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的两个文学观点很直白，是对“文学有什么用”的最好解释。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对于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一点用都没有，文学也一点都不好玩。文学只对那些准备要感动的人起作用，我们所以感动，是因为已做好被感动的准备，是文学搔到了我们的痒处，或者用最流行的话说，是文学碰到了我们的g点。否则仅仅是把文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竖一个再大的牌坊，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文学作品如果不被，无论什么名著，无论什么大奖，都和垃圾没太大区别。因此，一个人准备从事文学工作，别老想着当鲁迅，当托尔斯泰，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要知道，文学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光想着拯救别人，而是先要拯救自己，打算去惊醒愚昧的国民前，最好先让自己醒醒酒。

高晓声是家父的好友，是患难兄弟。与方之的热心过度不同，高晓声鼓励我写，对发表却无所谓。方之说，小兆言的这篇肯定发不了，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改一改。高晓声板着脸，说改什么，就这样，要写，不如再写一篇别的。有一段时候，我成天被退稿，觉得很丢脸，垂头丧气。高晓声说，别投稿了，放抽屉里，有一天你写好了，这些玩意都能发表。

从《背影》说开去

有些记者靠打电话，就能写成很轻松的文章。一个电话过去，细声细气地怎么怎么了，然后问有何想法，如何看待这问题，如何对待那现象，为什么为什么，第二天就见了报。有时候，还八九不离十。有时候就惨了，八九都离了实。记者按照自己思路写稿子，才不在乎你说什么。

不太好意思拒绝采访，一来电话突然响了，你反应不过来，不至于摔电话吧。二来人家也没恶意，谁都得混口饭吃，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当上记者更不容易。因此我总是留一手，坚持不说过头话，不骂人，跟谁都打哈哈。有话真想说，就自己写文章，更清楚更明白，还能挣点小稿费。

譬如这次的话题，要不要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从课文中删去。我当然持反对意见，不是不能删，是现如今要删的那些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什么违反交通规则，什么老父亲娶过小妾，我想这些意见，谈不上做学问，只是在搞笑，媒体不该太当真。

该当真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适合作为教材。说老实话，无论什么文字，只要成为教材，都难免死气沉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为教材，立刻一本正经，立刻好玩变得不好玩。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是太把教材当回事。教材其实就是识字课本，让我们用来举例，说明一些浅白道理。我们习惯把教材当《圣经》，为学生上课，就是替圣人立言，一言一行都是楷模。有人的一篇狗屁文章选入教材，于是奔走相告，拿着鸡毛当令箭，仿佛得了诺贝尔奖，写简历推荐自己，一定要把这一条隆重列出。

朱先生对中学语文教育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虽然贵为大学教授系主任，编“国文”教材一直是很认真。不仅编，选定范文，而且身体力行，始终在努力写。可惜这些努力被后人所忽视，大家就知道《背影》，就知道《荷塘月色》，因为选进了教材。

《背影》当作写人的范文，非常适合。多年来，朱先生的地位一直很高，有人曾经说过，将他的散文作为样板悬置于国门，不能增删一字。这个就有些夸张了，不妨分析一下《背影》开头的这两句话：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两个“我”起码可删去一个，“余了”二字也能删，汉字习惯中，“已两年”是模糊概念，可以含两年余了的意思，不如索性改成“两年多”。给学生上课，别去讲交通规则，也别谈小老婆，说一说语言的细微之处，咬文嚼字，或许更有意思。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前几日，几个文化人聚一起大谈国货，争得面红耳赤。从世界杯说起，很快落实到韩国人身上，为什么人家足球踢得好，为什么人家喜欢用自己的国产车。我们买什么玩意都一个德行，最好进口原装，其次合资组装，最后才凑乎用的国产。于是乎得出结论，为什么没有叫得响的民族工业，一句话，中国人都他妈的不爱国。

说的人很愤怒，不过立刻有人不赞同，以正在兴起的“国货潮”为例，进行痛斥和反驳。现如今，据说连新潮女性的化妆品，都开始旗帜鲜明地用国货了。“中国制造”变得很响亮，享受国货成为最大时尚，所谓“国货达人”，就是最大的爱国者。国货的前景正在变得更好，两年前，中国的回力鞋让欧美时髦人士争相购买，身价至少翻了25倍。世界的顶级设计师眼里，中国元素成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譬如价格高昂的lv拎袋，灵感就来自春运期间民工的蛇皮袋。

我正在写的有这么一个情节，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一位实业家与洋货抗争。大家都知道，国货常常斗不过洋货，翻开中国近代史，国货屡战屡败，输得一塌糊涂。然而这一次中国的实业家却赢了，大获全胜，为什么呢，因为遇上了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著名的爱国运动，不知道现在还考不考学生，反正我读书的年代，每遇上一次正经考试，考大学，现代史课期末考，考研究生，都得重新温习。我不是个坏学生，老师怎么说怎么考，基本上可以还一个标准答案。

对于这场运动的一些具体印象，却是靠读闲书获得。印象一，知识分子皆站在反帝爱国一边，说起洋人来都没好话。文人骂街那年头最凶，有租界，官府管不了，军阀混战，光顾着抢地盘，也管不了。更何况还是骂洋人，官府军阀也都憋着一口鸟气。

印象二，民族工业获得很好的喘息机会，爱国乃一济良药，抵制洋货，危死国货品牌顿时有了生存空间。客观地说，国货与爱国搅到一起，很可能会造成一种观点，因为有了爱国运动，街上去喊喊闹闹，洋货就不行了，国货从此大行其道，东风彻底压倒了西风。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的列强都有些糟糕，日迫西山，反倒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空前好的机会。不能说与今天的形势完全相同，对于那时候的老百姓来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五卅运动的意义尽管重大，把经济形势的好转，完全归功于爱国，政治上也许正确，多少还有些勉强。

什么样的大学生最有出息

前些年，几位朋友一起聊天，说起为什么送孩子进重点中学。一位很能赚钱的仁兄道破其中奥妙，所谓重点学校，说白了，无非让孩子加入某个高质量的团伙。学校无所谓好坏，教师能力未必相差很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孩子受团伙的影响，远比家长和老师更厉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并不是北大清华的教学如何过硬，是这两个团伙的水平太高。

有个哥们是77级，正经的名牌，学计算机软件，大学毕业，又立刻去大英帝国留学，拿了剑桥的博士。这以后就在英国的著名大学混，混到一把年纪，还是觉得当教师太穷，便跳槽去全球最大的一家手机公司。现如今日子过得自然不差，地道的高薪白领，可是回国与老同学相见，发现留在国内的那些人混得似乎更好。毕竟在洋人的公司里干，饭碗并不是那么铁，压力还是有点重。

凭他响当当的资历，国内快快活活当个博导没任何问题，干校长副校长也不算意外。当年成绩远不如他的同班同学，不但干了校长，而且还是院士，享受的是副省级待遇。放在国外这绝不可能，玩计算机吃青春饭，升级换代太快，仿佛时髦美女，风光虽然无限，却是越老越不值钱，放松一点就会落伍，大意一会便遭淘汰。

这哥们可以说一连加入了几个好团伙，首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名校最热门专业，然后留洋深造，世界名牌大学的博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此君不发达，更待何人，可惜无高僧指点，尤其是关键时刻，自己悟性还不够，不会借力团伙，否则适时海归，高歌一曲爱国主义，前途必不可限量。

我读大学那些年，史称“科学的春天”，无论文科理科，大家羡慕的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结果祸害了一批书呆子。南京大学中文系与我同届有两个班，一本科，一专科，入学时分数有点区别。专科班同学总觉得委屈，觉得受歧视，戏称自己为“二拐子”，专科的“专”拆开来，正好一个“二”和一个“拐”。

天生我材必有用，出水才看两腿泥，加入好团伙固然重要，十个手指有长短，有出息还得看个人造化。入学三十年后老同学隆重聚会，大家突然发现还是二拐子官当得大钱挣得多。用团伙理论解释，大家是一个大团伙，又分属于不同的小团伙。专科班同学是南京本地人，家庭背景要强些，又先一步明白学问原来无用，先一步投身官场商场，早死早投生，出息自然也就要大了。

印象中的大连

印象中的大连还是跟足球有关，想当年万达队一骑绝尘，逮谁灭谁威风八面。在去大连的飞机上就想，要是能去现场看球就好了，可是下了飞机，已把这事忘了，毕竟不是什么真正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