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和朱希祖的观点并不一致，朱认为唐室出于陇西望族，陈认为英雄不论出身高低，李唐先世虽为汉族，更可能是“破落户”或“冒牌货”。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强调唐是正宗的汉室，是汉族世家子弟，他眼里的中国是汉族一族的中国，而陈却觉得中国是个混血儿，是各民族融合的产物。换句话说，陈寅恪觉得李唐是不是什么胡人，是不是陇西大族，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了不得。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李唐是汉人只是假说，不能确定，就像出自夷狄没有确证一样，究竟如何，要靠新的历史资料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出，所谓“有误必改，无证不从”，而李唐不出于陇西望族则是可以证明的。

在唐时，汉人和非汉人之间，并非像后人想象的那样，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汉化还是胡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陈寅恪在研究李唐渊源研究中，还得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结论，这就是诗仙李白很可能为“西域胡人”。李白自称其“先世于隋末谪居西突厥旧疆之内”，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从来就没有把犯人流放到外国去的道理。有人进一步地发挥了陈寅恪的观点：

意者白之家世或本为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教育，则中西各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姓之中，又加之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是汉人是胡人，在唐朝大约真不是什么事。唐之后有元朝，清朝，这两个由非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大大地伤了汉人的自尊心。小时候读木兰诗，“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心里一直犯嘀咕，可汗是胡人的君王，这花木兰岂不成了汉奸，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屠杀的都是咱中国人。我的错误在于只认汉人是中国人，或者说是只知道汉人掌权的朝代，这是个很天真幼稚的想法，其实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就知道汉人的掌权，至多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打成平手。分析各个朝代的地图，也不难发现，今日中国的版图上，大片的土地总是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原一带，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走马换将似的从北方或东北，一批接一批地南下，轮流坐庄，匈奴，鲜卑，契丹，金兵，蒙古人，清军，多得数不清楚。

今日的南京，只是明朝的南京。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南京，有的是逃跑时的迁都，如今日的成都曾做过唐朝的南京，今日的商丘做过北宋的南京，有的却是一种进取，譬如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京”，是南下的新都，今日的北京是当年辽国的南京，今日的郑州又是当年金国的南京。唐后期的渤海国，南京竟然在今天的朝鲜境内。把国都建在什么地方，从来就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北魏孝文帝想迁都洛阳，便对他的大臣说，鲜卑人起自漠南，徙居平城，这里出军马出战士，宜于用武，却不适合文治，欲与江南对峙，想长治久安，就不能不借助中原，迁都洛阳。据说北魏迁都，所带领的人口将近百万，而此次迁都的重大意义，是鲜卑人大规模的汉化。他们脱下鲜卑装，改穿汉装，不再讲鲜卑话，改说洛阳腔，还觉得不彻底，索性改鲜卑姓为汉姓，皇室原姓拓跋，改姓元。

鲜卑族与汉人的通婚得到了鼓励，孝文帝自己就广收汉妃，他的五个弟弟也分别把原有的老婆变成妾，堂而皇之地娶汉女为正妻。皇室带了头，民间也就乐意效仿。在当时，鲜卑人继续着鲜卑人打扮，就是违抗朝廷的命令。史书上曾记载，有一名妇女违令，被孝文帝发现，立刻将手下训斥，责怪他督察不力。彻底的汉化让我们今天已再见不到一个鲜卑人，鲜卑人不仅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且也成了汉族的一部分。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杨坚，他自己的老婆是鲜卑贵族，女儿是北周宣帝的皇后，他以老丈人的身份将北周的江山据为己有，变鲜卑人已有一百多年的天下为汉人的天下，鲜卑贵族和老百姓都无所谓，由此可见当时汉化程度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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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合成，是解剖汉族人的一个标本，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上海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人口的流动，造成上海人身上更多中国人的聪明，也更多中国人的小毛病。混血儿有许多优势，同样为中国人，山东人的豪爽和朴直，和它历史上的大移民有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辽金先后入主中原，今日的北京成了金朝的都城，大量的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迁入山东，这些移民的迁入，很快造成了当地的胡化。少数民族汉化的时候，胡化往往也同时发生。山东曾是多战之地，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的统计，在五胡十六国时，从山东逃往江南的大户人家，成千上万，而所谓士家大族，更是一走了之，像以王导为首的琅琊临沂的王氏，以颜含为首的颜氏，以卞壶为首的济阴冤句的卞氏，以羊曼为首的泰山南城羊氏。战乱本身就造成了人口骤减，南迁使得原住民的数量更是雪上添霜，其结果便是新移民的大量进入。

毫无疑问，山东人的豪爽和历史上的胡化有很大的关系，而山东人的朴直，又与山西移民有关。资料显示，明洪武年间，大规模移民迁入山东，山东接纳移民达一百八十万人，其中山西籍人口竟然达一百二十万，占了百分之六十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不同的移民必定造成新的不同风气。无论汉化，还是胡化，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拒绝交流的民族注定不会有大出息，现代美国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种文化的交流。一个民族的是否繁荣，和交流有关，同样，艺术的各个门类是否成功，也和交流密切相关。

雍正做皇帝的时候，来自欧洲的使者，曾进贡几位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据说雍正为这几位异域女子非常动心，很想纳入后宫开开洋荤，但是在大臣的劝阻下，毅然将到手的美人退了回去。在中国的北方，汉胡通婚本是经常的事情，唯独满人似乎害怕自己像鲜卑那样，因为汉化而完全消亡，结果尽管他们在其他地方都汉化了，独独在血统上，还保持着所谓的纯洁。纯洁并不是什么好事，满族皇室近亲结婚的直接恶果是人种退化，清兵刚入关时何等的强壮，到了清后期，连续三朝皇帝没有子嗣。

清朝在中国大历史上，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康乾盛世与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相比，并没有什么逊色的地方。对于老百姓来说，面对着没完没了的战争，分裂，饥饿，洪涝和大旱，一次又一次地逃难，流离失所，赶上康熙和乾隆做皇帝，还真是难得的好日子。作为过渡性的人物，雍正既不如父亲康熙，也不如儿子乾隆，毕竟是清朝将近一百年繁荣的关键人物，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雍正拒绝西方美女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对西方的拒绝，即所谓给今后带来严重恶果的闭关锁国。也许，大清朝过于自高自大，觉得当时的西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仿效。也许，已经意识到西方可能会有的威胁，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烛火虽微，卒能燎原，不如防渐杜微，将危险排除在萌芽状态。在一场著名的文字狱中，针对吕留良称清为夷一说，雍正亲自书写了《大义觉迷录》予以批驳：

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夏一家之世，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以皇帝之尊，对一个死人大加讨伐，剉尸枭示，还喋喋不休辩个没完，这恐怕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雍正大约很在乎别人把他说成是“夷”，清兵入关，军事上已经彻底灭了汉人的威风，然而心灵深处，却没办法让汉人真正屈服。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满人并不是第一个，对于汉族的自大，排斥，阿q的精神胜利法，雍正很自然会产生一种有理说不清的孤独感和委屈。“夷”是一个很忌讳的词，一方面，清皇帝也把自己看成是古老中国的一部分，是华夏的一个民族，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雍正急着要做的是消除民族之间的人为隔阂，另一方面，毕竟是以少数统治多数，不得不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其大兴文字狱的基础也就在此。事实胜于雄辩，雍正觉得自己显然是占着理的，得理岂能饶人，他振振有词地说：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真不能说这话全错了，可惜，清朝皇帝从怕别人说自己是夷，很快发展到也说别人是夷，从怕别人鄙视，发展到自己忍不住也要鄙视。在汉唐时代，丝绸之路是畅通的，中国的帝王敢于和西方对话，到了清朝，闭关锁国代替了对话，中华帝国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康乾盛世转眼即逝。就像万里长城阻挡不住北方民族入侵一样，将夷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企图也注定行不通，最初只是志在通商的洋人，很快从“贪利”进逼到了要求“割地赔款”，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让清政府脸面丢尽，一个接一个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雍正引以为自豪的“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在他的子孙手里，大片大片地被割让，譬如沙俄政府就鲸吞了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十个江苏省，或者相当于法国英国再加上意大利。清政府在开拓边疆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也还是它，不当回事地就丢失了中国四分之一的沿海线，当初大约也没有意识到海岸会有多大的经济前景，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清朝丢失了巨大的库页岛，它的面积足有三个台湾地区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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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对中国历史地图的兴趣，一开始只是为了寻找那些已失去的领土。读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有意识地比较不同时期的地图，用红蓝铅笔在地图册上作着记号，我的脑子里当时并没有什么大历史概念，只是顽固地记住一些数据。这是一个小孩子的耿耿于怀，当时还坚信有一天会收复失地。“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点可笑。

任何民族任何朝代，都有盛有衰，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什么事情皆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强盛时武功文治，开拓边疆，衰败时丧权辱国，割让领土。有能耐欺负别人，没能耐被别人欺负，换一句流行的话，便是落后就要挨打，越落后越吃亏。耿耿于怀没有任何意义，哪个民族都有盛衰，不妨想象盛唐时的情景，这是华夏子孙最容易引起自豪的年代，以当时的国都长安为起点，东至大海，南到五岭，到处一派繁荣景象，百姓夜不闭户，犯罪率极低。商业兴旺发达，出门旅行也用不着自备粮食，什么地方都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唐太宗介绍自己成功的秘诀，曾说：

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朝爱用番将，说明当时不存在什么民族歧视。虽然安史之乱成了盛唐的转折，渔阳鼙鼓动地来，但是把走向衰弱的责任，推在安禄山史思明这些“营州突厥杂种胡”身上，并没有说服力。盛唐的繁荣富强和开放的政策紧密相连，没有民族和解，不消除民族隔阂，一个强盛的中国必定是纸上谈兵。在中国的大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的开放程度能与唐朝相比，关于盛唐的书有很多种，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从外国人的著作中，转引了一段很形象的描述：

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盛唐成了所有中国人向往的年代，在7世纪，华夏子孙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此时的欧洲，正处在所谓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而日后给中国造成许多麻烦的强邻日本，还处在蒙昧状态。唐帝国成为地道的超级大国，雍正所说的在清之前，边患问题始终没解决，夷狄“从未能臣服”，显然不是事实。检阅中国的历史，凡是胡汉问题解决好的年代，都意味着老百姓有太平日子过，反过来，便意味着国家分裂，战火连绵，民不聊生。一个国家想兴旺发达，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发展不外乎两个根本原因，一是汉文化的凝聚力，汉字写成经典著作，成为华夏各族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会心甘情愿的汉化，汉化是一种显然进步，而中国这个雪球也就因此越滚越大。另一个原因是不断地胡化，即与汉文化之外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只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重要的变西方的文明为中国的文明，例如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化，在南北朝时代，中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各由汉室和少数民族把持，却自上而下地同时接受了佛教。佛教在中国深入人心，千百年来，除了无数的寺庙和修行的和尚之外，还牢牢植根于中国文人的思想里。

中国知识阶层擅长以汉化的形式来胡化，换句话说，经过改良的佛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近代的西风渐进，是又一次大规模的胡化，既有文明传教的方式，也有八国联军似的野蛮入侵，不管怎么说，这次大规模西化运动的直接结果，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中国注定摆脱不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从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东西文化交流碰撞，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历史的进程阻挡不了，但是统治者策略上的错误，会延缓历史的进步，或者造成历史的倒退。时至今日，地球已经被描述成一个巨大的村庄，这个提法很浪漫。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背靠欧亚大陆，面对太平洋的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遇到过来自海外的威胁。大海是中华民族与外隔绝的天然屏障，元灭宋，清灭明，通常都要追到海边，才算把事情真正做完。中国以往的发展和进步，与来自北方或者西北的威胁密切相关，从鸦片战争开始，华夏子孙突然发现来自大海的敌人，倚仗着船坚炮利变得更危险，更具有挑战性。这不一定全是坏事，一个民族只有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才能获得真正的机遇。危险和挑战可以成为促进自我完善的兴奋剂。

雍正做皇帝的时候，一个有皇族血统的亲王突然对基督有了浓厚的兴趣，与皇上依依不舍打发金发碧眼的洋人美妞一样，亲王很为难地将小老婆统统打发，因为根据教义必须是一夫一妻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妻妾成群是中国成功男人的一个标志，打发小老婆在具体操作方面，会遇到许多问题。然而这毕竟还是次要，更严重的是亲王自甘堕落地成为一名异教徒。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内务府作出一项严厉的决定，将已身亡的亲王尸骨掘出焚烧，超过十五岁的亲王后代一律处死。对皇亲国戚作如此重的判决，今天听起来，真有些骇人听闻，而骇人听闻在中国大历史上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