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在她红色政权成立的金秋十月又一次迎来了解放。

回首那些日子，最初的欢庆也是由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式并无太大区别的方式进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些最初由集会、游行和旗帜构成的热流下面，身处于偏僻草原上的人们保持着一种内心的冷静。

而敏感的人已经在思索这一个变化所包含的信息。

是一场新的变革，或者仅仅是又一场运动的开始。

尼玛肯定是这敏感者中的一员。

他感到欣慰，报纸、电台的文章中有了越来越多关于经济文化建设的提法。在公社放映的电影中，也多了那种宣传。但经济上一些髙得令人瞠目结舌，多少年建成多少大寨、多少大庆的口号，叫人想起文革前“赶英赶美”的那种狂热。

希望，希望中交织着焦灼的情感。

尼玛这个走出寺院庄严红墙而投身社会进行服务与奉献的知识分子的焦灼，其实是急于对社会作出更大的奉献。十多年的社会生活的阅历和锻炼，给了他一双识别政治风向的眼睛。应该说，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中国人都有一双在这方面能捕捉最细微信号的眼睛，唯一的区别是大多数人把这当成一种明哲保身的条件。一部分人则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尼玛这样，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寻找一条生存之道，则是为了一个宏大的抱负。

政治，左右着中国人。

中国人，依赖着政治。

这是一幅独特的人文风景。

尼玛也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变得如此敏感了。

最初的欢庆变成了焦灼的期待。尼玛坚信，那平地一声春雷就要从遥远的北京震响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真正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整个社会显现了空前的活力与激情。多年以来，尼玛性格中被抑制的一面显露出来了。

1舞台上的人生

尼玛在新时期开始的阶段，竟然不是从他专擅的医学和教育，而是从艺术迈开了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步伐。

这是因为他个人素质中一直抑制的一面，在这春天里猛烈而自然地喷发，还是应和了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在思想解放中先声夺人，筚路蓝缕的潮流，我们已不能在先生身后妄加推断了。

1978年3月8日，若尔盖业余藏戏团成立。人员全部来自尼玛所领导的红星兽防站和“五七”学校，并由他负责管理并任总编导，他的弟子纳科出任艺术指导。

这是阿坝州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成立的第一个民间业余藏戏团。

这一时期，在内地文艺的潮流共同倾向于一个主题：控诉“左”的危害与摧残。而尼玛却举起了恢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应有地位的旗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既表示出一种勇气，更体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独到的眼光。

排演的第一个剧目，即是藏戏中的传统的剧目，取材于英雄史诗《格萨尔》的《霍岭大战》。

传说中，唐东杰布创立藏戏是基于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为了在藏地的众多河流上架设桥梁而摹集资金。

发展到后来，产生了白面具派和蓝面具派。到后来，拉卜楞寺贡唐三世又创立了安多藏戏。若尔盖业余藏戏团就承袭了这一门派的传统。传统的藏戏剧本中，在过去年代里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法国的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3才藏戏是这样论述的：

“戏剧本身完全是消遣娱乐性的，虽然其主题是宗教性和感化性的。在舞台中央要祭戏神，这一尊神是一位白须觀然的老翁，即圣者唐东杰布。

……在西藏，戏剧作品一般被称为“身世”或“传记”。正如在史诗中一般。”

但真正的史诗，人民自己塑造出的英雄《格萨尔》在旧的藏族社会里是受到封建势力百般排斥的。在西藏的雪顿节的藏戏会演中，一般都限定表演“八大藏戏”，凡是表现新题材和格萨尔故事的剧目都在禁止之列。

尼玛在1978年开始排演这部剧目，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情形颇像是在施放一只探空气球。这其中也蕴含着双向挑战的意味。对于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点是一种挑战。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反动的封建势力所灌注的僵死的敌视人民创造的思想也是一个挑战。

季节，仍然以从容不迫的步伐更迭。

草绿花红的季节，经过尼玛亲手改编的藏戏《霍岭大战》就在草原上正式演出了。首场演出变成了一个节日盛典。和自己本民族的艺术决绝已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来自红星全境，来自若尔盖的其他地方，来自邻近的甘肃和青海。群众来了，领导也来了。看到这一节日似的胜景，尼玛把欣喜藏在心底，作着演出前的调度。

其实，这时演出就已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围起的圈圈就是舞台。

演员就是尼玛本人。所有眼光都投注到他的身上。他依然是那副模样，一头多少有些纠结夹缠的黑发，一件半旧的中山装，外面一件藏袍。只是这一天，他衬衫的立领白得耀眼，熟悉的人看见他这样神采焕发，有点不相信这个指挥若定，笑意灿烂的人就是拯救了大批牛马的阿古尼玛。就是善为人师的阿古尼玛。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老师，如今又成了一个从容镇定的导演。

他的双眼从未像今天这样明亮，闪烁着灼灼的动人光华。

也是这一天，个别还未从“左”的思想阴影中走出来的干部，起初还接受了邀请，要去看看演出，但一看到如此盛大的自发性的庆典场面，就害怕了。就立即想起在历次藏区的政治运动中那些非常活跃，杀伤力很强的政治语汇，赶紧吩咐司机跟他回县上去。车子顺公路驶出一段，估计到了不会被裹挟的安全距离，他才说：“危险啊，危险！”

一辆小车载着一个领导扬长而去。尼玛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这时他心中的欢乐足以压倒那一点不快。再说，更多的领导都坐到了贵宾席上，享受着阳光和奶茶。

演出开始了。

学生们从学习史诗开始，到今天，终于变成了史诗中的一个人物，在舞台上演一个古老民族历史中最辉煌的段落。尼玛退在了幕后，在作为换衣间的帐篷中，把脸埋在那些新置的戏服中间，他听见螺筒长长几声低回的引领下，唢呐、竹笛、鼓、钹渐次加入，声声人耳，泪水就流下来了。泪水有时是多么好的一种东西啊，冲走了心中那些长久的郁积，擦干眼泪，他抬起头，只看见高亢的唱腔越拔越高，超过轻盈的流云。这才坐在了他编导的位置上，指挥调度起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天。

周围地区都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尼玛又把他的业余藏戏团拉了出去，在县内各地和邻省的一些地方义务巡回演出。

与此同时，他也在等待，他更在期待。

如果说，过去他的大众教育之路是从一种实际需要出发，在没有前景预测方向那样的情形下开始发展的话，他恐怕还没有更多的期望。“文革”中，他的教育之路和“五七”指示中一些精神不谋而合获得了未曾预料的发展。但现在，“文革”这场运动正被否定，那么，他的教育上的明确抱负还有实施的可能吗？

很长时间，已有的教育规模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生存呢？

他在等待中继续日常工作，并排演藏戏，他知道任何事业的发展都必须等待来自政治上的信号。

尼玛先生不是在消极中等待的人。

新近出版《阿坝州文化艺术志》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阿坝州藏戏”名录共收人22部。其中传统戏两部，即《松赞干布》和《智米更登》。其余20部中改编戏占15部。15部中的11部都是由尼玛和他的弟子们改编，并上演。

11部改编戏为：《霍岭大战》《朗莎姑娘》《青颈鸟的故事》《吐米桑布扎》《达岭之战》《魔岭之战》《阿达拉姆》《诺桑王子》《尼泊尔公主》《赛马称王》《旦遮国王》。

其中几部是和弟子牡丹、格德甲、甲木科、云丹等共同编写。

1992年冬天，现任阿坝州藏文中学校长的牡丹长途奔波到马尔康，专程来文化部门要求承担建州40周年时的一台藏戏表演任务。

我问他奔波的结果。说话总是显得有分寸的他却对我回顾尼玛老师带着他们创作藏戏的情景。

他说阿古尼玛从来不以老师自居。创作中，总是经常和弟子们一起反复讨论斟酌，学生们哪怕对台词提出一个字的修改意见，他都加以鼓励并虚心采纳。

“这其实就是老师的一种教学方法，他的教育不是只局限在课堂那几十分钟里的。”

通过排演藏戏，不仅活跃了学校的文艺生活，关键是提髙了师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加宽加深了文艺知识，在师生中激起了经久不衰的创作热情，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

我当然也就明白了牡丹的用心，明白藏戏在他们那里，是课堂之外的又一个课堂。

我们更提到了尼玛所创作的两部新剧目。

一部是写藏医圣的《宇妥·元丹贡布》。

一部戏是现代题材的《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内容是关于教育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以后的叙述中来展开。

2机遇与挑战

1980年，从北京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尼玛先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消息。这篇文章就叫做《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吗？》。

《人民日报》送到红星已是一周以后了。内容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过多遍了。但多年以来，中国人都养成一种更为信赖白纸黑字的思维定式，所以，他也一直在哪里等待消息。

报纸来了，尼玛反复研究，从中找到了鼓舞人心的段落：

“解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或是按照这些少数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办事；或是机械地照抄汉族地区的政策，任务和方法。在这些方面，我们工作的成败就取决于我们釆用哪一种方法。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其原因，大多都与我们的工作方法有关系。”

来自北京的声音，的确证实了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正从一场广泛深人的讨论变成一个个实际的行动。

共产党如此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使尼玛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而他更感到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去实践他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积累并在心中日益酝酿的有关民族教育的规划了。

若尔盖地区从解放到民主改革，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时间，教育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混杂着许多陈腐东西，封闭、僵死、脱离实际的寺院教育一变而为面向大众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的、内容也更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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