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的文章病院

前些日子聊天，话题是朋友待过的南方某报业集团，他很得意，说能进这报社大门者，都牛人，从这走出去，都前途无量。看神州大地，某日报老总，某晚报副总，数数有一大把。

这让我想起了民国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也是标准的人才基地，那年头，只要在商务镀过金，必定吃香喝辣。商务是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当年搞出版并不难，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挖墙脚，人才永远最重要，能在商务混的不是精英，也是妖精，你稍稍花些工夫，把他们挖过来为自己所用，很多买卖水到渠成。

从商务走出来的杰出人物，随口可以报出一大串，譬如大作家茅盾，譬如文化名人周建人、郑振铎、胡愈之，包括我祖父，都可以独当一面。还有后来搞教育的蒋梦麟和竺可桢。

搞出版，眼睛盯着商务就有饭吃。商务靠什么立足，靠教材，靠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教材。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一个个不避模仿抄袭之嫌疑，紧随其后，不遗余力出版自己的教材。商务玩普及教育，办函授学校，你玩我玩大家都玩，因为竞争，反倒把教材质量搞上去了。

商务出辞典，别人也跟着照葫芦画瓢，你出《辞源》，我出《辞海》，他编《辞林》。一窝蜂地出各种外文词典，出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商务影印了《四部丛刊》，中华书局跟进《四部备要》，世界书局则出版《国学名著丛刊》。商务仗着财大气粗，一心想做的就是垄断，所谓做大做强。其他出版社跟后面，明知道斗不过，但是挑战权威，坚决反垄断，也同样可以分一杯羹。

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还有个绝招，专挑商务的错。商务再牛，再厉害，它出的书有问题，就可以狠狠攻击，就可以拿出来说事。我曾听父亲说起过《中学生》杂志上的“文章病院”，在当时这是个很有影响的专栏，起因就是《辞源续编说例》。章锡琛的眼睛总盯着商务，对这个“说例”耿耿于怀，说天下竟然会有如此不通的文章，必须送医院去看一看。

“文章病院”专栏有点像后来的《咬文嚼字》，专门和文字错误过不去。《辞源续编说例》成了第一号病患者，我祖父是主刀医生，写了很长的诊断，逐字逐句批判。有了这开头，文章病院又陆续收治病人，它选择的第二位患者，竟然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宣言”，这是红头文件，标准的官样文章，“文章病院”也不管来头大小，没头盖脸一顿痛批。

开明的《中学生》

1931年9月18日，长江流域百年一遇的洪灾还未结束，日本兵炮轰北大营，非常轻易地拿下了沈阳。这事件非常严重，第二天，报纸上赫然登着大字标题，新闻简短又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话，明白人都知道要出大事。

在这节骨眼上，开明有一份创刊不久的刊物《中学生》，最新一期已下厂，刚上机器准备开印，打算十天后上市。遇此重大变故，负责编辑工作的祖父立刻与同事紧急磋商，同时通知印刷厂暂停印刷。那年代的文化人，心里都有是非，都知道对“9·18”不能不有所看法，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变还在发展中，祖父决定再等一等，同时盘算好了，要撤掉某一篇文章，补上一篇多少字的稿件。当时政府的软弱早在大家预料之中，口口声声要公告全世界，请国际联盟出来解决争端，偏偏日本人根本就不会手软，三天过去，大半个辽宁已经拿下，眼见着东北就要没了。

时间不等人，刊物必须准时出版，祖父在机器旁边写了《闻警》一文，替换原来的篇幅，亲自校对，看着它开印。他老人家为文一向温柔敦厚，可是这一篇非常激昂，大声疾呼青年不忘国耻，“在现今的世界上，公理是拜伏在炮口之下的”，我们不能再漠然，要努力奋发，有所作为。

《中学生》面对的是青少年，这些人的未来，就是国家未来。民国时期的出版社，最愿意在学生身上下工夫的是开明书店。除了中学生，开明还有个期刊也很有名，这就是《开明少年》。陈原先生回忆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一说起《中学生》和《开明少年》，便情不自禁地猛夸。

“9·18”事变彻底改变了时代进程，国难当头，《中学生》准备新年专号，拟了个题目，请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前辈回答：“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外忧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们讲怎样的话？”祖父将问答寄给了鲁迅先生，说“许久不见先生的文字，请务必多少写几句”。

鲁迅的回答很干脆：“我们现在有议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更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不仅回了信，还将自己的这个回答，收入《二心集》，《中学生》当然是一字不改刊登。那时候，获得政权不久的国民党正步入黄金岁月，却变得越来越独裁，知识分子很不满意。

顺便说说《文心》

祖父逝世，很多人写纪念文章。吴祖光先生说，作为一个名老编辑，祖父特别尊重作者，发表文章一字不改。我的伯父笑着评论，说这表扬不太准确，你爷爷最喜欢改别人的文字，看到不通，就会生气，就要动手。

用现在的流行说法，祖父确实可以算个著名编辑，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名家的处女作，都是经他之手发表。我也不太相信不改别人稿子，事实上，不仅会改内容，连作者名字都会改，譬如茅盾，原来是“矛盾”，草字头就是祖父加的。伯父说祖父有个本事，为别人改过稿子，当事人很可能都没看出来。

说白了，这就是职业习惯。祖父一生中最长的职业是编辑，后来一直与语文教材打交道，改来改去，也是很自然。小时候我写作文，父亲基本上不闻不问，偶尔看到不通顺的地方，就会说爷爷看到肯定要骂。因此我开始写，并不希望大人看到，害怕他们挑我的字眼。我的第一篇是堂哥读给祖父听的，老人家听了，说还算有点意思，文字也还算可以。

我一直没弄明白祖父为什么放弃创作，在当年，也算是个说得过去的家，基本上也是一线作者，可是突然撒手，一门心思当起了编辑。他在《中学生》这个刊物上花了很多精力，除了《文章病院》，还编过不少教材，譬如《开明国语课本》、《国文八百课》、《略读指导举隅》、《精读指导举隅》，又譬如与夏丏尊先生合写的《文心》。

《文心》是一组关于读和写的文章，用故事体裁，《中学生》上连载，当年很有影响，结集出书是1934年。我写后，父亲希望我能好好读读，可惜一直没那耐心，应该读的东西太多了，我早已不是中学生，过了最佳年龄。

毫无疑问，《文心》这样的书，不是为立志要当家的人准备。家不读，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中学老师教写作文，做父母的希望孩子有写作能力，《文心》却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文学创作和写作能力不是一回事，写作能力是现代文明人必须具备的，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要求，真要是想当作家，肯定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

祖父与夏先生是相当好的朋友，他们非常愉快地合作了《文心》，当然，更为愉快的是，这本书快完成时，竟然成了儿女亲家，夏先生的小女儿与伯父正式订婚。当时这两个孩子认识了也不过一年光景，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五岁，刚有些早恋苗头，大人便成全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