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第四十次常委会，就“蒋委员长中正电请再给假两月，以资调养案”作出决议：“蒋同志久膺国重，备极忧勤，所请再给病假两月，并以王同志宠惠代理行政院长职务，自应照准，尚望为国摄卫，早复康健。”蒋因此返回老家溪口休养，不过这休养也是打了折扣，因为“应酬频繁，有害健康”，“医生等劝告务必绝对节劳”。

蒋介石称病，汪精卫也跟着说自己不舒服。六月里，报纸上有了这样的消息：“汪精卫病已痊疴，脉搏仍有间歇。”一时间，称病做秀成了风气，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说明自己辛劳，才能鞠躬尽瘁。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党国要员们才一个个打起了精神。7月15日，报载“于右任患腹泻，精神尚佳，稍留及返京”。在同一版上，又有以《阎锡山已恢复办公》为题的“太原十四日电”，“阎锡山病已渐恢复健康，兹以世局日趋紧张，已开始批阅公文，擘划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七七事变”，不仅南京的老百姓不太相信仗是真打起来了，就连党国的要员，也有点稀里糊涂。7月29日，报纸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局势一张一弛，后以和平空气笼罩，各地劳军运动之热烈情绪，顿形减低，以致南京几个中学生所发起之五万条毛巾运动，仅收到四十九条，离指定数目相差甚远，现在甚望全市同胞踊跃捐送毛巾，交新民报社会版收，以便转送前方将士应用”。

就在上述消息发表的前一天，日军猛攻北平，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不幸阵亡。而发表消息的同一天，北平沦陷，再过一天，天津沦陷。到第三天，1937年的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征婚救难

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后果，是北平和天津的沦陷，这是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实。“9·18”以后，中国抗日情绪一直都很激昂，大家想不到东北还没有收复，华北也完了。此时不全面奋起抗日，不跟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更待何时。

蒋介石宣称的最后关头，显然已经到了。“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汪精卫也就最后关头发表演说，他一贯能说会道，说出来的话，照例都有很好的煽动性。他解释最后关头的意义，是“未至的时候要忍耐，已至的时候要牺牲，必使人地俱成灰烬，不留一个傀儡种子”！

于是八月的南京城，抗日热情高涨。演艺工作者上演了大型话剧《卢沟桥》，此时离事变发生，刚过一个月。这是一次文艺界精英的合作，写剧本的主笔是田汉，演员都是名角。中央大员云集，一个个都从避暑胜地庐山飞了回来，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赴京共商国是。在要员中，最有感慨的是白崇禧，从广西飞过来，一下飞机就在城里转了一圈，然后对记者说，他感受最深的，是首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共产党的代表朱德和周恩来也到了南京，共同抗日的大是大非，终于让国共这一对老冤家，又一次携起手来。

南京的基督教徒，发起了“为国祈祷会”，分五处轮流举行。娱乐场所开始在票价上做文章，增收“附加慰劳金”。暑假中留在南京的学生，纷纷上街募款，“乞丐，车夫，女佣亦踊跃捐输”。如果说，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一波抗日激情，北平天津的沦陷又掀起新一波怒潮。

8月12日，南京的报纸上以“征婚救难”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昨阅上海某报，看见有一位女士发起“征婚救难”的消息，这真是一条崭新而有趣味的新闻，亟为转录事实，以告读者。

这位女士是河北新河县人，年在二十岁左右，芳名郭余名，现任上海新民小学教员，近因鉴于平津被敌蹂躏，为救济遭难同乡，特自动的来发起这“征婚救难”的办法，应征者须缴纳费五元，而且要能真爱国，真能为国牺牲者为标准。将来就用此笔应征费专以收养这次遭难而流亡的同乡。昨天上海有一位记者去采访过她，曾向她要一张照片，结果没有成功，据她说一切办法，俟河北旅沪同乡会决定后，即在各报刊上登广告，那时她的照片当然也要附刊着。读者不妨暂时等着，过几天留心在上海的广告栏里瞻仰她的芳容。

国难当头，发生什么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报纸上的某方

看田汉回忆录，说起1937年八月初在南京公演的《卢沟桥》，国民党宣传部竟然准备禁演这部戏，可是真禁了，又怕老百姓不乐意，便促使特务闹退票。我对这回忆颇持怀疑态度，当时的日本大使馆还在南京，平津虽然已经丢了，毕竟还只是发生在“北方的战事”，国民政府并没有正式对日宣战，因此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国民党只是想表个态，说明《卢沟桥》表达的只是民意，并不是政府精心策划。田汉的这个回忆录，写于“文革”初期，当时的革命群众对历史已经不了解。

国民政府在对日的态度上，一直小心翼翼，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杜重远因为《闲话皇帝》一文，得罪了“友邦”，侮辱了天皇大人，日本人因此抓住这点死死不放，结果国民政府不得不判杜重远徒刑。我看当年的旧报纸，常常为报纸上经过仔细斟酌的措词，感到无奈和可笑。譬如在1月31日，就淡淡地用标题文字这么写着：“津日军举行实弹演习”。4月2日的第三版上，又赫然写着：“日驻沪陆战队，昨天又举行大演习。田代在丰台检阅日驻军，日联合舰队今日离青岛。”

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些标题下掩盖着的深刻含义。类似的标题文章屡屡可见，到了4月12日，又有“沪日陆战队习巷战”的报道，然后又是“传田代回国，日司令改大将，津日军又习野战”。这些文字往往都只是标题，具体的内容故意省略了，理由很简单，话多必失，不愿意给日本人在外交上留下把柄。想想国民政府真是够窝囊的，日本人不仅在你的家门口捣蛋，他们已经大摇大摆登堂入室，就在你的家里撒野玩演习，你却还不得不想到“外交”。

“平津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这是任何一个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忍受不了的现实，忍不了，还得忍。尤其是政府必须忍受，忍辱负重，既不敢得罪日本人，又不能惹怒老百姓。到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报纸上还有这样的标题，“日驻军在沪大演习，丰台日军亦在卢沟桥演战斗”。战争的阴影正在一天天逼近，穿过历史，以今天的眼光去看，一切都很清晰，已经铁板钉钉，在当时，反而有些模糊不清。“狼来了”的呼声喊多了，似乎已让人感到很麻木。

当时报纸上，常见的还有“某方”这个词，这是典型的外交字眼。譬如“华北某驻军，五日又将增兵”，“某方在察北建筑兵营学校”，“某方雇汉奸多名组‘华北***协会’制造口舌，实藉以增强华北驻军”，这“某方”是谁，自然不言而喻。

敌乎，友乎

抗战之前的报纸很多，国民党政府对抗日的舆论，控制很严格，却难免疏漏。当然，说是故意睁只眼，闭只眼，也不会有什么大错，毕竟对日同仇敌忾，这一点已不用怀疑。南京的《朝报》就当时日军连续不断的演习，发表了一篇署名“习铎”的文章：

日本兵舰七十多艘，前天起集中在青岛海面，据说是演习。

什么演习！不过是叫我们看看颜色而已。到中国的海面上演习，就好像在一个人的面前揎拳勒袖做把式一样，是示威，挑战？进攻的准备？

他们演习给我们看了，地点是中国海面，炮口正朝着中国的海岸。“敌乎”，“友乎”？还用问吗？

《朝报》是南京本地的报纸，就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底下，面对“友邦”动不动抗议，说话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该说的话，该放的炮，还是说了放了。民间对日敌对情绪，无论政府怎么掩盖，也捂不住。不过民间情绪，向来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说起一件往事，说“9·18”事变后，新加坡曾开会纪念，作出决议，凡属中国人一律臂缠黑纱，以志国哀，并宣誓言：“东北一日不收复，我们一日不脱黑纱。”当时，凡真爱国热诚者，无不遵守，然而也有不缠者，引起爱国热情过烈之人强烈不满，于是提着修马路的柏油，在交通要道守候，如有不缠者，立刻涂之。

1937年7月20日，蒋介石从庐山飞回南京，“精神焕发态度安闲，中枢要人相继晋谒”，此时的高层领导，已下了抗战的决心。如何对待民间情绪，始终让国民政府感到棘手。头脑清醒的官僚，对抗日与否，作出了这样判断，“战必败，和必亡”。所谓败，就是说仗真打起来，一定会败给日本人，在军事上，我们不是对手。所谓亡，则是亡于老百姓，亡于共产党，因为对日一味退让，一个劲忍辱负重，结果必是民心尽失，国民党失掉，意味着共产党得到。

报纸上对政府的决心并不完全相信，竟然用国家要人来作广告。一份“急电”煞有介事地写道：“蒋委员长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中，曾作郑重表示：‘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全国民众闻风兴起。有一青年吴一清者，原为爱国之士，在淞沪抗战期间，身先士卒，中弹断了一条腿，从此郁郁家居。恨东北收复无日，怨政府丧权辱国，更让他难以忍受的，随着世局越来越趋紧张，而其父母及其弱妹，却醉生梦死，沉湎酒色，愤慨之余，状若疯颠。其事悲壮曲折，动人心魄。”

仔细研究，原来只是华安电影公司的噱头，自称根据真人真事拍的电影预告。具体片名及导演主演，要等第二天的广告才能看到。

怀念柳树

我所居住的地方，如今很难得看到杨柳。附近的市民广场，在花岗岩和草地之间，移植了一株不大不小的杨柳树，每次看到风前柳态，都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可惜太形影孤单，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起码是不够传统，因为水性杨花，柳树更适合长在水边。

历史上的南京有很多柳树，甚至我童年的记忆中，杨柳也像在唐诗宋词中一样随处可见。无情最是台城柳，这个城市无论如何变，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挫折，柳树还是柳树。秦淮河畔，各式各样的水塘边，无人的荒野，是地方就会添出几树垂柳。柳树天生适合用来表现沧桑，一旦发生战乱，战后萧条，只有一样东西会不经意间又生气勃勃成长起来，那就是苍凉的柳树。柳树目睹人间的悲欢离合，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我觉得柳树的性格，代表这个城市的传统，虽然历经磨难，怎么样都能活下去。

一个画画的朋友曾用古典来形容柳树，他比较了法国梧桐和柳树的姿态，指出它们枝条的生长方向是相反的，一个垂下来，一个向上。一百年前，南京还见不到已反客为主的法国梧桐。今天所见到的这些学名为“悬铃木”的梧桐，确确实实来自法国，是20世纪20年代末修建中山陵，从上海法租界花巨资购买的树苗。法国梧桐改变了南京的品位，在传统的伤感中，它增加了一些民国的华贵气。这个古老的城市有了枝条向上的梧桐，顿时发生根本的变化，用时髦的话来说，也是一种断裂，在今天，梧桐比杨柳更能代表这个城市。

城市中的绿色十分重要。树木的洋化不一定是坏事，从造福市民的角度来看，法国梧桐代替杨柳，显然是很好的进步。烈日炎炎，骑车族从巨大的梧桐树荫下走过，会少几分火气，多一丝凉意。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怀念杨柳，它不仅能让我回忆童年，更能让我幻想自己并不曾经历过的历史。现在，这个城市正在流行草地，和柳树梧桐相比，碧绿的草地更富贵气，是不是真好，就很难说。草地太像摆设，容不得我们亲近，常常只能作为摄影时的背景，而且老得有人在那把守，在那除杂草，在那儿浇水。也许我们人多，可以不珍惜人力，不过，草地多少还是有些华而不实。

柳树是丰子恺漫画中重要的元素，没有柳树，或许就没有丰子恺。记忆中，他的住处就好像用“小杨柳屋”命名。杨柳不是南京才有，更不是江南才有，只要有水气的地方，杨柳便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中国传统树木中，常见的是杨柳，松柏，翠竹，还有桃树李树。刘禹锡《杨柳枝》有这么一句：“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桃红李白，春意盎然，都是风头一出也就完了。好花不常开，柳树反倒更值得咀嚼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