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人以才子著称，有才自然是好事，然而被称做才子，不一定都是表扬。人们常说文人无行，“无行”则是才子们的恶谥。民间老百姓眼里的才子大都属于唐伯虎一类，地主老财奸污丫鬟使女是恶霸行径，唐寅调戏秋香便是风流。文人无行的说法有一层宽宏大量的意思，好比说小孩子不懂事，偶尔闯祸捅些纰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错误，用不了太当真。狗天生要吃屎，文人尤其是才高八斗的文人，似乎有干坏事的专利，有和女人调笑的特权。无情未必真豪杰，唯大英雄能本色，一头扎进脂粉堆里不出来，这样的江南文人可以找出很多。

放浪形骸似乎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难怪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要振臂一呼，号召大家不要自说自话，胡乱找借口，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生无论是否得意，官场或进或退，都不能失其人文精神。风流得理直气壮，这是不对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一头栽在女人身上，整日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结果便只有亡党亡国。

在六朝之前，江南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文人，大文人没有，甚至小文人也不多见。江南仿佛小商品批发一样地出文人，这都是后来的事情。孔子孟子是北方人，庄子是北方人，古时候有名有姓的，差不多都是北方人。江南像样一些的文人最初也是北方人，永嘉南渡，大批士子拖儿带女，一下子全跑到江南来了。江南文化在一开始就是北方文化的缩影，因此，江南文人骨子里还是北方文人，这北方是失败的北方，是异族大举入侵时仓皇南逃的北方。

北方汉人逃往南方是迫不得已，那时候的江南，经济谈不上富庶，文化十分落后。南渡以后，北方文人成了南方文人。既然是失败的北方，就谈不上什么强秦雄视天下，也没有一点点西汉的恢弘广大，聊以自慰的一点魏晋风度，因为接二连三掉脑袋，迅速堕落变质，只剩下一些空谈和装疯卖傻。六朝虽然紧接着魏晋，在文风上看似一脉相承，然而骨子里其实就只有软弱两个字，史家所谓“气格卑弱”。南来诸人无所作为，唯一的发泄机会，便是在饮酒游宴时，面对良辰美景，哭着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江南文人所继承的，正是这种颓败的北方文人的传统。古老的吴越文化，究竟什么样子，江南文人其实并不清楚。根据吴越争霸的态势看，春秋时期的吴人和越人，并不像后来那么柔弱，吴王夫差一度称雄为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者为王败者寇，越灭吴，楚亡越，秦始皇统一中国，江南的民风一变再变。都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人是可以流动的，北方人来到南方变软弱了，这只是一个错觉，因为来南方之前的北方人，已经没有多少硬骨头。

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在唐宋八大家中，没有一个江南文人。江南文人在六朝，过足了文字游戏的瘾，骈四骊六，锦心绣口，一个个都成了花架子。“八代”之文未必像苏东坡说的那么衰，那么一无是处，说骈文中没有好文章，绝不是事实，但是骈文的路越走越窄，发展到后来，完全忽略了思想意义，只去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稀奇古怪的典故，音调声韵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多，便一头钻进了死胡同。

江南文人在后来的隋唐以及北宋仍然没有太大作为，经济上，江南似乎再也不会萧条，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但是文化上仍然不得不仰望北方。唐诗中不缺乏江南人，大诗人几乎和江南无缘。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人名统计，唐朝人才分布的比例，排名前五的是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虽然排名第六，很多人才都是江北人，像徐州和海州，完全应该算作北方。同属江南重镇的浙江，竟然排名于甘肃之后，差不多只是排名第一的陕西的十分之一。

宋朝南迁和西晋东移，原因差不多，结果也有很多相似。都是失败的大逃亡，骨子里都缺钙，都有软骨病。江南文人似乎只有处在尴尬的地位上，才有大显身手的机会，而后人探讨“国民性”，检讨中国人的种种毛病，追溯其源头，大都喜欢从宋朝南迁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罗家伦在南京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在演说中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学风，所谓雄，是“要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委靡之风”，换句话说，就是要补钙，要治软骨病。

江南文人在南宋时期，并没有走六朝文人的老路，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江南文人中，既出秦桧，也出陆游这样的爱国诗人。爱国诗成了江南文人创作的重要主题。南宋诚然无法和大唐相比，宋诗当然没有唐诗的雄浑，但是宋人用自己的脚，走出了新路。宋诗自有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一点，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序》评价最为精确。南宋军事上算不上强大，文化艺术却不能不说厉害，宋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音乐绘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江南文人此时已羽翼丰满，不是一句“江郎才尽”能轻易打发。

宋以后的江南文人，差不多成了一支职业军团。能插上一脚的地方，都能见到江南文人忙碌的身影。官场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俗吏，得志的和不得志的，挤成一团。风月场合，酒楼妓院，达官贵人的府上，富商的后花园，江南才子们大显身手。写诗，填词，玩小曲，画几笔文人画，编几出传奇剧，江南文人一个个都是才子，在家是有名的居士，出家是有名的高僧，而且天生适合帮闲的角色，做清客，做讼师，做幕僚，甚至做账房先生。

江南文人在明清两朝科举中如鱼得水，取得了骄人成就。江南出文人，首先表现在科举上。逐鹿中原，舞枪弄刀，这不是江南才子们的强项。才子的刀枪是手头的一支秃笔，这支笔未必能得天下，却可以捞个官做，混碗饭吃。学而优则仕导演了一场和平的战争，不流血，一样刀光剑影。明清两代，一是汉人统治，一是满人当权，就科举而言大同小异，是一丘之貉。江南文人成了应试的常胜将军，在明代，浙江和江苏能入《明史》的列传人物，占据了前两位，进士及第人数分获第一和第三，中状元的人数占第一第二。到了清朝，江浙两省势头更猛，尤其是江苏的苏南，已明显超出自宋明以来一直排名于前的浙江。清朝一共只有一百一十二个状元，苏南的仅苏州一府，就出了二十五人。

江南文人在考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就其根源，还是和江南的经济繁荣分不开。经济是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读书人才有出头之日。然而经济基础和科举得意，并不能完全证明江南文人如何了不得。事实上，江南文人如果没有思想支撑，永远都是酒囊饭袋。

江南文人的黄金年代是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大动乱，知识分子获得了统治阶级想管又暂时管不了的相对自由。这时候出现了顾炎武，出现了黄宗羲，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很会闹事，因为会闹，所以很热闹。清因明制，恢复了科举，江南文人从羞羞答答，逐渐过渡到神采飞扬地走向考场。为出仕读书已经成了一剂毒药，这就是为什么明亡之后，会有那么多党人先投李自成的大顺军，继而又跑到清人那里去做官。官场的诱惑深深伤害了江南文人的灵气，有些人似乎也明白这种弊端，因此一味地清高起来，或寄情于山水，或闭门不出，两耳不闻窗外事，声色犬马，管他亡国不亡国。

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或进或退，都有严重问题，进则厕身官场，结党营私同流合污，退则隐居江湖，逍遥逃避醉生梦死，江南文人始终找不到理想支柱，找不到精神上的最后寄托。当国家这部机器一步步失去控制，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种历史性的崩溃面前，江南文人中的大多数不仅无能为力，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作为。为了保住自己可怜的脑袋，江南文人开始做起死学问，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做死学问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乾嘉学派的横空出世。在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中，江南文人又一次体现了人多的优势，平心而论，清朝的文化繁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美，清朝文章学术之盛，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之大成，“汉唐以来，未有其比”，诗，词，，古文，小学，天算，地理，水利，都是前朝所不能比拟，而这种繁荣，江南文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