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上的娱乐

都说南京人有文化，遥想当年李太白大驾光临，风吹柳花，江南美女劝客尝酒，金陵子弟赶来相送，那是何等的风雅。推杯换盏之间，一首好诗立刻传唱千古。

时代不同了，文化开始变味，现如今不要说写诗，让文化人去读都嫌烦。外地来了位玩文化的哥们，凑足一个饭局，本地文化人翩翩而至，一边喝酒，一边胡说八道。脸越来越红，嗓门越来越响，早些年，时髦话题还是足球，后来是房价和股票，再后来是nba，不知道些许皮毛，除了喝酒郁闷，你就插不上一句嘴。

最近的话题又变了，是电视上的真人秀，据说此地卫视的《非诚勿扰》，已成为老百姓的最爱，你要是没看过或者不知道这档婚配节目，基本上就算白活了。从第一道菜开始，直到上水果拼盘，评头论足没个完，谁怎样表白，谁漂亮，谁不好看，谁终于被选走。非宝马不嫁的女郎，果然遇上了金龟婿。让人欢喜让人忧，还是有钱好，要是没银子，就“非诚勿扰”，赶快回家洗洗睡吧。

当今世界，最大的娱乐是真人秀。赵本山不行了，郭德纲不行了，周立波也不行了。相声和小品都不是对手，饭桌上的话题，办公室的谈资，除了《非诚勿扰》，还有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澳亚卫视的《分手擂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这个那个，掰开指头都数不过来。

为什么我们喜欢真人秀，因为看上去很真实，很容易蒙人。仿佛过去岁月，一打开电视，大家先看《新闻联播》。娱乐往往也是一种习惯，习惯可以成为自然，女儿小时候喜欢《米老鼠和唐老鸭》，看着看着，《新闻联播》来了，这是爷爷必定要看的节目，于是便换频道，接着小丫头就哭闹一场。那年头，一家没有两台电视，爷爷什么事都能让着孙女，独独《新闻联播》舍不得放弃。奶奶帮孙女打抱不平，说有什么新闻呀，什么也没有。

真人秀节目看上去真实，这是娱乐的关键，不真不行，太真也不行。都知道藏着太多猫腻，太多欺骗。娱乐就是哄人玩，要不可思议，活生生就在眼前上演，要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叽哩咕嘟，充满怀疑：“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熟知内幕的人告诉我们真相，别忘了这是娱乐，只是娱乐。电视节目的要害是收视率，其他都不重要。为了娱乐怎么都行。年轻女孩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骑在单车上笑，搁过去，就这思想品质，不至于浸猪笼，唾沫星也会把她淹死，今天非要这样才能出位，才能勾人眼球。

命题的作文

没人不害怕命题作文，每到高考时，就会有好事者居心叵测，很诚恳地打电话来，让你凑个热闹，与高考的学生同场竞技，写一篇命题作文。很多作家掉进了这陷阱，不知深浅想露一手，自以为是地交了稿，结果被阅卷老师一顿痛扁，横挑鼻子竖挑眼，想后悔已来不及。

作家写好高考作文是应该，因为你是干这个的，吃的就是写手饭，写好了也不会有人真正叫好。然而写不好几乎必然，毕竟命题作文与自由写作是两码事，各有各的门道，挨骂也就在情理之中。俗话说隔行隔山，命题作文和文学创作都是体育运动，都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如果缺少专业训练，打篮球的人打不好乒乓球，这很正常。

小时候，父亲从来不关心儿子的作文，当时社会风气非常可笑，一会儿读书无用，除了政治学习，一会儿又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记忆中，我的作文非常差，差也没关系，好坏差不多，反正高中毕业没大学上。倒是祖父有些传统，与父亲一样，他不希望小辈当作家，却从不反对我写。他总是鼓励多写信，我因为无话可说，便把学校的作文寄给他看。他于是像一个地道的语文老师，很细心地改错别字，用很认真地口吻与我商量，这句有什么不妥，那句改一改是不是更好。

祖父一直认为写是一种能力，不管当不当作家，一个有点文化修养的人，能写会写是应该，也是必须。他反对言之无物，反对不规范的句式，反对年纪轻轻无病呻吟，在文章中没完没了发牢骚。祖父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的观点，他觉得一个人只要认真写，努力写，多写，自然而然就会写好。

过去三十年，我一直在试图多写。有人天生聪明，出手便好，有人迟迟不开窍，怎么忙也接近白搭。很害怕成为第二种人，因为自己显然不属于第一种。世界上很多事并不是黑白分明，很难说清楚认真写，多写，还有硬写的界限在哪。有时候只有硬写，才能柳暗花明，硬写了，才变得会写。谁都害怕凭空而来的命题作文，谁都知道这玩意没意思，可是事实上，堂而皇之说着文章要从心底淌出来，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回避硬写。

说白了，所有文章都可能是命题作文，只是喜欢和不喜欢。有时候不喜欢是遮羞，底牌是并不擅长，或者压根不会写。能力就是水平，水平又反映了能力。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是现成例子，这是地道的命题作文，范先生仲淹没去过岳阳楼，可活生生地把文章给写好了。

砚田的收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出了第一本集，以后又接连出了十多本。稿酬是美元，一本书一千六百美金订金，当时工资是二百多元人民币，兑换比价差不多一比十，手上捏着一万多美金，对于一个穷惯了的家来说，俨然像个小富户。

有一天，伯父从北京来，母亲告诉他我拿了十多万美金。伯父很吃惊，觉得这是个天文数字，我连忙笑着解释，母亲弄不清楚比价，已经换算过了一回，应该相当于十多万人民币，不能再乘一个十。那年头，真有十多万美金，都可以买最高档的花园洋房了。

一转眼过了快二十年，台湾出一本书，仍然还这价格，还是一千多美金，比价掉了许多。在香港出书，更是丢脸，基本上等于不给钱了。粗粗一算，二十年前一本书的收入，相当于五六年工资，现在呢，连两个月都不到。这个起码可以说明台湾和香港的现实，日子越来越好过，经济越来越富裕，文化人的收入并不乐观，还是老样子。

在大陆也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一短篇，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工资。当时收入差别很小，还没有贫富悬殊的问题。现如今发表一个短篇，基本上是工薪阶层的一周收入。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千字五十到一百，一个短篇也就七八百元。当然，每人的情况会有些不同，我说的是普遍现象，是通行的标准。如果《月报》还能转载，还能收到别的集子里，还能出书，当然还会再有点收入，不过肯定有限。

在信息时代，总会见到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数字，譬如某作家的一本书，拿了上千万稿费，拿了几百万预定金，卖了多少钱的版权。不想说这些都是假的，有水分却是一定。我的一部长篇就有拿了百万大奖的报道，都看到了这条错误离谱的新闻，相关的辟谣和更正，基本上没人注意。

当代中国作家谈不上穷，谈不上富，这很正常。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样，写写就挣了不少钱，反倒有些异常，不合国际惯例。让市场来决定，听上去残酷，毕竟更公平。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犹为稻梁谋，旧时读书人以文墨维持生计，把砚台叫做砚田，不过是混一口饭吃。鸟为食亡，人不为财死。“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所谓穷而后工，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一种高调，其实不穷不富，才最适合写作。太穷了，成天忙于生计，没办法写。太富了，掉在钱眼里，也写不好。

女儿曾经问我，当初开始写，有没有想过稿费。我说没有，这个是真的没有，胡里糊涂地就写了。女儿又问，如果有一天没稿费，还会不会写。我说当然会写，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还会写，唐诗宋词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不是照样写出来了。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

无意中看电视的文化节目，画家范曾正孩子气地背《离骚》，因为剪辑，开头几句还明白，后面便不清楚。总之是背完了，据网上介绍，他七分钟就把近三千字的《离骚》背完。这相当厉害，不由地感叹，那么一把年纪，还能记住。

如果久经考场，背《离骚》也没什么，我们小时候背语录，背老三篇，基本上都能倒背如流。难就难在上了年纪，难就难在一口气不停顿。若给人一支笔几张纸，允许慢慢想，这活或许容易许多，毕竟默写有停顿，注意力也容易集中，可以一边写一边想。当众背诵仿佛演员念台词，具有表演性质，说走神就走神。

凡是中文系出身的人，为了应付考试，都被《离骚》折磨过。它不仅漫长，而且诘屈聱牙，有的字，查了字典还不会读，有的字，会读却不知道意思。记得大学时讨论，一位来自北京的高材生怒不可遏，气鼓鼓地说屈原一点都不谦虚，从头到尾自吹自擂，一个劲地自我表扬，都是我怎么好，别人怎么不好，这叫什么事呀。

《离骚》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地位，但是很长时间，我总是喜欢不起来。理由一，恰如那位同学说得那样，见过自恋的，没见过这么自恋，众人皆醉我独醒，凭什么说你是醒着。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理由二，忍受不了他的忠君思想，为什么要对愚蠢的楚王那么忠心耿耿。

屈原一生，都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治国平天下。事实却是只能洁身自好，长年沉浸在理想的虚幻中。百无一用是书生，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是苦难出诗人的最好例子，也是文人不得志的安慰剂。东晋的王恭有句名言，“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位仁兄是熟读了《离骚》，可惜不会带兵打仗，结果兵败被杀。

这些年来，谈不上多喜欢《离骚》，可是常用它来检验记忆力。遇到无聊的会议，当官的喋喋不休，作家们胡说八道，无良学者慷慨陈辞，我就假装在记录，想一段写一段。说老实话，到今天这把年纪，脑袋里储藏的玩意，是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说不定哪一天，今天还能默写的那些句子，说没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