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货上楼是快件公司应该提供的服务，该享受的，不妨心安理得。于是一听门铃，一听说快件公司，我会很内行地关照，“谢谢了，请送上来”。当然，老江湖也会遇到对手，有一次如法炮制，半天没见任何动静，只好下楼去取。只见一酷哥很悠闲地在抽烟，我说你可以让我下楼，干吗要一声不吭。他仍然是不作声，白了我一眼，一看就知道心地高傲，大约明白回了嘴，顾客有可能投诉，因此坚决不说话。

还有一次，小伙子打电话过来，说马上要送快件来，是一本书，让我先下楼去等。我笑了，说每天都有好几个快件，有想着法子不送上楼的，还真没遇过货未到，先让人下楼恭候。

用来发泄的歌声

一哥们国庆长假全家出游，度假村住了两天，回来大骂卡拉ok。有山有水的风景区，白天玩得很高兴，到晚上被彻底雷到，苦不堪言。

窗外不远处是露天歌厅，天刚黑便有人试音响效果，大喇叭震天动地。吃过晚饭正式开唱，据说有钱的主已将场地包了，今晚要唱个痛快。这一折腾就深更半夜，哥们忍受不了震耳欲聋的走腔走调，便对服务员抱怨，说他们来度假，不是来听免费音乐会。服务员说没办法，人家已花钱，花了钱，就得让他们唱。

唱到半夜，未见任何收敛，唱来唱去几首歌，都是使劲拚命吼的那种。哥们忍无可忍，又打电话给服务台，说能不能让几位别唱了，要唱，唱点温柔的，声音小一点。服务台小姐依然抱歉，说没办法，打扰你们了，可是真的没办法，她只是当班，管不了。

哥们有些上火，问谁管得了。小姐支支吾吾，哥们便要了她上司的电话，打过去。领导刚睡着，困意蒙眬一个劲地问你谁，你是谁。哥们说我谁，我是顾客，是你们的客人，要向你们反映情况。领导不耐烦，说你有情况，跟服务台打招呼，说了，把电话挂了。哥们怒不可遏，又一个电话追过去，说服务台管不了，我才找你，你又往服务台推，到底什么意思。

见哥们火了，领导态度端正许多，问有什么事。哥们就反映，领导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办，毕竟人家花了钱的。哥们火了，说只认钱是不是，好吧，我能不能花钱让他们别唱，你开个价，一万还是两万，我付得起。扯了半天，哥们说这样吧，你真管不了，我就报110。这威胁起了作用，领导也不愿意把事搞大，向他保证，立刻让服务员去干涉。很快起了作用，夜晚终于恢复了寂静。

其实哥们自己也喜欢唱歌，偶尔去歌厅，基本上麦霸，恨不能从头唱到尾。经历这次事件，明白一浅显道理，爱唱歌可以，但是绝不应该影响他人。自己快活，又不影响别人，这才是真正快活。这哥们不仅喜欢唱，还是一名资深歌迷，国内几个著名音乐节，玉龙雪山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差不多每年都要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只要是机会，不管刮风下雨，他一定会风尘仆仆赶去凑热闹。

去年在镇江，正赶上大雨后，哥们新买了一双高帮胶鞋，站在泥泞中，与听众一起唱，一起吼，快活得无法形容。他喜欢那种空旷放声歌唱的感觉。人生难得几回疯狂，音乐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是感情流出的渠道，是一扇透气的窗户。因此他有点后悔，后悔那天晚上没让人家尽兴。

竹壳热水瓶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热水瓶，这神奇玩意又是谁发明，很少有人去琢磨这些无聊问题。我小时候，喜欢读《十万个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读什么样的书，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读多了，遇事便喜欢顶真，喜欢钻牛角尖，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上网查了查，最早的热水瓶产生于1900，是英国佬发明的。

上世纪前半页，今天看似不起眼的热水瓶，基本上可以算作昂贵商品。报纸上做广告，用的词汇十分夸张。记得有一则醒目广告，先吊读者胃口，问东北前线的抗日义勇军为何作战英勇，答案要拖到第二天才肯公布。次日终于揭晓，因为战士们在战壕里能够喝上一口保温瓶里的热水。都说酒能壮胆，这广告的意思，是热水也可以暖人心。

抗战爆发，逃难的人群纷纷涌往内地，常常有人为打碎一个热水瓶而痛心疾首。在湿冷的冬季，夜晚悄悄降临，寒灯苦读，到了半夜时分能喝上一口热茶，那种美滋滋的感受，远不是今天的读书人所能体会。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朱东润先生回忆当年，提到最向往的一件商品，就是买个热水瓶，可惜他囊中羞涩，一直舍不得买。那年头重庆街头上买个热水瓶要五千块钱，当时教授的月薪也就三百到四百，一年工资都还不够。

不忆苦，不能思甜，想来想去，还是今天的和谐社会好，教授一年挣的银子，买不了房，将就着也能买辆小车，进口不行，国产绝对没问题。此一时彼一时，社会果然进步厉害。直到上世纪八十中期，结婚送对花花绿绿的热水瓶，依然还是拿得出手。现如今，热水瓶变得可有可无，时尚人士早就不待见，都改用可以加热的饮水机。

女儿不止一次质问，为什么不与时俱进。看着闲置在那的各式保温瓶，她觉得我们家是真的落伍。我也一直在为这事烦恼，这些年，热水瓶买过好几种，手压，电动，最普通常见的不锈钢，最时髦的造型，反正不管什么，开始都不错，用不了多久就不保温。

到临了，只好把淘汰的旧热水瓶拿出来用，还是女儿大学宿舍的，上面有水彩笔写的名字和学号。女儿看不下去，网上订购了两个竹壳热水瓶，说你们既然这么保守，这么怀旧，干脆搞搞味道，弄一对最老派的算了。

有客人来，看到这两个竹壳热水瓶很吃惊，居然还在用这样的古董，真酷。我也觉得奇怪，看着别扭，觉得不真实，好像拍电影的道具。一点都不觉得它们有多酷，不过还有可取之处，是传统瓶胆，所以保温。

我的书房

印象中，真没写过什么书房。有哥们搬进新居，一年以后，大谈书房，如何如何。我听了就笑，说这有什么稀罕，说来说去，不就是多了间房子，打一圈铺天盖地的书柜，专门用来放书，唬别人蒙自己，结果呢，真要用时，却找不到想要的书。

哥们大笑，接着我的话，说自从有了书房，不但苦恼找不到书，干脆没了读书的兴致。又说自己读书最多，最穷凶极恶的年月，正是没钱买书，那年头，看书生吞活剥，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想读。没书读的时候，光棍想老婆，叫化子惦记肉包子，现如今家中美女如云，天天山珍海味，也就只剩下一个藏书的爱好了。

不由地聊到我们共同认识一个朋友，这位仁兄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喜欢收藏各种签名本。书房十分豪华，却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恐惧，他的藏书是按照签名者地位和名气排列，稍稍有些身份的人，不仅会配上他亲自收集的黑白小照片，还要附一份打印的小传，有生卒年月。这书房更像是纪念馆，黑色的红木书橱，感觉阴森森的。当年他也曾向我讨要过签名书，因为早有所耳闻，狠了狠心，硬是没送书给他。

我一直觉得，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家里，根本不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房。有一两个书橱，放自己想读的书就已经足够，自从懂事以来，我面临的问题总是书太多，多得没地方放。小时候，经常听见母亲抱怨，现在，又轮到听太太唠叨。家里到处都是书，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从前的时候，我们家的住房面积缩小一半，结果我只能和书睡在一起。那是一间真正的书房，堆满了书，到处都是。父亲害怕刚上中学的儿子中了封资修毒素，不让我看，可是实际环境根本就控制不了。我只要一伸手，总能捞到一本书。

我的房间里一直都有书，自小到大，书已成了家的一部分，到处侵占空间。因此也无所谓专门的书房，反正能搁书的位置，不该搁书的地方，都是书。我的家就是书房，新家装修，客厅两面墙皆是书架，还有一间房间也都是书橱，有人便问我，你们家怎么到处是书，卧房里也有，甚至女儿的闺房还有很多。

书多了确实让人很烦恼，想扔，舍不得。父亲曾经是南京的藏书状元，他的书如今都在我手上，加上这些年不断添加的新书，究竟有多少书，也说不明白，谁又会真犯傻去计算。中国面临的具体难题是人口太多，我面临的是书太多。人满为患，书满为患，都不是好事，怎么办呢，没办法。

苏州的文化气息

北方友人让谈谈苏州的文化气息，我觉得很不靠谱。首先，文化这玩意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难免信口开河。其次，苏州实在太有文化，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友人不肯放过，非要让说，逼急了，只好豁出去，问想听什么文化，文还是武，柔还是刚。友人笑了，说自然是文是柔，吴浓软语，苏州难道还能有武和刚。于是开导他，说太远的吴王夫差不说了，不太远的《古文观止》总该读过，回去好好学习最后一篇。

《古文观止》压卷之作是张溥的《五人碑墓记》，是最见苏州人血性的一篇好文章。友人搞教育出身，说这我知道，中学课本上有。

顾颉刚先生年轻时，对苏州的新文学不满意，曾经很生气。后人借助这个观点，批评苏州的。这其实也是捕风捉影，误会了先贤，他老人家说的只是某时间段，而且单指。顾先生苏州人，自己人说自己，自然高标准严要求，恨铁不成钢。大家都知道，说到，苏州向来不差，譬如当代一种流行说法，全国有一半，江苏人写的，江苏有一半，苏州人写的。

文化大概念中，文学只占一小部分，又是更小一部分。很显然，苏州不止是善于，还精通文化各个领域，擅长文学各个门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什么样文章都能写，都能写好。很多年前，丰子恺先生有一张漫画《苏州人》，严严实实的帽子，大围巾，架着眼镜，叼着烟卷，手提鸟笼，活脱一个白相人。这幅画带来不小的负面印象，大家觉得苏州人就这德性，不知道人家即使当白相人，也比别的地方出色。

苏州的文化气息，与经济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唐宋以后，此地文化一直处在繁荣之中，想不出文人都不行。地灵人杰，穷山恶水出刁民，都是标准套话，有时候，也不能说没道理。说白了，经济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明。有了经济基础，行行能出状元，哪个角落都是文化。

扛着棺材上战场

二十多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结婚不久，女儿刚出生，住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洗衣机，没电冰箱，也没电视机。那时候读书人囊中很羞涩，每月工资到手，赶快先将食堂饭菜票买好。与同龄人相比，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为贴补家用，我揽了份为文学青年看稿的活，看一篇回一封信，二毛五分钱。

这是很苦恼的差事，不由地想到李敖，也是为了生活，也是帮中学生改作文，一篇挣一块钱，痛苦不堪。记得他大骂狗屁不通，说这些作文让他感到了人生乏味。说老实话，为文学青年看稿，也有类似痛苦，回信时真想让他们远离文学，别再赶这趟浑水。但是从没这么说过，我说不上是厚道之人，却心有不忍，不能像李敖那样肆无忌惮。

自从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多年在中学生作文大赛中当评委，有些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首先，为什么作文不能越写越好？记得刚开始，参赛稿件让人大吃一惊，我甚至不敢相信那些文字出于孩子之手，很快就麻木了，时过境迁，现如今无论什么样的作文大赛，好文章都不多，有时候，连篇像样的稿子都找不到。其次，也是最让人百思不解，当场作文的能力差得离谱。写文章倚马可待比较难，然而也不该如此不像话，以我的经验看，文不对题占一大半，一看就知道在家里准备好。

当年为文学青年改稿，我知道这些人的底牌，无非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处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往往改变人的一生。现在的参赛作文，也很容易看到底牌，就是想拿奖，为高考加分。小刀子哄孩子，不是玩的事。为拿奖和加分，参赛选手往往不择手段，或者走题，天马行空不知所云。或者玩悲情牌，写悼念文章，写父亲，写母亲，更多的是写爷爷奶奶。出于真情，这类文字容易写好，不过我所读到的，大都没有真情实感。

做评委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不少学生完全是为写文章而写，他或她所悼念的那个逝者，可能根本不存在。说白了，是扛着棺材上战场，不顾死活不计后果。面对这个现状，我常产生疑问，各式各样的作文大赛，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

答案当然是肯定，作文是种能力，代表着人的文明程度。通过大赛，可以检验学生水平，也可以反映出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作文大赛不是文学家的摇篮，也不是为了高考。现代人可以不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写作能力。高考说过去就过去，写作能力却会一辈子伴随我们，而作文大赛恰恰就是为了鼓励和提高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