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手犹如今天的人去洗手间，是撒尿的一种拐弯和委婉说法。古人和现代人在“便溺”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上，总是不愿意直截了当说出来。好在大家都懂，懂了也就不去追究为什么。只有那些固执的学者，会为此大伤脑筋，千方百计琢磨出处。抗战期间，顾颉刚先生避国难，在四川做义民，与人闲聊中，了解到明末时，张献忠杀人如麻，蜀人未遭屠戮的只有十分之一。到了清初，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尽化草莱，所以朝廷不得不下令移民，“以湖广填四川”。老百姓是不听话的，因此要强迫，一个个都把手捆起来，像押壮丁一样，被捆的移民途中内急，就请押送的兵丁“解手”，因为只有解了手，才能把便溺这件事办好。同样的道理是“出恭”，过去的学童念私塾，就厕时必须领出恭牌，一来二去，“出恭”便成为一个固定词组。

学者的特点是喜欢琢磨为什么，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举一反三，他对解手的兴趣，自然不会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解手是中国移民史的一个好例子，而为什么要移民四川，恐怕不是一个张献忠杀人就能说清楚的。明清之际，四川原有的人口遭受灭顶之灾，这和战乱有着直接的关系，连绵不断的战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张献忠三次入川，交战双方既有明军和农民军，又有明军和清军，以及清军和南明的军队，清军和吴三桂的“西府兵”，此长彼消，打来打去，多少年也没太平过。打了这么多仗，人口死亡无数，把账都推在八大王张献忠身上，显然不公平。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的骤减，战乱是重要原因，和天灾也分不开，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瘟疫，有特大的旱涝，“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说当时还发生了“千古未闻之奇祸”的虎灾，川北南充一带，群虎自山中肆无忌惮走出来，“县治、学宫俱为虎窟”。老虎吃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群虎成灾，“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可怜的老百姓都成了猎物，回想起来便太惨了些。

天灾人祸是一对难兄难弟，一旦灾祸来了，老百姓往往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移民是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一开始是强迫，因为移民的结果并不乐观，南充县知县的报告中说，原报招来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三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剩下的只有二百一十三名，新报招来人口七十四名，见存三十二名。虽然清政府给予极其优惠的政策，“四川耕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但是动不动就成了老虎的午餐，不用绳子捆着刀架在脖子上，老百姓断然不肯上路。好在这些优惠政策的诱人之处不言而喻，因此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一片光明，那些移民只要能熬下去，不葬身虎口，开十几亩荒地，便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地主了。

明末清初的向四川移民，开始时要强迫，到后来，因为有一个好的前景作为诱惑，强迫变成了自觉，渐渐地，移民成为一种潮流，汹涌澎湃，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中，人口剧增，荒芜的四川逐步上升为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情况真是说变就变，人和老虎较量，很快还是人占了上风。在康熙初年，四川境内“人烟俱绝”，到康熙四十年已是“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雍正五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统计资料显示，在乾隆八年到十三年之间，自湖广“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户”。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那时候的一户不是现在的三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拖儿带女，一户中有十几个人是常事。

四川很快就繁荣起来，容易被忽视的是人满为患。人多并不是在今天才是坏事，清道光年间的《新都县志》就已经这么说：“昔之蜀，土满为患，今之蜀，人满为患。”时到今日，四川是中国人口输出大省，在深圳，在海南，在拉萨，在任何一个需要开发的地区，都可以见到浩浩荡荡的川军。熟悉中国移民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就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江西填湖广”运动，原因十分相似，不过是发生在宋元之后，由于战乱，“湖湘之间，千里为墟，驿驰十余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行迹”，到元明之际，湖广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大，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下令，采取和后来清政府同样的强制移民措施。

顾颉刚考证出川人的“解手”一词，源于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而湖北人上厕所也说解手，因此还可以往前推移，很可能在江西填湖广时就已经有了解手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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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通过书本了解历史，喜欢纸上谈兵。徐霞客算是不多的身体力行者之一，他的游记成为了解中国地理的重要教材。明崇祯十三年，徐霞客自丽江“西出石门金沙”，取道东照，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溯江纪源》，指出应该以金沙江为正源，岷江不过是其支流。这一观点曾为许多专家学者所引用，并认为“发现长江正源”是徐的重要贡献。譬如丁文江就说“知金沙江为正源，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根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上的记载，得出早在两汉六朝时已经知道金沙江出于丽江徼外，而且知道它的上游更在汉源以西的巴安一带。换句话说，徐霞客知道的事情，前人早就知道了，而大家弄不明白的根本原因，恰如徐霞客自己所说：“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黄河流域在中国的政治上占着主要地位，古人对黄河的关心，远远超过对长江的关心。由于《禹贡》多少年来都被读书人奉为经典，“岷山导江”也就被误为岷江就是长江的正源。徐霞客的意义在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推翻了一千多年来陈陈相因的旧说，因此他的伟大贡献，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地理发现，而是显示了向经典和权威挑战的勇气。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想知道自己国家的地理，很不容易。徐霞客已是这方面的大权威，但是也不太清楚前人早已知道他所刚发现的事情。一般读书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境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可惜天下之大，不是书呆子坐在书斋里就能想象，屈原在《天问》就发出过感叹：“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郭沫若为这段绕舌的话作了这样的翻译：

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河床何以洼陷？

江河老是向下流，何以总不能够把大海流满？

地面，从东至西究竟有多少宽？从南至北多少长？

南北要比东西短些，短的程度究竟是怎样？

中国文人许多地理知识是从《山海经》中得到的，譬如说黄河的源头，有点文化的都以为是昆仑山。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来自莽莽昆仑，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和这座山有关系，“黄河之水天上来”，昆仑自然而然地成了上帝的宫囿，登山等于上天。黄河又是中原人民的生命线，大家出于崇德报功之俗念，便视西方为极乐世界。本来弄明白黄河源头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这些地方更多的时候属于西戎，中原的文人没机会去，只能像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求知之烦闷中时涉遐想，遂幻造无数神话以自慰藉。”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都知道地球像个南瓜，是椭圆形的，可是古人没有这样的概念。人类最初的文明，都是沿着河流的方向发展，水往东边流，于是东西文化交流就成了主旋律。战国七雄，位于最西边的秦国终于一统天下，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成为中华的第一位封建君王。我一向对中国的历史地图有兴趣，秦时的地盘用今天的眼光看，其实还很可怜，它甚至不足今天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秦帝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难怪外国人不说华夏子孙是秦人，只说是汉人或唐人。西汉的版图与秦时相比，差不多大出来一倍，秦帝国看上去不过是东面的一片树叶，汉帝国却像一个东西横放着的葫芦，今天的酒泉是葫芦颈，偌大的一片西域都护府，皆属于汉朝的管辖。

开发西部是汉朝皇帝最崇高的理想，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军事上的征服，其次便是移民，让中原的老百姓在新开发的疆土上安居乐业。领土的扩张只有通过开发西部才可能完成，因为当时中国疆域的东部已抵达海边，没有发展的空间，建功立业只有西征。少儿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于是，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于是，辞家战士无旋踵，报国将军有断头。大丈夫马革裹尸还，这是何等的豪气，汉朝强盛时，中国的疆土西出玉门关，直达巴尔喀什湖，已远远地进入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为了在已获得的领土上站稳脚跟，汉武帝时曾移民百万，设置五十余县，一度创造了所谓“新秦中”，即新的关中地区。

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据专家考证，曾是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土壤肥沃，在当时被评为第一等的好土质，非常适合农业。此外，水资源丰富，有“八川绕长安”之说。但是这种繁荣到了唐朝，已经开始打折扣，“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长安八水依旧，水资源却明显减弱，统计资料显示，战国时的郑国渠初开发，可溉田万顷，汉时开发的白渠，可溉田六千多顷，到了唐初，其灌溉能力已下降了三分之一，到晚唐干脆下降了十之七八。关中平原的环境恶化在唐末已露端倪，而根源便是汉唐开发西部时，对森林和植被的肆意破坏。“新秦中”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中国西北部的自然环境十分脆弱，森林草原被毁坏，地表被开垦，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最新考古已经证实，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发现了西汉古城和屯垦遗址，早在西汉时期，这些古城和遗址就已经被放弃，从此再也没有被开垦。

西部大开发促使了沙地的增加，这是汉唐统治者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恶果。到了唐时，版图和西汉盛时相比，又增添了许多，葫芦颈不复存在，西北已远远深入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将庞大的咸湖纳入自己怀抱，西南却将阿富汗吞掉了大部分，直接和伊郎相接。审视当时的版图真能引起无限感慨，丝绸之路成为大通道，大唐帝国让今天的中国人狠狠地出了一口气，露了一回脸。可惜这样的黄金时代并不长久，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黄巢起义，使得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很快土崩瓦解。

在谈及中国的大历史时，过去习惯于讲农民起义的推动作用，把历史的进展归结为斗争的结果。这种流行的观点在今天未必全错，但是我却想起了美国耶鲁大学的亨丁顿的观点，这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潘光旦先生介绍过来，据亨氏的说法，中华民族在自然选择上吃了大亏，因为中国的荒年太多，而荒年之多又是因为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特殊气候风土。换句话说，中国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十分理想，长安作为中国的首都一次次地东迁，东迁洛阳，后来索性移到了北京，不能不说和长安周围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定关系。西北地区首先是失去了经济地位，接着才失去政治领导地位，作为屏障的森林和植被破坏，有雨是水灾，无雨成旱灾，水资源已完全失去控制，偌大的西北再也不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要求古人考虑到今天时髦的环保问题显然不现实，然而不能说中国古代就不存在严重的环保问题。荒年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动机，与其饿死，不如造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只有当土地不能让人生存的时候，农民才会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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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祖宗早就明白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在老天爷面前，人或许永远无能为力，人定胜天只是一种美好的想当然。譬如治理西北的恶劣环境，大家早就知道造林可以直接减少水旱之灾，间接可以减少大荒年，但是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化趋势，事实上绝非人力可以遏制。和破坏的轻而易举相比，人为的补救显得有气无力，即使一次次造林成功，也是很有限，而且非常容易再次被毁坏。环境恶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旦成为事实，就不可能逆转，至多只能是延缓。有专家已经指出，中国北方的连年植树，动静大成效小，根本原因还在于水资源满足不了树苗成活的需要，结果只能是种了死，死了再种。

环境的问题不是砍了树，再种上就完事。由于农业思想的根深蒂固，古代开发西部注定是垦荒造田，所谓垦荒造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多少年来，农业是华夏子孙特别是汉族立于不败的根本，在和游牧民族的对峙中，我们总是想用农耕代替游牧，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天赐的树林和草地没有任何用处，应该开垦出来种粮食，而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又想当然地以游牧代替农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让马吃饱几乎和人吃饱一样重要。想当然地改变原有的生态平衡，结局都是失败，双方谁也征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对方。汉族移民的垦荒加速了沙漠的扩展，把西北变成新粮食基地的美好前景，迅速成为不现实的痴心梦想。游牧民族获得政治领导地位以后，很快也只有汉化，顺应汉人传统的农耕方式，否则不种粮食，不仅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税收方面也没有保障，一个没有财政收入的政权是没有前途的。

古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整个地中海都包括在它的版图之中。征服永远比统治和管理一个地区容易，成吉思汗扩张地盘，一路西征，成为“东方流来的一股祸水”，火烧莫斯科，西破波兰和匈牙利，进入奥地利及亚得里亚海东岸，矛头直逼意大利的威尼斯。拥有最大限度的版图，差不多是每个获得强权的帝王的梦想，然而这种野心和梦想，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天下可以从马上得到，但是却不能坐在马上管理，统治者总是习惯于一种模式来驾驭世界，反客为主的结果，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于是只能面对两种选择，一是被原住民驱逐，譬如罗马帝国的崩溃，譬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垮台，一是由征服降格为被征服，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客，客随主便，将自己融入原住民的生活习惯中，譬如南北朝时入主中原的鲜卑人的汉化，又譬如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明朝制度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