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现象给老外们的观点以有力支持：在国外，唐人街可能是任何一座异国城市里最肮脏拥挤的区域之一；在国内，中国人的菜谱上，那么多的珍稀动物被当成美味佳肴，也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我一面调整焦距，一面就想，这位著名的科普老太太是不是身体力行，要向两个中国人普及环保观念，或者启发我们在中国的闹市中心，也该来上这么一座称为城市之肺的森林公园。正这么望着想着，主人突然谈起了蒙古。外国老太太多少都有些神经质，所以，她的话题一下就跳到了遥远的蒙古我也并不吃惊。这个话题未及展开又迅速中断了。她要带我们去看她先生在世时写作的房间。阿西莫夫两岁时随双亲从俄罗斯移居美国。这位生物化学博士最后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科普和科幻作家。他在这个房间里一直工作到1992年离开人世。现在，作家生前的用具都用透明的塑料布遮蔽起来，表示了一个结束的生命与绪束了的工作。这个正被尘封的工作室已经成为热爱科学与幻想的人们，一个努力把科学思想进行艺术表达的人们的一个共同的记忆。而就在这幢公寓楼37层，在那些别的房间中，生活还在继续，阿西莫夫夫人在客厅一角用书架分隔出一个不大的空间，摆上一台电脑，仍然从事着科普与幻想的写作。就在出国前不久，我还读到她与亡夫共同署名的一部新书《新疆域》的中文版。这是阿西莫夫生前未能完成的一本书，由夫人补充完成。

于是，我谈起了这本书，谈人类正在拓展中的生存边疆。老太太却再一次与我谈起了“蒙哥利亚”。谈起了蒙古的恐龙。记得《科学美国人》杂志人刊登过一篇记载一支美国科学考察队在外蒙古荒原上发掘到大批恐龙化石的故事。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恐龙至少不是我们，也不是阿西莫夫先生与夫人自己最为擅长的题材领域。然后，她突然就率领我们——我、《飞》杂志副主编兼此行翻译秦莉、充当我们在纽约期间的向导与司机的科幻作家大卫？赫尔三个人急急下楼，上车，然后说出一个地方。大卫说，老太太要我们去参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原来，那些发掘自蒙古荒漠的恐龙就陈列在这个博物馆中。走进博物馆，老太太带我们停留在一道楼梯的拐角处。那里，一块块金属铭牌中间，有一块上面书写着阿西莫夫基金会名字。也就是说，阿西莫夫基金会对于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有着相当的贡献。所以，阿西莫夫夫人只需告诉博物馆的人她自己是谁，告诉她要招待中国同行参观这个博物馆，我们便得到了三张免费票。然后，老太太便告辞打车回家去了。

我们在庞大的博物馆中穿行，这时，面前的走廊地砖上出现了一只只恐龙的脚印，引得人不由得循迹走去。经过几道曲折，甚至还乘了一两次电梯。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专门陈列出土的恐龙化石的大厅里。看罢说明，才知道，这些恐龙化石全部来自由这家博物馆资助的一次发掘，这也就是《科学美国人》杂志所载那次在蒙古境内的发掘。

看完展览出来，我们坐在中央公园草坪上休息一下累了的脚和脑子。附近有鸟鸣叫，有情侣接吻。我却在想，展览很有意思。但是’老太太请我们看这个展览，仅仅是尽地主之谊，还是有什么别的深意在呢？她总不是对两个中国人搞科普教育吧。还是大卫说，恐龙就是恐龙，还能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他说，这些是蒙哥利亚的恐龙。然后，他吸着烟，惬意地喷吐着烟雾的同时，脸上渐渐显出了愁容。明天该带你们去哪里呢？如何安顿客人，确实是主人一个烦心的问题。所以，老太太把我们安顿到博物馆，也是费了一些心机的。她不好意思仅仅在一杯咖啡，一点交谈之后，便把我们送到楼梯口，然后说再见。更何况，在那个博物馆中，除了那些恐龙，还有一些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意思的展览。

所以，大卫的脸上开始显现出愁容。他想到了明天，想到明天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客人。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听这位好客的人说过一句名言：客人像鱼，三天就要发臭了。明天，便是第三天了，我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了浓重的鱼腥味。于是，我先发制人讲了他这句名言。结果他矢口杏认。然后，他说，明天我带你们去看海。纽约在海边，但很少有人到纽约去着过海。像我本人，便从来没有在上海或广州去看过海。我漫声应道好啊。他悄悄告诉我一句话，但我还是得求助于秦莉小姐的翻译。秦莉说：“大卫说他带你去看天体海滩。”

然后，我们起身坐着大卫的车穿过曼哈顿，去城市另外一边的中国人很多的法拉盛区吃中餐。车过布鲁克林大桥的时候，望得见烟云迷茫的哈徳逊河口，那里，是自山女神站着被风吹，被雨淋，被仰望的地方。我没有打算去那里，我只看了看那边水天迷茫的景色。但不敢肯定看到的是海还是宽大的淡水河口。只是到晚餐桌，不擅开玩笑的大卫说，去看天休海滩是他丌的玩笑，他真正的建议是明天到海上去垂钓。我们把这也当成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但我确实在他的公寓里见到好些漂亮的钓鱼竿。

第二天一早，大卫就来接我们了。满眼是耀目的阳光，真是一个看海的好日子。大卫打开车厢后盖，里面便是他那些缩短了身子的钓鱼竿。必须相信他真的是要带我们去钓鱼了。路上，他许诺要带我们钓最美味的负，然后杰自下厨，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他声称在写作科幻之前，曾做过希尔顿饭店的大厨。汽车在阳光中飞驰。一个多小时后，海的味道传进鼻腔，然后就看见了一片密集的桅杆。这地方叫船头湾。打开纽约地图，果然，这个狭k的海湾像一只大船的前半部分深深地嵌进了大陆。码头上很安静，也很整洁。沿码头一字排开，都是等待出海的钓鱼船。水手们坐在船头上，静静地等待，没有人上来争抢钓鱼人。而在我们自己的海岸上，如果你揣了一点钱，准备消费时，必然会像一块肥肉一样被一群凶猛动物无情地撕扯争抢。但在此时此地，那些水手只是静静地等候在船上。当你走到他的船前时，他便起身，微笑着向你问好，为你搭好上船的跳板。然后，接过你的钓竿，把你请到船舱里坐下，那里供应一点啤酒和别的饮料。而且，跟美国别的该死的公共场合不一样，这里的船舱里允许吸烟。

于是，我开始大张旗鼓地抽烟。并掏出船钱，每人12美元。后来，船上又陆续等来了4个人。一个含着烟斗很精神的白人老头。一个戴着棒球帽很绅士，也很孤傲的中年白人男子。两个看上去不太精神的黑人。这时，船上的引擎突突地响起来。雪白的鸥鸟仍然不时在从船边浮起又落下。刚才一直坐在岸上的黑人老头提着一只铁桶走上船来。桶里的鱿鱼碎块，腥气冲天。大卫告诉我，那是鱼饵。一位水手过来，又从每人手中收走两美元，收齐后转交给那位老黑人。我问大卫这是小费吗？大卫正色说，不是小费，而是规矩。接下来，我还会多次听到这个词：规矩、或者钓鱼的规矩。而且，我会发现自己喜欢这些规矩。

我们漂亮的“dorohy”号开动了。两岸的景色快速地向后退去。然后，船驶出湾区，来到大洋上面。纽约那些摩夫大楼耸立在身后，前方，墨绿色的海水从很深的地方向上有力地鼓荡。

大家坐在船舱里喝啤酒，抽烟。黑老头袖了手坐在船尾，坐在明亮的阳光下。我想他收了我们按规矩给付的美元，该做点什么吧。但他就那样坐在那里，一副十分受用的样子。

倒是两个水手忙活开了：给一支支鱼竿系上一只沉沉的铅坠，再系上两到三颗鱼钩，检查鱼竿上缠绕着大盘尼龙线的转轴，再~一插在船栏边上。船栏边每隔两三米都焊上了一段钢管，作为鱼竿的插孔。船开足马力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这时，纽约已经看不见了。引擎熄了火，铁锚快速沉向海底。喝干瓶子里最后一滴啤酒，把烟头掐熄在桌上铸铁烟灰缸里，渔夫们走出船舱，举目四顾，都是茫茫的海水。海水有力地从下往上涌，船随着这节奏缓缓摇晃。

海上垂钓正式开始了！

我又有了一个发现，包括大卫在内的四个美国人，都往腰带上系了一件旧恤。两个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装备。破恤衫并不美观，但那样别进腰带，随意悬挂在胯边，就使垂钓者更像一个渔夫了。而我们穿着出客衣服的人，就不够自然了。我曾经做过猎人。打猎的经历告诉我，渔夫们身上悬挂的这件旧恤，决不会徒具一种装饰的作用。果然，当每个人都走到老黑人的桶边，抓一块碎鱿鱼片，挂上鱼钩时，手上便粘满了鱿鱼浓重的腥气和黏糊糊的汁液。于是，他们腰间的旧衣服就派上用场：揩手。但为什么不是一条毛巾呢？想想一条毛巾雪白耀眼，就像早些年的宣传画一样，挂在收割的农民、炼钢和挖煤的工人脖子上，奇怪的是这些有着黑里透红的脸膛的劳动人民，即便在画中挥汗，也是用手背一甩而不去使用画家们挂在他们脖子上的雪白毛巾。大卫告诉我，这是规矩。于是，我们这两个中国人一手腥污，不好意思往船栏上蹭，就只好委屈自己出客的裤子了。

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鱿鱼片被锋利的瑞士军刀切成小块，挂上了鱼钩。挥动鱼竿，鱼线在风中埔叫而出，转轴飞速旋转，沉沉的铅坠在海面上溅起一点水花，带着鱼钩飞快地坠人海底。我没想到鱼钩人水后还有这么快的下沉速度，水流强劲地冲击着鱼线，但我还是感到铅坠落到海底的那点震荡。秦舌头不时发出，喜的尖叫。她害怕自己也被飞快坠的鱼线给拖到大西洋里去了。她再次发出分贝更高的尖叫，这声尖叫里更多兴奋的色彩：“鱼咬钩了！”然后，她把绷紧的身子紧贴在船栏上，无师自通地开始摇动转盘上的手柄收线。鱼的挣扎使秦小姐身体的震颤比鱼竿本身还厉害，如果仅仅是这祥也就罢了，她纤弱的身子还像一棵风中的狗尾韋似的左右摇晃。这种姿态引发出一些笑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大家都来不及把笑声在洋面上肆意展开，下面的鱼便争先恐后地开始咬钩了。有两条闪着水光的鱼巳经被谁从海里扯起来，躺在了甲板上。这时，我手上重重的一顿，我知道这是鱼上钩了。接着又是重重的一顿，又是一条鱼上钩了。那就飞快地绞动转雄吧！鱼在脱离水面那一瞬间，手上的重量一下增加了。但我一用力，便把两条鱼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上。那几个老练的渔夫已经把鱼从钩上卸下来，放进水手准备给每人的一只桶里，上好鱼饵了。苗条的秦小姐发出最后一声尖叫，她的两条鱼终于也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上。她是不容易激动的，这时白净的脸上也飞满了红晕。又有人起钩了。但中国人钓起来这四条鱼可能太饿向鱼饵扑得太狠，以至于鱼钩把坚硬的上颚完全刺穿了。钩上的倒须又卡得很牢，费了很大的劲，也没办法把钩卸下来。我卸不下来，是不会；秦舌头则是不忍。鱼不断挣扎，我的手被坚硬的鳍扎伤了。

还是水手拿来一把钳子，才解决了卸钩的问题。

连拉了几竿后，我也像个老练的渔夫了。每次鱼钩刚沉到海底，都有鱼狠狠扑上来。有时是一条，有时是两条。这种钓鱼全没有中国诗歌里那种传统的意境。不断甩动鱼竿，听鱼线在轻轻的海风中发出细细的啸声，感到鱼钩带着一大块鱼饵下沉，下沉，手上重重地一顿，鱼已经扑上来，锋利的鱼钩刺穿了上颚。然后，一手把持震颤不已的鱼竿，一手转动绞盘。接着，持竿的手土再次重重一顿，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巳然离开水面。把鱼提上甲板，用钳子又重又快的一扭，一扬手，啪一声，鱼便挤到间类们身边听天山命了。这时，再去老黑人身边抓一块碎鱿鱼，穿上鱼钩，在裤子上擦一把腥味浓重的黏液，甩动鱼竿，把喑藏杀机的负饵投向水面。身子娇弱的秦小姐，仍然要像鱼一样龇牙咧嘴地挣扎着，才能把猎物拖到船上。如是三四竿后，她便从船边消失了。这时，风大了一些，身上的衣服猎猎振动，有点要奋力飘飞的意思。海上的浪也一波波地来去，于是，船便在原来的上下涌动之外又加上了忽左忽右的大幅度摇摆。鱼仍然在不断地上钩。但频率却越来越低了。

这样倒好，有一些等待，反倒有了一点悠闲的感觉，有点像中国人想像中的钓鱼了。静静看着鼓涌的水面，看着随意起起落落的海鸥，在四顾茫茫的海阔天空中，觉得自己多少有些符合传统文化中那个隐忍的，静默的，耐心的，随时准备应声而动的钓者的意象了。那种意象的下钩者，在等待的时候，或者与自然感应，有哲人之思；或者面对空茫，有身世之感。但我辈生活在一个因了科学与经济而讲究实证的时代。于是，在中国西面很远的海上，我却在等待的时候开始产生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就是：自己猎获的是什么样的鱼。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我才有空关心一下自己钓起来了些什么样的鱼。结果，桶里那些把头朝上，拼命张着嘴呼吸的只有一种鱼。

这种鱼好像一种矮壮的人省略了颈的过渡，从头一下便到了肥硕粗壮的身子，尾巴又收束得比让家人迷的豹尾还干脆。鳞是一种与海的颜色很配的深灰的颜色。

大卫看我在发扬格物致知的精神，便准备好诲人不倦一番，但我们的“舌头”从未从事过稼穑渔猎，从深海里收获了七八条鱼便弄得腰酸背痛，再加上被浪摇得有些晕眩，便躺在船舱里休息去了。

于是，大卫只好指着鱼吐出一个英语词：瑟巴斯。

我想，这便是鱼的名字了。我脱口一句中文，说：有意思的名字。

大卫好像听懂了一样说：ye，ye。曾记得我与一位中国的美学教授谈我们共同喜爱的作曲家时，我说莫扎特，美学教授便频点头，说，ye，ye，莫扎特。莫扎特，ye，ye时的情形。因为那位教授是中国人，我想起这情形时便笑了。这笑巳经与鱼无关了。大卫也跟着笑出了美国人那种傻笑，这笑又与钓鱼有关了。美国人经常会笑出这种很孩子气的傻笑，这种笑容，在中国孩子脸上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于是，我也傻笑着说：瑟巴斯。

大卫竖起大拇指说：ye，ye。完了，交流结束，便又专心钓鱼。我又格物致知一番，然后继续垂钓，但是，鱼不再上钩了。我对大卫说，鱼开会去了。大卫又傻笑，说：ye，ye。这时，水手通知大家收起鱼竿，然后，两个人奋力转动船首比我们鱼竿上的那个大好多倍的绞盘，起锚了。船首像马头一样高昂起来，随着马达一阵轰响，磁身便劈开波浪飞驰向前了。大家又回到船舱。依然是啤酒与香烟。只有老黑人依然面无表情地守在船尾。水手过来，把我和秦舌头桶里的鱼一一用那张切鱼饵木板长的一边来比量。结果，不够长度的鱼又回到了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