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若尔盖县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求吉小学创立。1959年，热当坝乡建立第一所小学，叫康萨小学。1964年，康萨小学首届毕业十几名学生。当时，我们不说全部藏区，至少在阿坝州，在若尔盖县推行于牧区的现代教育其实是不完备的，只是整个大教育概念中的普通基础教育一种内容。教学用语是当地人民中不通用流行的汉语，教材内容、课程设置到学制、招生与升学方式都照搬汉区的一套现成作法。到1963年，若尔盖全县已建立小学32所，在校学生为1885人。平均每所学校为六十多人。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五七”指示大力贯彻的时期，学校教育更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照搬内地教育模式而对本地本民族实际情况缺乏考虑的教育方式开始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首先一个问题是语言障碍，本地人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从浅层次上说，学生进人学校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绝大多数学生不可能与学习语言的同时同步掌握课程内容。从深层次上讲，即使学生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决定他感受与思维的仍然是他更熟悉更应用裕如的本民族的母语一藏语言。这样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学生很少能按要求顺利升学毕业。很多学生存在的意义就仅仅只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一个纯粹的符号。极少数能升学的人成才后又远离了自己那片急需知识文化的乡土。

这一切都像过去寺院教育一样，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和它一定程度上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它却显得过于自如自在，而不能有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互相依存、水乳交融那种感觉。

一个庞大的存在，却给人与己无关，大而无当的感觉。

只有尼玛，却从一个社会普通成员的地位上，用他那双永远在疑问，永远在探究的双眼打量着这个庞大的机器。回顾他自己的办学经历，他的想法愈益明白。他要吸收寺院教学和现有的正规的普通教育的长处，并克服它们的缺陷与弱点，走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民族教育之路。

现在，这个机会正在他眼前出现。

一是有了一个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是国家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正在新形势下出现危机。

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后，一部分学生离开事倍功半的学校，进人了寺庙，目的是在那里可以学习他们更容易掌握和领会的藏文化，这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振兴的道路，但这种现象足以警醒我们：什么是人民需要而且可以接受的教育。这不是汉区样式生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它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无论如何总是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一个民族前进不应是以牺牲其有价值有光彩的文化属性作为代价。

更为实际的是大量学生退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这当然是由于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对教育的失望。教育造就了一些农牧民子弟，使他们成为干部，成为其他人才，但这只是其中极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人回到乡土，并将学到的难以应用的知识渐渐遗忘。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克服这种教育方式的弱点，若尔盖县也在各学校开始设置藏语课程，但始终是在一种陪衬的位置，而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尼玛的想法在逐渐成熟。

以他因工作需要自发创办那个没有名目又学文化又学技术的班开始，到县“五七”学校，已经有了二十个年头。这其中已经有了把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普通教育融汇于一体的基本因素。

从1960年到1980年，共培养了45077人。这些人绝大部分回乡成为了藏兽医、会计、藏文民办教师、藏医和基层干部。在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初级人才其实正是一个落后民族在一个新时期中力求发展时最为需要的。这部分学生既来自红星和若尔盖县，也来自州内各地和相距遥远的甘肃、青海、云南、西藏、内蒙、新疆等省区。他的办学方式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越来越受到那些努力探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新路的各级领导的重视。从红星到若尔盖，从马尔康到北京’我们可以开出一长列名单。凡已奉献的，都有一道永远的无字碑，耸立在了草原人民的心间。尼玛这时考虑的是，能不能再进展一步，加重这三教合一雏形中的普通教育成分呢？

当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随着草原上乃至整个藏区正确的宗教政策贯彻执行，格尔底寺和其他一些寺庙陆续开放，过去的僧人们一批批回到寺院，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进行自身的修持。

他是寺院的精通大小五明的高僧。从寺院走到社会二十多年，他没有家室，也没有积聚财产，他只是孜孜以求地获取知识，传播知识。

年老的母亲总以忧郁的眼光注视着自己那众口称赞的儿子。她也要儿子回到寺院去。宗教和儿子，是这个倔强善良的妇女的终生寄托。她说自己就要死了。唯一担心的是儿子，进寺院修行灵魂就不会坠人地狱。

尼玛笑笑。

他想，也许会下地狱，如果是这片草原，这片草原上的同胞要获得利益，而以他下地狱作为代价的话，他是义无反顾的。

母亲去世后，他真诚地祈祷过，让母亲的灵魂升人天空。

他的思想，也在经历着变化。

人们在宗教上表现出的热情令他深深思索，让他更深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他重新翻阅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涉及到藏语文、藏兽医、藏医、会计、农田技术等方面。主要还是藏语文和藏兽医两个方面是他最为成功的地方。成功之处就在于从本民族文化中搬取了精华部分，又有别于寺院传统教学和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才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新时期开始，教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髙度，它的作用也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被认识。对政治风云已经具备了足够敏感的尼玛清楚地知道，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来临了。

他开始起草一份报告。具体提出了创立一所全日制正规的用藏语文来开设大部分课程的全日制中学的设想。

他深信这个设想会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从若尔盖到马尔康，一件事情按中国方式开始了它被认可被支持的过程。不能说一路都是绿灯大亮’不能说从每一个领导那里取得了需要的赞赏，但毕竟这是一个时代发展所需求的东西，不是个人好恶所能完全左右得了的。报告在一级级批复中更显得完整合理了。

终于，到了那个日子了。

他要和县、州的部门领导一起上省里去争取批复与具体的支援了。行走在草原上，他有了一种自身和脚下这片大地融为一体的感觉。这是一种崇高而庄严的感觉。

从这种意义上讲，母亲感觉对了，因为他再也不能有寺院中很容易找到的那份超脱的感觉。

和一片土地融入的感觉是沉重的。

和一个民族联系起来的命运是阔大的。

1980年的春天啊，解冻后的大地，泥土散发出的是更加醉人的芬芳。

尼玛对回到寺院的僧人们说：你们去享受宁静吧，我要作一个教师。

你要作一个领路人。

只要我能，这是他的回答。

也有人说，你成了很懂政治的人了。

他回答：因为我们刚学会睁开眼睛的人们需要。

让我们叙述一个小插曲。

他的弟子牡丹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同时被两个寺院认定为转世活佛。其中一个寺院威信很高的活佛委托他的两个叔叔带上哈达、信礼、法衣和法器给他，并马上要迎他进寺。这时，他正在阿西牧场当兽医，他马上就去征求尼玛老师的意见。

尼玛有自己的看法，但却不把想法强加于人，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学生也是一样。他对牡丹说：“你已经比较成熟了，进不进寺院主意自己拿。当活佛明显是舒适尊贵的。在我看，年青人是属于将来的人。你不当他们也能找到别的人来当。我只能说希望你多学点实用的东西，我更希望在我身边做教育工作。”

如果说，他曾影响了弟子选择的话，那就是他向牡丹畅谈了自己关于民族教育的设想，间接地让他明白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的方向何在。

六月，晴朗的下午，藏文中学里书声琅琅，推开窗户可以望见外面大片的原野。沉静的绿色中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牡丹说：“我就这样又回到老师身边，做老师又做助手。直到今天。”

今天，他已是这所蜚声州内外的学校的一校之长了。

他去上课了。

我只是想，在这偏僻的生活艰苦的地方，他肯定还会面临一次又一次选择，在老师已经故去之后，他还能坚持初衷，把当初的选择当成一项永远的选择吗？

3《雪山下的藏族青年》

这是尼玛为他创立并领导的业余藏戏团新创作的一个剧目的名字。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共创作了两个剧本。一个是《宇妥·元丹贡布》，表达了对创立古代藏族科学文化的前驱者的景仰。《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就是他对未来的一种理想寄寓了。

他的弟子们也总是说：“老师在他戏里写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东西，也是他希望能早日出现的东西。”这部戏上演较晚，但创作却是较早期的事情。

这个戏是有一个直截了当的主题。写一个藏族青年经过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后面也很简单。学成后回到草原，他拒绝了许多对自己更有利的机会，而深人基层献身于民族文化传播这一意义重大却被人轻视乃至误解的工作，最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肯定。

故事如此平直。

主题十分明了。

但后一部分恰恰是至今未能得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有很高理论水平并善于总结表达的阿坝州州长泽巴足和我谈到此种状况时，却用了一个譬谕：“不穿鞋的人，打惯赤脚的人走路是不怕石头和刺扎脚的。穿上了鞋的人，就不肯再走那乡村的道路了，怕的不只是扎脚，而且害怕弄坏了他脚上的皮鞋。”这也就是我们教育存在的状况。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以提髙民族素质为主要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更侧重为本地区造就人才。而造就的人才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些有关材料上的统计教学。

在中国，一方面各种实用的技术与专业知识大面积地贫乏，一方面全民都在投身，或者说被鼓励进行一些大而无当的哲学论题的争辩与学习。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期，中国大地几乎成为一所巨大的哲学课程。认识论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儒家”与“法家”的问题。甚至文艺问题也是这个课堂所要讨论的题目。譬如《水浒传》这本书。譬如文化艺术的功能与属性。和应有的本职技能知识的缺乏成反比’任何一个干部都能对你谈几句“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的道理。

可惜，即使是真理，也是只能在某些人那里是真理，某些人那里却是教条。

尼玛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也是那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果不被视为异己分子被排除在外的话。

这是政治上学会生存的需要。这也是他天性中对知识总能兼收并蓄的态度使然。他当然也知道“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道理。并应用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个他希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个形象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愿望。

这个形象也仅仅是一个理想。

他的目标就是要在草原上培育造就这样一批有用之才。

在这部现代戏的创作中，他大胆改革了旧藏戏中带着太浓烈的寺院文化特征的部分，更是完全摒弃了其中的宗教说教。他无意当一个吃螃蟹者。他却偏偏又成了第一个用旧戏表现现代题材的先驱者。学生们第一次穿着和日常生活中的服装上台，舞台设计也是和日常生活环境中相似的。连收录机，电视机都搬到了台上。他们表演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学生们知道，老师就是要他们成为这样的有志青年。这是一次演出，也是一次教育，一个召唤。

戏上演后，就有人说，看啊，尼玛又在搞政治了。语含讥讽。这种人都是尼玛平常十分敬重的，他们这种表现令尼玛感到失望。同时也警醒他注意克服知识分子通常自命清髙的弱点。

藏戏团的演出受到了民间的热烈欢迎。

全团上下同心协力，自成立以来，走遍全县的乡村牧场，行程万佘里，演出百余场，观众人数达到十多万人次。如果考虑到若尔盖地广人稀，全县五万多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仅在每平方公里五人上下，就可以看见剧团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受热爱的程度了。

1981年，尼玛率团参加在巴塘举办的“全省藏戏调演”，演出的《朗莎姑娘》获优秀奖。

1984年，《青颈鸟的故事》获全州调演二等奖。

1988年，《雪山下的藏族青年》获得演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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