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下年也是一个丰收年。

村子里逐渐积累了一笔款子。觉巴也是有见识的人，给队里买了第一台手扶拖拉机。他要程卫东回来当拖拉机手。程卫东这时已大变了，不再追逐女人，而是贪上了酒，看的也不是农业中学那些技术课本了。程卫东造反时曾看守过一个仓库，里边堆满没收査禁的书籍。他从那里找到许多，装了满满的几大箱子。从木工房下了班，他就看，懂与不懂都拿在手里仔细端详。早上醒来，他把枕边那些纸张泛黄的书推开，或者远远抛到墙角，从床下摸出酒瓶，一口二两。起床后，烧火做饭，就撕了书做引火的材料，两三年下来，这几箱书就慢慢烧光了。有人说：“那也不是一个真爱书的人哪！”

同他造反的人有发达了的，也有的真正被政法机关逮捕，进了监狱。有时，木工厂开会，读报，还会读到村子里的事情、觉巴的事迹。他不说当年自己怎样给这个红人出主意修渠用粪改良土质的事情了，只是借着酒兴说：“那个笨蛋！报纸上说没说他还没尝过女人的味道？再不找个女人，我想他已经老了！”

“哈！”他说，“他真是个笨蛋，当年多么漂亮的姑娘爱他，他不知道！”

没过几天，那个“笨蛋”觉巴就找他来了。叫他回去当拖拉机手。当时，他正在做一只公社专门用来存放档案的柜子。大表哥看到程卫东脸上那种生动的骄傲的神情已经消失了。那是他和勒珍恋爱时，横吹那十二枝竹笛的时候，甚至是在城里被关在临时监狱里时都有的神情。他停下手中的活计，解下帆布围裙扔到地上，把觉巴带进他的屋子。屋子里一股干燥浮尘的味道。两人喝着酒，他又撕了旧引火做饭。火光使他的脸有了生气。

觉巴说：“你现在老了。”

“你也是啊。”

“回去，给我当个拖拉机手吧。我们买了拖拉机了。”

程卫东看着觉巴，慢慢摇头：“你买辆拖拉机干什么？你出去开会好坐？他们要你开会就叫他们派车来接。给刘世清的代销店拉东西吗？我不会干的。”

“干吧。”觉巴恳求地说。

“你能给我每月三十五元五角的工资吗？你能保证你那大寨田年年丰收？你能把刘世清的问题翻弄出来？这三件事办成一件，我都跟你回去，还能帮你做别的事情。你能办成一件吗？”

大表哥一件也不能答应。但多年来，他也渐渐猜测刘世清是有点什么问题的，不然为什么他们一家人总有新衣服穿，又总是把新衣服穿在里面，旧衣服穿在外面？村里人慢慢还发现，刘世清一家人是没有带补丁的衣服的，尽管外面的衣服再烂也不打补丁，那些破洞里露出的是里面的新衣服。苟瑞英很少下地劳动，天气好时就坐在太阳下裁剪缝制新衣，一家人的衣服都出在她手下。永远是对襟的上衣，大腰的裤子，永远是一件蓝卡其布；永远不分内衣外衣，从里面穿到外面。他家还收买村里穷困人家的布票，二角钱一尺。刘世清不沾烟酒，但家里总有买来的上好蜂蜜和冰糖，外人是吃不到的，觉巴和小学校的老师去了可以吃到，因为他们是队长和老师。我也可以吃到，因为刘世清喜欢我。他还常常考我认字，也教我认过一些字。这些字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比如“芪”字，“麝”字，“芍”字，都是村子周围山上出产的药材的名字。

现在，在一间狭窄而光线充足，没有家具，空荡荡的飘浮着干燥浮尘的木工房间里，大表哥想起那一切，觉得程卫东比自己精明，想起勒珍已经嫁给了歪嘴，想起妇女主任曾钟情于自己，终于也远走高飞，自己也没当上脱产的国家干部。陈永贵不是当了国家干部了吗？他有点愤愤然地想。继而又想：刘世清不过每次在酒碗里放一点蜂蜜，茶里放一块冰塘，把自己当一个娃娃，自己就当了娃娃。

觉巴又喝了一口酒，说：“狗日的，我们到公社去告他！”

程卫东摆手：“这两年不是前两年了，你要找到证据啊！”

觉巴已经听不清了，他紧紧攥住程卫东的手，把他拖进了公社书记的家里。书记把觉巴拉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问程卫东：“听说你当了红卫兵，又当了好多年造反派？我这腰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打残了哇！”

程卫东脸红了，额上青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

书记转了身去问觉巴，口气和蔼多了：“找我有什么事？”

一向冷静的表哥觉巴的脸也红了，额上也一样暴起了青筋：“刘世清有问题！”

“不着急，慢慢说嘛。有什么问题？”

“他肯定贪污了！”

“证据呢？是你亲自掌握，还是别人提供的？”

证据……”他忍不住望了程卫东一眼，说，“他们家尽穿新衣服，没有人下地劳动！”这天天气不好，刮点北风，风中有点滋润的味道，潮湿的味道，像是要落场小雪。书记的腰阵阵作痛，腰给红卫兵打断过。现在，他阴沉着脸，把变凉的热水袋解下来，换上滚烫的开水，又贴到腰上。书记盯一眼程卫东，对觉巴说：“是他说的吧？”

“是我说的。我是造反派，但刘世清的问题是刘世清的。”

“你有证据吗？”

“我会有的。”

“我知道你们是怎样找证据的，把人抓起来，一打就有了。”书记这一向腰时时作痛，并且还有人说他是“走资派”重新当权，是“还乡团”。他火气很足，不讲刘世清的事情而讲起了自己：“我就不怕，没有招的打了也不招，要我咬人我也不干！有人想来第二次打倒，来就是了！”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的书记拉住觉巴的手，叹口气，“但你也要注意啊。”他又转过身来对程卫东说，“当然了，有问题也可以反映的嘛。找供销社主任去吧。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他是红卫兵出身。你们可以找他。”

于是，觉巴又和程卫东去找供销社主任。

觉巴叩门时，程卫东他冷笑。

门开了。

主任的房里坐着刘世清。两人围炉喝酒。主任端个杯子，刘世清也端个杯子。炉上的锅中是两只熊掌。

“有事吗？”半醉的主任不快地问。

“没事。”程卫东说，“没事。觉巴队长是来找刘世清，搭马车回去。”

觉巴的脸色不大好看，紧盯着端一只玻璃杯子的刘世清：“你会喝酒了？”

“不会，不会。主任高兴了，要我陪，我以水当酒。”刘世清不急不躁地说。倒过筷子从炉中夹出一块通红的火炭，杯子中水一倾，那火炭就熄了。

主任大笑起来。

刘世清又给两个不速之客添了杯子、筷子，于是一起喝酒。酒意一浓，主任和程卫东聊起当年造反的红火场面，一起仰脸大笑。

觉巴却只是闷头喝酒。上了刘世清的马车摇摇晃晃往村子里走的时候，酒慢慢醒来，想起刚才他们讲的事情。想起供销社主任要村里以后买些化肥。程卫东也说尿素是好东西，现在他就坐在从日本运来的尿素口袋上面。说日本卖给中国这种东西价钱便宜，因为曰本到中国，开航时一条空船，万吨轮，造肥料的机器就在船上。这种机器抽海上的空气制这种肥料。船到中国就已经满了。一条条船就这样从日本到中国。所以，这肥料要用，便宜。

“难道有猪粪人粪便宜？”

觉巴自言自语地说。

“将来，”刘世清说：“我们国家建了尿素厂就更便宜了。”

“今天那熊掌是前几天歪嘴弄的吧？”觉巴又说。“是。”刘世清摇摇鞭子，“是主任要买，我就卖了”。他不慌不忙腾出一只手，在怀里摸索一阵，摸出一叠票子，说：“不是，这是交药的钱。”又摸一阵，才摸出一叠小的，“这不是，钱在这儿了”

天阴了几天，雪终于下来了，纷纷扬扬。

“队长，听说，你还要修个水电站？”

“……”

“你真行。我想，以后买水泥，电线那些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背后仍旧没人答话。大雪纷纷扬扬。

村子里的小水电站并未能立即开工，因为缺少资金。

信用社愿意支持农村电气化建设，给水电站工程提供一笔贷款。觉巴说：“将来不是要还的吗？”他拒绝了，因而得罪了信用社的人。最后，还是公社书记跑了几趟县政府。给村里弄来了木材采伐许可证。村里组织的采伐队上山了，把采伐下来的杉木以每立方米二十元的价格卖给国家。村子后面那几百亩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是惟一一片像样的森林了，也在两年之内全部消失，换来的所有收人建一座电站还有节余。

春天，水电站终于开工修建。我们一批当年的小学生已经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了。春寒料峭的1976年，排炮从将来的引水渠上腾空而起。

开工不久，就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消息是程卫东带来的。觉巴把物资供应的事交给他。但他仍没有搬回村来，只是每次随运货的拖拉机回来一次。那天，他脸色难看，自己把一车水泥和炸药卸完。有人问他：“是不是看到以前的情人成了歪嘴的老婆，心头不好受？”

“去你妈的！”他说，“周总理死了！”他又慢慢走到了歪嘴跟前，拉住他的手说：“周总理死了！”这么多年，他和歪嘴连招呼都不曾打过一个，他这一拉手，弄得歪嘴手足无措，张大了歪嘴发呆，程卫东却放声哭了起来。

许多人跟着哭了，勒珍尤其哭得凄厉悠长，像在唱歌一样。哭声中，工程开工时树起的彩旗在风中噼啪作响。这段时间里，刘世清要求队长清理他的账目，因为传说他贪污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只得交出代销店的钥匙上工地来了。这时，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他也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就做些分发炸药、雷管一类的事情。他干了不久，就让一枚雷管炸飞了三个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医好伤回来，生产队又把代销店钥匙交给了他。他坐在代销店门口，一脸傲然自负的神情。他对程卫东说：“我这是义务劳动。”

程卫东现在脾气变好了，笑笑。

“不守这个店，队上也要给我工分。我是因公残废的，工伤。”

“打点酒来，不要掺水。”

“你买酒，我啥时候掺过水。”

两个人像有什么默契，像互相都能窥探到对方秘密似的笑了起来。村里人都说，程卫东变好了，他经常给歪嘴家捎去东西。他从来不和勒珍说话。却和歪嘴成了朋友。他和生产队长就更是朋友了。

那一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谁也不曾料想往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这个小小的山村。因为那是1976年。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庄稼倒伏在地里，渐渐霉烂了。人们在阴天里心绪茫然。到了往年雨水应该停止的时候，雨水反而更加猛烈了。气候这样反常，被看成是地震的前兆。那一年，村子里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地震，并在短时期内，就和它十分稔熟了。队长觉巴说：地震来了山崩地陷，房倒人亡，之后还要流行瘟疫。电站还是等地震完了再修吧。于是，电站停了工。

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日子里，男人们又聚集在代销店门前，喝酒吸烟。刘世清的生意又红火起来。现在，他当着人们的面就把一壶壶水掺进酒桶里。他说，国家允许一百斤酒掺多少斤水，不信你们去问吧。大表哥却一下子变得萎顿了，坐在哪里就在哪里睡觉，就像前半辈子从来未曾睡过一个好觉。他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睡觉。程卫东带来消息，说公社说他革命意志松懈了，电站停了工，要解除他的队长职务，他仍然打他的瞌睡。外面依然阴雨连绵。

程卫东说：“你也该成个家了。”

觉巴依然充耳不闻，只叫程卫东少运点东西来，别在雨里都淋坏了。觉巴不喝酒了，但抽烟厉害了。不瞌睡了就抽烟。多半只抽一种牌子：朝阳桥。算算他的年龄，也是三十大几走向四十的人了。

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瞌睡。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瞌睡。还说，兴许这场雨下过，瞌睡就醒来了吧。自己都显出一副很没信心的样子。

开好的引水渠没有立即浇筑混凝土，阴雨中，多处塌方，有些地段已经完全堵塞了。

秋雨连绵。

昨天晚上，我又做梦了。

梦见数也数不清的钱从开了的“天眼”中飘落下来。那些抢钱的人都被钱埋葬了。梦见大表哥依然打着瞌睡。

我以前做过这样奇怪的梦。

早上起来，头痛欲裂。每当这种时候，就有什么把我和村子联系起来的事情要发生了。我把一个预定的采访推迟了一天，到办公室守着电话机坐了下来。刚抽完两支烟，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律师打来的。

大概是我的声音像我难看的脸色一样吧。

律师问：“怎么了？”

“头痛啊。”

“老兄，你怎么那么心事重重啊”，几次接触下来，我和律师已是比较近乎的朋友了。“当事人也没有你心情沉重啊！”

“我要是当事人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看了材料，我想力争个监外执行还是有把握的。农民嘛，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啊，也不能再怎么样了，农民嘛。红也罢，黑也罢，都是种地吃饭。”

“你太沉重了。”

“哪个来告诉我一个不沉重的办法吧“来当律师，当三年，你就觉得过于沉重也没多大意思，于事于世无补的呀！”

放下电话，我想梦中预兆的事完了，头痛也轻一些了。其实我也不是个事事处处都显得那么沉重的人，只是这么多年来，故乡村子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叫人轻松的事情。

想到街上逛逛去了。想到文化宫去打打桥牌，或者找几盘录像带回家放一放。一句话，轻松一下。

正穿外套，办公室的门响了。好像是被敲响了。敲门声很轻，很犹疑。我叫进来，却没人进来。

“哪家的孩子吧。”同事说。

“不是小孩。”拉开门果然不是小孩。我虽有所预料，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勒珍。“老乡来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事说。

勒珍一进门，就用头巾捂住嘴哭起来了。同事回避了，她才哭出声来。

“听说你把你大表哥救出来了。”

我说我怎么能救他，法律无情。她说村里人人都知道了你给他弄了个判了刑却不坐监狱。“给我家歪嘴也弄个一样的吧。我求你了。他的亲弟弟也不管他了。当年歪嘴是怎么样供他上学你是知道的。”

“他弟弟就是办这种事的，你叫他怎么去管啊！”“你救救他。”

勒珍“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坐下。她老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可能是歪嘴进了监狱的缘故吧，她的脸色憔悴，眼袋下垂，像那些老年妇女松弛得一塌湖涂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点当年那个美好的影子了。

“试试看吧。”

这个女人，和同一个案子中的三个男人都有过感情纠葛。生活的新的创痛与困苦使旧有的伤痕很快平复了，和她的美貌与真情一齐变成了过眼云烟。她唠唠叨叨向我哭诉了许多。五个娃娃，两个是黑的，年年得交好几百元的罚款；歪嘴打猎，又因猎杀保护动物，罚款；家家都修新房，都占了地，偏偏他晚修，占了地，罚款，买了一台拖拉机，漏交养路费，又被罚款。

我问：“他以前盗伐过木头吗？”

“有过，还被抓过一次，拘留了半个月。”她说，“他态度好，啥子事情都交代了。国家政策也懂，坦白从宽。”

我想说：“这下完了。惯犯。”但终于忍住没说出来。

我给她一条烟，要她探监时捎去。她千恩万谢收下。我问：“觉巴这几年还那么多瞌睡吗？”

她的神情却更加凄楚了：“可不是吗？瞌睡刚醒，就给抓了。”

就是在大表哥开始无法抑制自己瞌睡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从我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纸上消失了，和我们那个曾经在小范围内作过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村子的名字一起消失了。虽然以后他曾醒来过一次，却也未能把自己的名字再变成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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