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茶的时间显然有大学问，古人称早采的为茶，晚采的为茗，各有千秋。不用太着急，别老是惦记那些刚冒出来的芽尖，我们可以迫不及待地喝茶，也可以坦然地品茗。看看地图就明白，贵州比喜好新茶的江浙更偏南，为了这个原因，春芽要早一周或十天半月。江浙不可能有那么多明前茶，如果大家遭遇太多，就不妨猜想它的真实身份也许来自贵州。其实问问凤冈的茶农就知道，每年清明前跟季风一样，江浙茶商会纷至沓来，有多少收多少。凤冈新茶作为第一等的原料，不仅供应江浙，以产乌龙茶著名的台湾同胞也已虎视眈眈。

除了季节上的绝对优势，绿色环保是贵州的最大品牌，无论我们怎么追求喝茶品茗的口感，绿色环保还是第一位。没有工业污染的好处，已在黔北的凤冈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显著。这里的大片茶园因此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进可以精研茶艺博采众长，生产出高品质有特色的名茶，退可以源源不断地单纯输出，成为生产各类名茶的原料基地。

也许有一天像喝茅台酒那样，会流行凤冈龙井和凤冈乌龙，当然，凤冈是指原料产地，龙井和乌龙是指加工方式。

燕子来时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前几日写作疲倦，五楼晒台往下看，十来只燕子绿树枝头来来去去，不由浮想联翩，少年时背过的宋词突然冒出来。想当初年幼无知，一口气能背诵几十首宋词，祖父老人家很吃惊，不知道应该表扬还是批评。

时过境迁，为了测试自己的衰老指数，我常常利用开会，正襟危坐，重温少年记忆。有一次尸位素餐，陪坐在主席台上一整天，领导们没完没了讲话，我便一首接一首默写唐诗宋词，结果坐下面的同志都以为是在认真记录。字写得比较大，差不多把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全部写满。写完也就扔了，虽然错误百出，有人捡到这笔记本，竟然以威胁的口气给我写信，说打算收藏手迹。理由是除了乱七八糟的唐诗宋词，还有好几句随手写下的骂人粗话。

一个笔记本全是古诗词，肯定没什么收藏价值，有那么几句脏话，罪证在案，情况会完全不一样。话题还是回到燕子上，小时候很孤独，看到燕子，心里总会起些波澜。我在乡下待过几年，寄人篱下，那是童年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每当燕子归来，我就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乐不思蜀，某个孩子如果一个劲在想家，肯定是过得不如意。

燕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永远飞来飞去，闪电一样划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只能是书上的描述，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真能看到燕子的机会并不太多。燕子喜欢有堂屋的老宅，它更喜欢乡下的老房子。故巢尚未毁，会傍主人飞，这年头到处新农村，老宅旧屋越来越少，不仅城里人，乡下人怕也是久违。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燕子会惊奇的原因。主人依旧，故巢已毁，我茫然地想着，燕子们会选择在哪里筑巢。也许可以考虑空调外机的下面，那会是个理想的所在，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燕子巢从未见过。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户，很显然燕子不太喜欢城市，城市化正不可阻挡，在水泥高楼的森林中，已不太可能再看到陶渊明笔下那种意境。燕子只是偶尔路过我们的住宅区，它们匆匆而来，也匆匆而去，带来了一点点春天里的消息，然后就不知所终。

拆了百年老浴室

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浴室，一夜之间野蛮拆除了，天亮前那一小会，神兵突然天降，动用了推土机，稀里哗啦立刻解决问题。现代化就是这么厉害这么爽。

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有关方面异口同声不知道，都很无辜，都很策略。媒体于是质疑，债有头，冤有主，不大不小的一破坏，总得有个交待，不能就这么蒙混过关。说法当然会有，无非罚几个小钱，做个检讨，然后某领导发发火，某群众或专家电视上说几句话，文物或文化再扯上一通。不由地想起前些年的老虎桥监狱，也是在瞬间成了废墟，想想都可惜，它不仅是南京，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所监狱，说拆就拆。还有总统府门前的大照壁，别看只是一道围墙，对南京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了，说拆就拆。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文化建筑，明清的旧宅子，民国的老官邸，拆了也就拆了，媒体追问一阵，不了了之。

还有那些绿荫蔽日的大梧桐树，据说有六千多棵，活生生砍了，当年不让人说，写文章也没人敢发，后来渐渐能见到一些文字，再后来，主管官员双规，落水下马，便开始没什么忌惮，谴责和追问声四起，马后炮乱轰。无奈树早砍了，树桩也早挖干净，结果只能是白头市民在，闲坐说梧桐。

外地朋友说起这些，说南京人真是好说话，这么野蛮的事件，如何一件件都容忍了。我情不自禁有些惭愧，也有些愤怒，最后只能反唇相讥，以毒攻毒。天苍苍野茫茫，九州之内普天之下，被野蛮对待的岂止是一个古城南京。朋友所在的那个城市，同样的野蛮行为并不少见，五十步笑一百步，凭什么。

南京新建了一个酒吧一条街，命名为“一九一二”，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我茫然地想着，如果老虎桥监狱还在，改造一番，当年的牢房变成酒吧和包厢，一定会很酷，毕竟是真正的老玩意，就算是废物利用，配上一些当年在这坐过牢的名人照片，怎么也比一个新建的假古董有来历吧。

六千多株参天的大树曾是这城市的最大骄傲，真正的独一无二，如果树还在，南京城面貌必然另一个模样。夜色中突然被拆毁的百年老浴室，谁也说不清楚这玩意还有什么用，一拆一毁，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也就无影无踪。

算经济的账

没当过知青，内心深处对这伙人，总有点成见不太正确。首先不喜欢公子小姐的落难情绪，知青刚下乡那会，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在农村寄人篱下，当时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干活一个个不怎么样，衣着光鲜，男女皆引人注目，一过年便回城。知青难免一种情结，都觉得委屈了自己，不应该当农民，凭什么，难道乡下人天生适合待在农村。

王小波的一个比喻，让我看法立刻改变。他举例说刚下乡时，很多农活都是驴子在干，知青们去了，人多活少，因为吃苦耐劳，原本驴子的活儿，让城里来的年轻人给承包了。驴子闲着还得吃饲料，有点浪费，便被农民宰了吃肉。这事顺理成章，等到王小波他们突然觉悟，才发现不知不觉中，一颗红心大有作为的自己，已赫然变成了驴子。人一觉悟，麻烦就来，不管怎么说，党和人民培养了许多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肩负着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使命，迷底一揭开是这结局，多少有点尴尬。

只算政治账，知青下放还真没什么不对，让孩子们吃点苦，锻炼锻炼十分有必要。一算经济账，完全不对了，人再贱，再不值钱，与驴子相比，立刻黑白分明，连傻瓜都会明白要昂贵太多。同样的例子是我伯父当年在五七干校放牛，他是位高级知识分子，拿很高的薪水，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国营大工厂六七名职工。我觉得最冤大头的便是付大价钱来养那些高薪阶层，与革命群众相比，绝对同工不同酬，太不划算，今天常听到的词是“高薪养廉”，那年头是“高薪养牛”。

要说伯父也够辛苦，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住地道的牛棚，半夜三更要起来为牛把大小便，照料小孩子一样。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书呆子，我不太不明白，反正他兢兢业业，干得挺欢。环境脏些，体力辛苦些，与过去沉重的案头工作相比，与多变和捉摸不透的意识形态对照，养牛显然轻松许多，吃得香，睡得着。

简单地算政治账，这是最好的改造思想，算经济账就对不住国家了。我们是个不太习惯算经济账的民族，虽然也说“亲兄弟明算账”，也说“先小人后君子”，也锱铢必较，也毫厘不爽，骨子里向来重义轻利。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荣，利容易计算，义往往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便一次次犯糊涂，经济账是死的，政治账太灵活。都说人不能掉到钱眼里，可经济毕竟基础，基础扎实，别的事才好办。

惭愧之心

地震时，正躺床上看书。这时候，按惯例结束一天的写作，放松一会，然后午睡。忽然间地震了，有些眩晕，好像床也在抖动，再看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那盏吊灯，竟然在摇晃。

没想到是地震，首先怀疑自己错觉，一个人即将进入梦乡之际，不可能会有什么正确判断。我这人向来迟钝，有一年在杭州，一帮作家朋友宾馆的房间里聊天，大楼突然微微晃动，最先明白过来的是史铁生，他脱口说应该是地震，于是我们才一个个有了反应，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地震。

因为要午睡，把电话挂了，等到重新接通，妻子问有没有感到地震，才想起临睡前的异常抖动。妻子说她没任何感觉，当时正在行进中的汽车上。她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有人发现游泳池里的水，竟然像海浪一样翻滚。

最初的反应是非常可笑，怎么可能呢，就在南京，就在我身边。上网浏览，汶川地震的大标题已赫然在目。真是该死，即使有了这样的信息，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曾经几次经过汶川，立刻想到的是当地的风景秀丽，也听说过那里经常地震，网上的一些链接加深了自己的错误印象，我根本没有把这场灾难与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联系，只是感到过去的许多年，多多少少都是有地震的，而这一次，不过与那些不大不小的抖动差不多。

接下来，就一直被惭愧之心折磨。在这场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面前，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有反应都显得很迟钝，很笨拙，很落后，很手足无措。事态远比想象要严重，而且逐渐加重，一天更比一天厉害。天天感到揪心，天天都有触动，魂牵梦绕，我只能被动地看电视，看直播，一次次震惊。

真羡慕那些军人，真羡慕那些记者，还有那些救护人员和志愿者，一个职业家在这种关键时候，会感到非常无助，感到非常无能。一直想写些什么，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愧疚感像块石头那般堵在胸口。同样以笔为武器，记者们做得最好，然后是诗人，而我，一个所谓的文化人，只能一直揣着惭愧之心，在惴惴不安中打发时光。大灾难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爱，看到了太多的无私和付出，也让我有机会不停地拷问，别人已做了些什么，自己又做了些什么。

感谢那三分钟的默哀，这三分钟里，被压抑的痛苦情绪终于得到释放，之前和之后，尽管也曾无数次泪水盈眶，都没办法与这实实在在的三分钟相比。这三分钟，大家都在默哀，都在经受洗礼。我知道，一个人的祈祷和祝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仍然忍不住心里默念，天佑汶川，天佑华夏，天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