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

1985年初，张爱玲还没在大陆火起来，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还没发表，正读研究生的我突然心血来潮，向刚成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推荐了几本书。所谓推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策划一套“中国现代长篇别集”，专门选择一些看上去不错，别人又不太知道的冷门作品。

出版社方面觉得“别集”二字容易引起异议，改名为“选读丛书”。具体书目由我定，资料由我提供，那年头没什么版权之说，我觉得好，就行。当时张爱玲还健在，知道我把《十八春》列为首选，一定是火冒三丈。可惜她远在美国，隔着太平洋，对我的无礼也没办法。

《十八春》就是后来《半生缘》，作者的当时署名是“梁京”。张爱玲离开大陆以后，痛改旧作，这部的结尾变动最大。《十八春》出版以后，反响并不大，知道的人也不多，虽然印了三万多册，并没有多少人议论。只有一位总社领导不知道为什么大动肝火，痛骂张爱玲的是“淫秽”，他把“秽”读成了“岁”，我听了好笑，这事就过去了。那时候还不能算媒体时代，小报和电视都不风行，商业气氛刚刚起来，出版物是人们的主要对象，很一般的作品，也能印几万册。对于出版社来说，长篇随便出什么，都不赔钱。

我的印象，似乎还是《十八春》比《半生缘》更好看一些。最初的记忆至关重要，一位朋友谈起金庸，说读者读到的第一本书，往往是最好。对此我深有体会，读完了金庸的武侠，最喜欢的恰恰是最初看的那套《天龙八部》。武侠难免公式化概念化，只要看过一本，对作者的路数基本熟悉，这以后，就算是再次被打动，仍能处之泰然。读张爱玲的也有如此感想，最初写成的是原汁原味，中篇《金锁记》改成了长篇《怨女》，《十八春》改成了《半生缘》，多少有些得不偿失。

《十八春》有一个革命化的结尾，出自张爱玲笔下，或许有些怪异，可是我却感到非常真实。读者会认为与意识形态有关，一有关就反感。这部书是解放以后写的，曾在上海的《亦报》上连载，行文不可能脱离时代特色。问题就出在这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如后来的《半生缘》去革命化，同样是没有脱离海外的时代特色。平心而论，《十八春》中的革命化是很好的“新写实”，搞评论的不好好做番比较研究，真是可惜了。

我不知道《十八春》后来有没有再版过。书店中，张爱玲的书一直热销，能见到的，是各种版本的《半生缘》，风行一时的电视剧用的也是这个名字。

《十八春》张爱玲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版定价：165元

《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

这是我做责任编辑那几年，最吃力不讨好的一本书。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生刚毕业。当时野心很大，为这本书取的名字叫《当代必览》。全书150万字，选了差不多200本文史哲著作，用时髦的缩写形式汇编成册，目的是想将当代的好书一网打尽。

为了这本励志类的准工具书，我吃尽苦头。两位主编是大学的教师，他们召集了一大批青年学子，选定了书目，把繁重任务分配下去，把稿子哗啦啦收上来，再把光荣艰巨的统稿任务，一股脑儿地砸在我身上。那时候还不是电脑排版，编稿子，排版式，统一格式，改校样，要多烦人有多烦人。有的缩写还凑乎，改改就可以发排，有的实在不像话，必须退回去重来。举个小例子便能说明当时的痛苦，由于书中收集的是世界各国的著名人物，作者的名字要用原文排出来，这牵涉到好几种外文字母，英文好办，像俄文和法文字母，没有现成的字模，不停地改不停地错，改了一遍，错了，再改，还是错。光是为这些洋文字母，就跑了无数遍印刷厂。

书中收录了许多不错的好东西。因为是缩写，虽然不能做到每篇文章都仔细核对原书，但是必须有个起码的了解。对我来说，既是个编辑的过程，也是个认真学习的过程。偏偏我这人心志不高，读书不求甚解，最讨厌理论书，对喜爱的书就多读，对艰深和不喜爱的，就不想读和少读。作为一个责任编辑，又不能不读，因此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这本书见证了文学商业大潮的到来。做选题策划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社会效益，是想让大家多读些书，读些好书。当然，感觉中它好像也应该有些经济效益。书还在编辑之中，市场前景的不好已开始露出端倪。琼瑶热过去了，流行的是台湾的姬小苔，我所在的出版社是专出姬小苔的大户。出版社的黄金规则是越赚钱，越不想赔钱，人一旦尝到赚钱的甜头，仿佛误入风尘的女子，会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

等到书编好，校样清了，能不能付印成了问题。不印，如此浩大工程，半途而废，说不过去。印，明摆着要赔钱，社领导犹豫再三，拖了又拖。

等到书正式出版的时候，我已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书名也换了。出版社以为会赔钱，结果却没有。这书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好几位研究生对我提起过，说这本书对他们做学问的用处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客气话，也没太往心上去。我从来不是个感觉良好的人，毕竟不当编辑了，隔行如隔山，对自己编的这本书真的很无所谓。

《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上下两册）蒋广学赵宪章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定价：2150元

《名人日记》

一段时间，我非常热心地搜罗年谱和日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沉浸其中，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除了外国，我最爱看的是历史类图书。太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吃力，兴趣主要是集中在野史上。年谱和日记只能算历史的一些碎瓷片，能把玩这些，我似乎已经心满意足。

日记的印数通常都很少，这又是我收藏这类书的一个小小的私心，既是据为己有，当然应该是那些以后不容易找到的东西。有的日记只印了几百册，虽谈不上什么海内孤本，隔了些年头再要想找，离“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境地已不太远。

明眼人都知道日记中有很多造假，即使是当天的记录，也完全可能文过饰非，胡话连篇。好在这个假，与后来写的回忆文章相比，要真实得多。写日记的人会想到日后可能有曝光的一天，从做研究的角度来看，看看记录者如何造假，本来就是个很有趣的事情。日记读多了，尤其是读到不同的人，对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有不同的记载，观点和结论都不一样，不禁会心一笑。

《名人日记》也是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干的私活。当时社会上的名人书籍流行，出版社同仁看了手痒，趁机出几本捞它一票。除了《名人日记》，这套丛书还包括《名人演讲》、《名人书信》、《名人小品》、《名人遗言》。编这本书是自告奋勇的选择，不仅是责任编辑，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编者。我觉得自己有这个金刚钻，揽下这活不费吹灰之力。

斯人不是我的笔名，是当时参与这套丛书“四个人“的共用名。

《名人日记》斯人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定价：440元

《旅德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文学市场非常不景气。那时候，无论你多大的腕，出本集子都不容易。打开文学市场靠两套书，一套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一套是华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提到出版史，这两套打破坚冰的丛书功不可没。

早在上述两套书出现之前，我策划过几本书，这就是“八月丛书”。承蒙出版社领导信任，我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招兵买马，妄图把文坛上的实力派作家都网罗过来。取名“八月丛书”，寓意无非是个收获的季节，该摘桃子了。动机当然是美好，效果却极不理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失败的经历，不无酸楚。或许提早了一点，早产儿通常都是不幸的，加上我的市场经营术太差，丛书一开始的印数极低。印数低，意味着没有经济效益，出版社和作者的权益便得不到体现。譬如张炜和张承志的书，只印了一千五百册，至今想到，都觉得对不住他们。

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每个作家同时出两本书，一部集或者别的什么书，另一部是长篇。排在头一位的是王安忆，一本是《旅德的故事》，一本是《米尼》。我一向佩服安忆的写作激情，做她的责任编辑很愉快，但是编书之外的话题，可以说是很不愉快。有一天，总社一位领导把我拉到一边，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怎么一下子给王安忆出了两本书？把她的边边角角都拿来出了，还有性的问题！”

这位领导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向他解释应该出这两本书的理由，他听了，点头，让我注意影响，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写的，一定要避免挟私的嫌疑，不能是朋友的书就拿过来不负责任地瞎出。他承认自己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只是有人已几次向他告状。

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提到安忆中的性，有一段时间，她差不多被误解为色情作家。八月丛书成了迟开的鲜花，等到大家承认，都说这套书不错，一版再版，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学市场已形成，名作家出书不再困难。记得当时经常要对图书进行抽查，《旅德的故事》正好被查到，发现错字率超了标。我感到奇怪，很多字分明是改正过的，怎么还会错。去出版科核对，原来送印的竟然是二校样。懂点出版的人都知道，付印的应该是改正后的三校样。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责任并不在我。三校样早改完了，领导迟迟不肯最后签字，一直压在出版科。有一天，终于软硬兼施好不容易通过了，我害怕夜长梦多，又有意外，让出版科的人赶快付印，他们也真帮忙，立刻就送，没想到忙***错，送错了校样。

《旅德的故事》王安忆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定价：350元

《米尼》王安忆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定价：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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