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话可说，朋友敢得罪，记者却不敢冒犯。反正活也完了，孩子也哄了，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话题继续谈论后代。朋友说你不厚道，问你最得意的事是什么，干吗藏着掖着，非要有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来回答，害得我儿子年纪轻轻，情绪很悲观，对未来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喝了点酒，不胜酒力，叹气说悲观也好，现在的孩子都太自信，不妨让他们有些挫折感。朋友说我起码就知道你有两件事是最得意的，第一件，当年考上大学，第二件，当上了专业作家。我让他说得不好意思，唯唯诺诺想辩解，朋友又说，别跟我打马虎眼，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自己也承认，不上大学，你这个小工人早下岗了，不当专业作家，没有政府养着，你写个驴。

又一次无话可说，人不可以没有感激之心，朋友提到的这两件事，无疑是我人生中的最得意。先说考大学，如果不恢复高考，我今天会怎么样，真说不清楚，当年的工厂早就倒闭。考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不承认幸运，这就不对了。至于当专业作家，更要谢天谢地，遇到海外作家同行，无论欧美还是港台，听说我们被一个机构养着，无不羡慕眼红。放眼全世界，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作家并不多，被人包养听上去很难听，很屈辱，可确实占了大便宜。

这些话对孩子解释不清楚，先说考大学，当年没大学上，现在一个个都痛恨高考。当年只要考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当年只要得个文学奖，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解决了。现在你再努力写作，即使比许多专业作家写得更好，也未必有人肯包养。此一时彼一时，同样上大学，同样写，机会已完全不一样。

城市的后花园

十多年前，无锡一个会议上，旅游局长热情表态，要把太湖景区打造成上海的后花园。当时我和上海的作家朋友坐嘉宾席上，听见这番话，顿时感到别扭。无锡属于江苏，为什么不说是省城南京的后花园。

口号就是目的，所谓后花园，是用糖果哄人家来花钱。与一位历史学家谈起此事，我抱怨无锡人精明，谁有钱拍谁马屁，谁阔气抱谁大腿。历史学家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提法并不一定占便宜。他笑着说，上海人确实花银子了，可是垃圾都丢在后花园。

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太湖被严重污染，景区的这城那城，一度有很好的效益，现在都不怎么样了，颓败不可避免，前景显然堪忧。我曾坐过小飞机，从空中俯看下面的欧洲城，当时感觉很怪，仿佛真出了一回国。

以短视的眼光看，对太湖景区的打造，可以说是成功范例，毕竟盆满钵满，赚了大钱，但是步其后尘，模仿者有着太多的惨痛失败。基于这样很不低碳的现实，听到城市后花园的口号，我总是忍不住要喊几声狼来了，不合时宜地提醒一下。好山好水搁在那，你不去管它，永远还是一个好字。一个错误的决策，很可能把原有的一切都糟蹋。

今年四月，安徽舒城的万佛湖雅集苏皖两省作家，游山玩水好吃好喝，主人不仅好客，而且虚心求教，希望能贡献好主意，为景区的开发出谋划策。据说这里早就定位，将成为省城合肥的后花园，高速公路已立项在建，用不了多久，景区便会车水马龙，变得很热闹。

美好前景让大家兴奋和激动，秀才人情不止一张纸，动笔写点小文章，还可以七嘴八舌妙语生花。有人立刻建议拍部好看的电视剧，有人想到了人文挖掘和编故事，还有人提议在当地的传统美食上下功夫。我在一旁插不上嘴，心底那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不说不痛快，说了又怕扫兴，拂了主人的盛情好意。

清晨醒来，旭日初升波光粼粼，不禁动了去湖边独自散步的念头。清明时节，乍暖又寒，这花开罢那花来，万佛湖的风光目不暇接。不由地有点心痛，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一旦全面开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安徽有着太多的好山好水，万佛湖就是一颗很璀璨的明珠，可惜在当下，被选为城市的后花园，很难说幸运与否。

我的观点是开发不如保护，一动不如一静。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遭受了普遍质疑，事实上美景的风光无限，有时候不是巷子深不深，而是愿意不愿意去发现去欣赏。对于那些迟钝的心灵，你就是拉到了后花园，风景大餐端到面前，也仍然会无动于衷。

被包养的作家

承认被包养让作家很难堪，尽管事实就这样，白纸黑字，铁板上钉了钉。真相不容狡辩，你不用去上班，拿着不愁吃穿的薪水，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家胡思乱想写东西，看上去真与二奶差不多。

把作家与二奶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这里面隐含着鄙视和不屑。大房也是养，但是作家们似乎还不够格，被养也只能算作偏房，是二奶，给一口饭吃。很显然，一个“养”字不足以羞辱，西方也乱搞男女关系，人家你情我愿，在性上或许更解放，从来没什么二奶之说。

看一看古今中外历史，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作家，真的不是很多。被包养确实不光彩，这是专业作家集体无能的表现。可是说白了，谁养都是养，这就是写作者的悲哀和宿命。你不是被作协养，就是被大学养，或者被某某基金会接济，或者被某个大老板签约。所谓被市场养，听起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有时候也挺凄惨，因为市场更会让人不由自主，更可能牵着作家的鼻子走。

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来说，专业作家这行当，虽然中国特色，却无疑是最佳选择。和古代科举制度一样，它的弊病十分显然，最终会被废除也是必然，不过好处不能完全否定。跟海外作家交流看法，无论欧美还是港台，都十分羡慕这个可以安心写作的机会。桥归桥，路归路，专业作家不是宫廷作家，巴尔扎克也曾被富婆包养，托尔斯泰是庄园主，纪德和茨威格因为良好的家庭出身，从来不为生存担忧，他们都成为了优秀作家。

作为受益者，作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我不应该得了便宜再卖乖，左右逢源，简单说好说坏。作协最该让人诟病的，不是好心养了若干作家，而是不能彻底公平。许多优秀作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拒绝在体制外，记得国内一家有影响的杂志笔会，一位作家便发出怨言，说都是写作，为什么有的管饭，有的就没人管。没人管的是“自由”作家，实际上是一种“被自由”。我常想到死去的顾城，以他的文学成就，早该“被包养”，偏偏没这幸运。说来让人心酸，生存恐惧曾是顾城最大的苦恼，如果他也“被包养”，也许就不会出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惨剧。

自由写作是文学底线，作家并不神圣，神圣的只是写作这个行为。当代中国文学还不够出色，时时遭遇被“垃圾”，过错不是包养，是包养以及未包养的作家努力不够，未达到应该的高度。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应该时时自责，应该更加发愤。公众有权抱怨，有权骂娘，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该怎么说还得怎么说。

世界读书日

不断地有记者打电话来，说世界读书日到了，能不能推荐一本书，能不能发表一点意见。在传媒时代，对于这种应景似的突然袭击，本应该习以为常，却还是不能适应，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一向不赞成推荐一本书的做法，世界上有那么多好书，为什么非要自以为是推荐其中之一。不赞成推荐的另一个理由，是觉得这明显带有功利色彩，太像谈生意做买卖，少花钱多办事，老惦记着走近路，动机方面似乎有问题。读书是件非常自由和随意的事情，享受，就是享受人生的快乐。什么书都可以读，为什么非要指定书目，什么时候都可以读，为什么非要挑日子。

挂完电话就后悔，后悔没勇气推荐自己的书，既然找上门来，为什么不干脆做广告，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别费心了，就去找一本叶兆言的书，随便哪一本，好好地读，错不了。我知道自己最多只会在心里这么想，绝对不可能对记者这么说，毕竟脸皮还没有那么厚，而且说了也是白说。

我读初中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记得更小的时候看回忆录，英勇的志愿军叔叔如何与联合国军作战，从此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联合国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处处与我们为难，跟八国联军没什么太大区别。渐渐地大了，稍稍多懂了些事，仍然没什么好感，印象中的联合国，就是成天开会举手投票，两个超级大国吵来吵去，我们自己呢，也没在家闲着，就趁机成了第三世界的老大。

世界读书日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规定的一个日子，历史上的这一天，两位大作家辞世了，一位是莎士比亚，一位是塞万提斯。也许最初印象不佳的缘故，我对这种动不动心血来潮，胡乱指定一个日子的霸道行为很不满意。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看球泡妞玩游戏，爱干什么干什么，凭什么要你来规定。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太像一个指手划脚的大爷，因为手上捏着一大把图章，可以指定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很多国家都看它脸色行事，都讨好它。然而说白了，是既当回事，又不当回事。没有谁真在乎世界遗产，在乎的只是这个头衔的种种好处，在乎被列入了名单的重大商业利益。

一九八九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俄罗斯女诗人百年诞辰，将本年度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结果呢，也就是宣布而已，那一年在中国，甚至连一本有关的小册子都没有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