久了，不明白。”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

有人说，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们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节。上海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无故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当场气死。

我的另一位朋友还健康地活着，他叫周涛。

他写道，北方寒冷，人们要在地窖里躲好几个月，幸好那个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只小鸟来与人们隔窗逗趣。人们一天也离不了那只守信的小鸟。

春天来了，人们移开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小鸟抓在手里。当手掌慢慢伸开就发现，小鸟已经死了——它是被气死的。

名誉高处

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

名誉是社会大众对个人品行的正面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在人群间起到协调文化秩序、传播精神力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所赋予的一种权利。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作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

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萎缩的名人，更多。

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

我们原本是寻常之人，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万万不可为延续喝彩而表演，因为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

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面对这种情况，仍然要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对这种声音也就没有义务去关注。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仍会使你渐渐孤独。即便是喝彩声，也会成为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

这种孤独不会导致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只能寂寞。

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可以阻挡一点什么，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一切阻挡物都舍弃了。因此，要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

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高处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

自废功夫

有人类，就有嫉妒。这是这个星球最通行的负面“世界语”。

但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通行程度堪称全球第一。

嫉贤妒能，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最大泄漏口。

嫉妒的起点，是对于自身脆弱的隐忧。

但是，一嫉妒，反把自己闹得更脆弱、更低能了。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连好端端一个文化人，也会因嫉妒而局部地成了聋子、傻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一个心怀嫉妒的女演员也会知道某位同行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恶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造成了自身感受系统的错乱。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闭锁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生命终结。

君子之妒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死名花。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在嫉妒背后还保留着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

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肮脏泥潭。

谣言配方

一个半真半假的谣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厉害。

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最激烈的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

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

很多谣言终于被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权势压力之外，更可能是由于真假参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

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中只有一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

谣言的传播也有配方。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

rix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an，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有很大的含糊和暧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带有一点稳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怎么办？办法不多。但是，研究一下配方总是好的。怕就怕，被谣言捆死了，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捆的。

辟谎三策

世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

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三成。在这三成中，又有二成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

因此，真正有可能恢复真相的，只有一成。

有此一成，还需要种种条件。例如，正巧制造了这个谎言的人智商太低，正巧不利于谎言的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了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执言的人，正巧赶上了某个“平反”时机??

“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地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高兴了。

谎言的最强大之处，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碎结构”：被它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知真相、最想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

因此，以谎言的剑戟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受害者的直接抵抗。造谣者稍稍害怕的，是别人的质疑。但质疑是双向的，既质疑着谎言，更质疑着受害者。

因此，谎言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

总之，我们对于谎言基本上无能为力。剩下的，只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谎言辩论；

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谎言褪色；

上策：以自己的业绩，使谎言失重。

恶者播弄谎言，愚者享受谎言，勇者质疑谎言。

衰世受困于谎言，乱世离不开谎言，盛世不在乎谎言。

蟋?蟀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被抓在罐子里的，早就习惯于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除了互咬互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得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原先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任何分隔。在罐子里，还有逗弄蟋蟀的那根软软的长草，既可以引发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摇旗呐喊。

世上所有蹦跳扑斗，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很大一部分，还在过着蟋蟀般的罐中日月、厮咬生平。而且，比罐中更加疯狂，更加来劲。

唉，中国文人。

棍?棒

在长白山的林间小屋前，我看到过几根猎户遗下的棍棒。

它们还没有从大地汲取足够的营养，还没有对世间绽放娇嫩的绿色，却被拔擢、被砍伐了。

它们变成了又枯又干、又硬又滑的棍棒。在驱赶禽鸟、捶击诸物的过程中，它们变得越来越骄横。

它们被使用得乌黑油亮，在“棍棒界”也算是前辈了。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当年同龄的老伙伴们早已长成了参天巨树，它们才蓦然震惊，自惭形秽。

我不知道现在媒体网络间成千上万个年轻的“恶评家”，是否听懂了我的比喻，那就让我再说一遍——

树木本来可以有很多种用途的，最悲惨的是在尚未成材之前被拔离泥土，成了棍棒。

当它们还是鲜活树枝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生命与生命之间，有一种无言的契约。

当它们开始成为伤害的工具的时候，它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根基，成了凶器。这时的它们，既可恶，又可怜。

更可怜的是，它们再也回不去了。“一日为棍，终生为棒。”它们已经泛不起早年的绿色，回不去茂密的森林。

文化传媒间的很多“棍棒”，都以为自己还能回去。回到山，回到林，回到泥，回到地。回到他们天真无邪的学生时代，回到大学里如梦如幻的专业追求，回到曾经一再告诫他们永不作恶的慈母身边。但是，很抱歉，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希望。

小镇儒士

中国清代笔记中的一个片段，题《儒士行恶》，读后颇有印象。

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愤恨，便去几里地外的两位儒士住所，请教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儒士笃信“丽服诲淫，艳容引奸”的道学教条，闻之反责民女不守妇德，勾引世人。

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儒士仍然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不轨。镇民粗鄙无文，皆信之而息声。

半年后，恶棍更加嚣张，镇民迁出逾半，余者逆来顺受。某夜一村妇惊见，两位儒士早已与恶棍混为一体。

笔记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儒士为何历来只责民女丽服艳容？可见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

不解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词严，岂能尽假？

笔记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余评之曰：中国民间，历来将文人与恶棍分作对立族群，乃大误也。“文”无拒恶之能，“人”有握棍之性。恶而不文，是为小恶；恶而沾文，方成大凶。天下恶棍文人，大多藏恶显文。然而每观其文，大抵空言道义，而作酷评。酷评之始，必先颠倒黑白，指善为恶，为恶扫庭。此评一出，挑起低劣舆情，方圆再无是非，酷评者由助恶而行恶，亦无阻矣。

故余叹曰：巨恶之半，起于文人。文恶之半，起于酷评。远溯“文革”，近观民粹，同此程序，皆可证也。

跑?道

王小波先生生前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不错，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什么也做不了了。

鉴于此，这些人事先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那就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了。因此，第二条默契是：“继续快跑，使追逐者累倒。”

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

有人说，只须安心做事，不要有后顾之忧。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这样的事情，值得去做吗？

因此，重重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杀脚步，恰恰是我们奔跑的意义所在。

不必阻断这样的赛跑。只希望周围的观众不要看错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时候，把希望交付给我的背后。

整人行业

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行业在以下四方面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袒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