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9·18”事变，是南京政府遭遇到的最大难题。这边民国的盛事刚刚开始，那边渔阳鼙鼓动地来了，害得蒋介石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眼睁睁丢了东三省。张学良逝世，他的口述自传已经解密，以蒋为首的中央政权失了地，丧权辱国，成为众矢之的，还是在所难免。“9·18”引起了满朝文武大员的一片嚷嚷，结果便是恶狠狠地吵起架来，当时可真是够乱的，你骂我来我骂他，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成了吵架大会，按理应该是个斯文的场所，“放屁放屁放狗屁”这样的话，也冒了出来。“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蒋介石当时以岳武穆自居，他自己觉得是，别人看着怎么都不像。当不了岳飞，蒋便让手下骂汪精卫也是汉奸，汪的亲日形象早就众所周知，骂他是秦桧也没什么错。

蒋介石被骂得鼻青脸肿，于是又玩了一回下野，向全国人民谢罪。他的下野，当然是假的，还是老一套，军政大权仍然遥控，过不了多久，便又再次皇袍加身，重新登上权力宝座。南京的老百姓一向喜欢看热闹，这一次大开眼界。目睹这场闹剧，鲁迅写了一首题为《南京民谣》的五言诗，直讽其事：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全运会的花絮

好多年前，我突然被拉去出谋划策，为了申办全运会。以往的全运会，只在三个城市轮流坐庄，分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老规矩必须改，其他城市均有意见。于是六朝古城终于有机会，那时候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大连。说老实话，大家都觉得大连更有戏，因为人家有一句很牛的口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是足球最火暴的年头，万达队如日中天，大连的体育场馆国内绝对一流。看硬件看软件，别人都比不了，可南京临了还是虎口拔牙，活生生将申办权夺了过来。

运动会给城市建设带来的巨变不言而喻。对一个城市来说，全运会不仅仅是一些比赛。不由得想到1933年南京的第五届全运会，这是不是历史上的唯一一次，我说不准，说它最有意义，却毫无疑问。这次运动会想做成功两件事，一是表达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东北已沦亡了，可是“还有东三省的选手在，有热河的选手在，有哈尔滨的选手在”，“诸位选手的使命，不在锦标，而在振起全民族的精神”。有一句话为老百姓津津乐道，“我们要使中国，由一个绵羊，变成一只老虎”。

这次全运会的另一目的，是展示首都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个城市开始翻天覆地。变化是巨大的，史无前例。谁也没有想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偏偏给中国的经济增长送来了好机会。原材料从来也没有这么便宜过，西方第一流的城市设计师，花很低廉的价格，就足以让他们乖乖地为我们打工。南京转眼之间，成了一个最美丽的都市，它的突变甚至让一向轻视中国的西方人目瞪口呆。在外国记者的笔下，南京已经可以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都市媲美。

我见到过一些老照片，穿军服的军人和穿长衫的市民在排队购票，票价是三角一张。以当时的物价，不便宜。会期十天，两千余名男女选手，将近二十万观众，在1933年10月，已很热烈很隆重。此次运动会，最露脸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短跑健将刘长春，女的是美人鱼杨秀琼，都是拿冠军创纪录。刘长春的百米成绩是十秒九，在当年算是不错了，他是东北人，能来比赛就不同寻常。他又是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也是旧中国唯一的一个人，因为旧中国的体育水平实在太低，其他项目不够资格。

杨秀琼大出风头，她的游泳成绩，在今天自然不值得一提。或许长相符合当时的美女标准，比赛之外话题不断。追求的男人多，段子也多，可惜最终还是红颜薄命的老套，成了某军阀的小老婆，据说颇有一些辛酸。

昔日的篮球热

朋友们一起聊天，不约而同说起篮球。或许姚明去nba的缘故，国内球迷的兴趣，正悄悄从足球转向篮球。回忆过去，20世纪80年代女排称霸，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排球热，那时候上体育课，班上的男男女女，几乎全部选择排球。这以后，有了世界杯欧洲杯冠军杯，有了意甲德甲英超，逢精彩比赛必定实况转播，大家又成足球迷，每人能报出一堆自己喜欢的球星。这些年，球迷对中国足球失望透顶，开始集体厌倦，都叛逃到nba的阵营去了。

说起南京人喜欢篮球，可以追溯到抗战前。当时南京有两支很厉害的球队，一是中央军校队，一是国立体专队。《金陵野史》上篇文章专门介绍过，将他们称为“篮球两霸”。两霸之间的比赛，曾是南京球迷的大事。高手对决，每年也就一两次，在老百姓心目中，这种德比大战充满悬念。地点不是在通济门外的省立公共体育场，就是在黄浦路的励志社。那时候的决赛票两角钱一张，一旦开赛，看台一定挤满，“万头攒动，盛况空前”。

据说当年开战时，体专的校长张之江，军校的教务长张治中，都要亲临督阵，以示隆重。体专有同学自己组成啦啦队，呐喊助威，很是热闹。相比之下，中央军校队更受南京市民的爱戴，队员白背心白裤，清一色的光头。军校的中锋叫王玉增，绰号“大姑娘”，身长玉立，打起球来，“静如处女，动如脱兔”，他受欢迎的程度，差不多就要赶上乔丹了。

1937年的南京人，充分享受着民国的盛世。这一年，国立体专队输给了中央军校队，正摩拳擦掌，希望夺回冠军宝座。中央军校队一时间成了国内的梦之队，远征上海，击败了由美国侨民组织的“海贼”队，据说这支球队赫赫有名，执上海篮球之牛耳已经多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半个月里，谈论北方战事和篮球，是南京市民的主要话题。那时候的菲律宾篮球队很厉害，来华挑战，大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概。南京因此组成了京联队仓促应战，各有输赢，比分都是四十几比三十几，是谁先输后赢，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报纸上宣布，拟组成京沪联队，到上海去招募高人加入，然后远征菲律宾。说好要赛九场，八月初去，九月初回。

这九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大家似乎都不关心。此时抗战已全面爆发，教科书上的日期，从7月7日开始，对于南京的老百姓，却要拖延到8月13日，或者8月15日。淞沪激战两天以后，日本人的轰炸机开始光顾南京。

遥望卢沟桥

对于1937年的南京人来说，发生在华北的卢沟桥事变，有些说不清道不白。那年头没有电视直播，消息来得很慢，所有新闻都是隔夜的。漫长的夏天已经开始了，在没有空调的日子里，老百姓对付酷热的办法，就是睡到大街上去。夜晚降临了，人们在门口洒上一些水，将门板卸下来，架在长凳子上当做纳凉的床。蚊子在空中飞扬，手中蒲扇不停地拍打，报纸上的小道消息不翼而飞，到处流传。

为了写《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曾泡在档案馆里翻阅过当年的旧报。纸张已经很破旧了，过去的灰尘让人窒息。不管怎么说，读旧书看旧报，不失为一种触摸历史的好办法。要说1937年是民国的盛世，丝毫不算夸张。年初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把蒋介石的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报纸上常常出现“领袖”这个词，作为民国的首都，南京的报纸上有很多无聊的东西。某某要人抵京离京，小恙病足甚至割疝气，都会成为花边新闻。

7月7日这天到来以前，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战争的迹象。六年前的“9·18”事变，极大地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心，从此以后，抗日激情始终高涨。但是，国民政府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在媒体上，和抗日有关的话题，或多或少有所限制。南京的老百姓似乎已习惯了抗日高调，他们习惯了骂几声小日本，然后沉浸在琐碎的世俗生活中，醉生梦死。在7月7日的一张报纸上，用大半版的广告，为一种叫“生殖素”的药物作宣传，其声势远远地超过今日对“伟哥”的炒作。

同样是在7月7日的报纸上，“卫生常识”的系列讲座预告正在进行，英国医学博士吴国泰要为大家演讲“衰弱丈夫的急救法”，德国医学博士张君宝的题目是“***与遗精的弊害”，美国医学博士姚崇培大谈“发育不全的科学挽救”。还有很长的“少女的一封信”，内容是“怎样做一个健美的女性”。副刊里有一篇文章的标题，竟然是“夏季里的诗的肉感气息”。

7月8日的报纸仅仅是标题就足以吸引眼球。大字标题是“秦淮河上的夏季风光”，小标题则是“画舫灯彩辉煌，歌声与笑语齐飞”，更有一行注解让人哭笑不得，“她像一个风流寡妇会使你沉醉”。当时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已经提倡了好几年，可是夫子庙的繁荣娼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在第五版上，有一篇报道说，“市府路一带，有私娼集团拉客举动”，而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集团拉客”。

直到7月9日，卢沟桥事变才见诸于南京的报端，标题触目惊心，更有些轻描淡写：

“日军前晚在卢沟桥演习突向我驻军轰击”。

作为见证的广告

“8·13”淞沪抗战的第三天，十六架日本人的轰炸机，开始轰炸南京。在八月十九日的报纸上，我看到一条消息，用大字刊登，不由得觉得暗自好笑。“蒋委员长严令申儆”，“禁止非防空人员枪击敌机”。电影《巴顿将军》中，很经典的一场戏，是敌机前来袭击，别人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唯有巴顿拔出手枪，冲到大街上，向俯冲过来的敌机射击。在1937年的南京，竟然也会有这种完全艺术化的镜头。

我已经说过，中日全面开战，对于南京人来说，应该是在“8·13”以后。在这之前，大家并没有想到形势会变得那么严重，更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日本军队就要打到南京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那时候，多米诺骨牌已经排山倒海一般开始过来了，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差。

一家名为“瘦西湖食堂”的馆子开业一周年，举行大优惠活动。广告上是这么写的，“在本食堂周年纪念期内，特备（五元纪念席）以酬各界惠顾雅意，日期自7月15日至7月20日止，共计五天，每席五元，每天十桌，售完为度，恕不外送”。我感兴趣的是登出来的菜单，四冷盘四热炒五大件，三竺鱼翅，锅烧鸡，清蒸白鱼，瓤冬瓜，元闷子鸡，点心一道，外加瘦西湖锅面。

号称京粤港十大酒家之“首都大三元”，也在广告上登出自己的菜价，“著名红烧鲍翅二元五角”，“原盅陈皮鸭掌八角”，“正式黄浦炒蛋三角”。

首都大戏院《看王先生去》的广告，显得很不正经。“这边无敌大减价老派滑稽，那边流血大牺牲新式噱头”，更有一行小注，“噱天噱地全部幽默滑稽巨片”。

报丧的广告，“迳启者，首都军训会专任委员董觉悟先生于本月十五日晨巳时疾终于中央医院，经移厝于莫愁路仁孝殡仪馆，择于本月十六日正午十二时大殓，另行择期开吊，谨此讣闻”，落款是“董委员觉悟先生治丧委员会谨启”。

8月31日，在报纸的头版上，登了一条结婚广告，很有意味。

梁章棣、张文卿结婚启事：我俩已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在南京中正路三三四号举行结婚，时值国难时期，一切从简，所有亲朋诸希谅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整整一版，就这么一条广告，其他全是战况报道。这时候，平津已经失陷，上海抗战正如火如荼，中国军队正以巨大的牺牲，对抗着武器精良的日本军队。也就是在这一天，国民政府明令征集国民兵，我至今都不明白什么叫国民兵，反正是战时总动员之类。仗越打越大，报纸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广告也就越来越少。

五万条毛巾运动

1937年，是南京历史上最值得谈论的一年。这一年的发展方向，在一开始并不明朗，一方面，它是民国的盛世，大家享受着世俗生活，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战争的机器正悄悄开进，中日双方的敌对已经不可调和。

在2月2日的《申报》上，一位埃及预言家预测世界政情，认定“1938年大战将爆发”。媒体评论这个预测，不屑多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是否准确，尚待事实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