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村子周围已经消失的森林在我眼前晃动。载着盗伐森林犯的那辆卡车车厢上的两条标语还在我眼前晃动：

地球只有一个！

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我又看到了那场大火。看到两年后，一个近千人的国营林场在村子附近建立。油锯轰响，利斧翻飞，集材的拖拉机喷吐黑烟。就这样，不到三年时光，在大火中幸存的一点森林也完全消失了。山坡上，只有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林木……

这时，有人触触我的手臂。

我没在意。

那迟迟疑疑的触动又来了一下。转身我看到一位穿着公安制服长得非常结实的家伙。

“我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长娃呀！”

果然是刘世清的二儿子长娃。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身后那家叫做“一元饱”的小饭馆，拉到一张摆好酒菜的桌子跟前。桌子边已经坐了一个穿检察院制服的人。

长娃对那人说：“果然是他！”

那个满面愁容的人摘下帽子，对我笑笑。我就知道了他是我从未见过的歪嘴的弟弟。果然，他说：“我是歪嘴的弟弟。”

喝着酒，大家都互道阔别，开始，都小心地不提那件事情。

经过摆谈我得知，刘世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久娃、长娃果然是他以前的东家的。解放时，那个姓鄢的店东是死于乱兵之中，而不是被人民政府所镇压。落实政策刚开始，刘世清去了成都找到当年的房子，到派出所一查，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户籍尚未注销。一番打点，久娃和长娃又回了城，分到了房子。久娃进厂当了坎事员，长娃参军，在侦察连干过，复员后进公安局当了刑警。刘世清老两口仍然留在村子里。

“为什么不接他们出去？”我问。

“房子住不下呀！当年给我们分一套一房子，我结了婚，带个娃娃。久娃找不到老婆，和我们住在一起。五十多岁的人了，脾气很不好啊！”

我信了。也不由我不信。

“我那阿爸七十多岁了，挣钱有瘾啊，”他还是说到那事上了，“八十来岁的人了，家里几万块钱是有了吧？还要挣。这下是要老死在监狱里了。”他告诉我，他家以前开代销店下来，有几千元的积蓄，为久娃和长娃回城打点光了。后来贩运生猪、药材，摆过测字算命的摊子，甚至上西北做过汽油生意，居然还弄到了整节整节的车皮。这几年，又弄开了木头。年纪大了，没有气力，再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下过体力，就到外县请了一个壮小伙子伐木，每天管饭还付他五元工钱。公安局几次集中打击，他都逢凶化吉，连罚款也没挨过一次。那个小伙子后来就和他晚生的女儿成了家。这次严打斗争中，他被抓获了。七十多立方米的木头。还从家里抄出现金差不多两万元。

长娃说：“我去活动过了。太多了。妹夫把以前的事全部供了。我是没有办法了，他只有死在监狱里了。只有争取妹夫能轻判一点嘛！”

“把你阿妈接走吧。”

他说：“当然了。”眼睛已全部湿了。

歪嘴的弟弟突然哭出声来：“我心中难过，心中难过啊！”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了嘛。”我说。

“本来我是可以帮忙的呀。办这个案子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说依照法律办吧。我是共产党员，是xxx县的检察长呀！村里谁不知道我是xxx县的检察长呀！”他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我可怜的哥哥呀，我对不起你了。”

分手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没有脸面去见村子里的乡亲们了。”

大火过后，村子就只有那一片晶莹的积雪是美丽的了。

可是，春天，积雪融化时，一切又变得丑陋不堪。融雪水把大火过后的灰烬与焦炭冲刷下来，斑驳的残雪污浊了，山涧、小河都充满乌黑混浊的水流。等到残雪融尽，春雨下来时，雨水裹着焦炭与灰烬冲下山坡，冲进刚刚长出作物的田土。满含碱分的水流烧死了禾苗，使肥沃的土地板结。人们站在雨水中，看着世代种植的土地默默流泪。雨雾中飘荡着硝石燃烧的气息。几年之后，那些未被烧倒的大树脱尽了烧成焦炭的皮肤，朽腐了，倒下了。山上重新生长起来的只是一些耐旱的多刺的灌丛。

村子变穷了。

许多时候，变懒了的人们聚集在村口，等待马车运来国家返销的粮食。粮食来了，没有钱。从不欠债的人们被钱“打断”了脊梁，开始认命，开始欠债了。当时的会计账目上有这么一项“超支款”，村民们自己叫它“倒找”。“倒找”的越来越多，有些人家几年间“倒找”就达到了两三千元。人们反而不似刚开始欠债时那么忐忑不安、愁苦万状了，他们说：“虱多不痒，账多不愁。”现在，男人们到手的几个钱也不急于还债了，而是吸烟、喝酒。刘世清萧条了几年的生意又兴隆起来。传说程卫东重新参加了红卫兵。那派红卫兵倒了霉，他又参加了一个什么兵团，背着冲锋枪，打过仗，自己受过伤，也叫别人受过伤。

刘世清感叹说：“不是一般的人哪！”

也是那年，歪嘴从没回过村子的弟弟造了几年反，同时也高中毕业了，成了邻近某县拿国家工资的农业机械化试验站的拖拉机手。歪嘴供养出了弟弟，一年之内还清了因新买两条猎狗从刘世清那里借的欠款。村里都说歪嘴是能干人，好人，一个能干的好人。于是，有人来提亲了，却万不料他说他已经有了。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面镜子，镜面是他弟弟站在东方红拖拉机旁戴鸭舌帽、穿油污工作服，围着雪白毛巾、戴着雪白手套的照片，翻过来，是一张勒珍的照片。

“她给你的？”

“我以前偷的。”他讷讷地说。

“她害了那病了呀！”

“我问过医生，好了，吃药就不会传染了。再过几年还可以要娃娃呢？”

“那她答应你了。”

“我托人写信了。叫她好好医病，我等她。”

“她回信了吗？”

“反正我等她。”

歪嘴把煮好的玉米糊糊分成三小盆，自己一盆，两只猎犬一只一盆。猎狗的眼睛看着他时，露出被怜爱的孩子那种幸福的神情。

也有人给生产队长提亲。他的脸色铁青：“我不结婚。”以前，乡上一直动员他人党，他不干。有人提亲那天，他找到大队支书：“我要人党。”于是，他人了党。这年春天，山上大火留下的余烬冲刷干净了。小河重新变得清澈。布谷鸟叫声清越悠长。只是那些碱分太重的地依然板结，麦苗稀疏而瘦小。大表哥整天在那些瘦弱的麦苗中徜徉。他要领着村子里的人使这些土地重新变成丰收的土地。要人们还清欠债，向国家交售公粮。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大表哥突然像怀念至亲骨肉一样怀念起程卫东来。他想程卫东若在，就可以帮他出出主意了。他上过农业中学，肯定知道怎样去掉土壤中的碱性。当天，他借了队上20块钱，备好干粮就进城去了。

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程卫东的下落。程卫东又找错了靠山。他们那一派全部犯了保卫资产阶级的错误，头头脑脑和一些打手都被抓起来了，程卫东也在其中。觉巴终于在一间小学校里见到了程卫东。他和一些人的手被铐着，在长起了茸茸青草的学校操场上散步。好多人身上留着伤痕。门外，守卫森严，正对大门的楼顶上架着机枪。觉巴觉得自己走进了一部电影里。

他听见自己说：“我来接你来了。”

许多人都好奇地看着他。

程卫东坚决地说：“我是不回去的，我要造反！”

“那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就在那个小学校改成的临时监狱里，在那个几近荒芜的操场上，程卫东给大表哥出了两个主意。一是修引水渠，水浇了地，既解旱，还可以洗碱；二是用粪。程卫东说，背点林子里的腐殖土撒上就可以种庄稼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要把人粪、马粪、牛粪、猪粪都弄到地里。人粪猪粪可以直接用。牛马粪要挖了池子割些青草枢上两年。然后你的地就会肥起来了。

大表哥又说：“我去跟那些人说说。他们对我还和气，跟我回去吧。”

程卫东默然不语，望着远山。大表哥看到他已经长了不太浓密的络腮胡子。“中央会给我们平反的，”他突然冷笑着说，“再说我在这里天天吃酒吃肉，大米白面！村子里有吗？”

“勒珍病好了，快出院了。”

程卫东笑了。他说：“觉巴，你看，我不能把睡过的女人都娶了。共产党不兴这个呀！”

临走，大表哥还得到他送的二十元路费和几盒牡丹牌香烟。

大表哥觉巴回到村里。在他离开这里的十多天里，新建伐木场的第一批二百人开进来了。村子外搭起一片帆布帐篷。刘世清代销店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大表哥把几盒牡丹牌香烟拿去寄卖，不到一天就全部脱手。刘世清给了他八元钱。

勒珍也回来了，出了一点老相，风韵依旧不减当年。但是，人们都避着她，她也很少在人群中露面。村子里召开社员大会那天，她却早早地去了，头巾遮了大半个脸。后来歪嘴来了，愤怒地轰走几个向勒珍扔脏东西的娃娃。人们磨磨蹭蹭，将近中午才到齐。觉巴宣布了他修渠与施肥的计划。有人问他是哪里来的怪主意。当他说明是他进城从上过农业中学的程卫东那里讨来的主意时，人们哄笑起来了。

觉巴咬咬牙说：“别笑了，你们不干我先干给你们看！我是共产党员了！”

“共产党员也不要跟老天爷过不去呀！”

“叫程卫东回来和你干吧！”

觉巴大声喊：“他本来要回来的，但他回不来，他当了司令了！手下几千人马，几千条枪啊！”

说完，他一把掀翻从小学校借来的课桌，提起准备好的锄头、铁锹下地去了。当时，只有一个人跟着他下地，那就是勒珍。那时，山坡上到处都有流水，一条浅浅的小沟就把水引进麦地了，仅仅一个下午，两个人就把一段水渠挖成了。

觉巴这才问勒珍：“你是要打听他的事吧？他没有当司令，他被关起来了。”

勒珍平静地说：“我知道。我是来修水渠的，我是社员。我医病时也劳动。那里庄稼种得好。就是像你说的那样种的。”

“歪嘴是个好人，他在等你。”

勒珍眼里差点溢出了泪水。很快，她又平静下来，对大表哥笑笑，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觉巴一个人在地头挖怄粪的大坑，勒珍又来了。两人的汗气随着早上的大雾一起升腾。大雾散尽时，老师带着我们几十个学生去了。我们听老师的话，拼命干活，用我们的小手。一个大坑挖成了。我们在坑边排好队，老师说：“以后，草长起来了，把那些叶片肥实宽大的野草采来扔到这坑里。”老师说：“请觉巴队长给我们讲话。”觉巴队长好半天没有讲出话来。后来，他终于说出来了：

“还是有文化好哇！你们跟着老师好好念书，多懂些正经道理吧！”

老师带头使劲鼓掌。我们也跟着使劲鼓掌。这时，村子里的人也来了。他们站在稍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又都转身回家去了。歪嘴留下来了。刘世清又带来了伐木场的场长。

场长大步上前，紧紧握住觉巴的手，使劲摇晃。第二天，正在修建住房的森林工人开来了。他们帮助把水渠加宽加长。并运来水泥，加固了粪池、水渠。到中耕锄草的时候，经常灌水和施了人畜肥的麦地里，麦苗肥得发黑，禾秆苗壮。于是，全村人都动起来了。修了好多条水渠，好多个粪池。第二年秋收，村里又有余粮交售给一家了。伐木场派了三台解放牌汽车，一直把余粮交到县上。冬天，伐木场又把一些林区的新修公路承包给村里。几年下来，村里好多人家还清了大部分倒找款。与此同时，那场大火过后剩下的部分森林也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采伐下来的木头堆满了河床。工人们白天上山采伐，晚上加班修筑一个个水堰，将流向山外的小河关断了水。一天，那些水堰一齐打开了。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坡，高声欢呼，奔泻而下的水轰轰作响将我们的声音淹没了。那场人工制造的洪水也和那场大火一样深深印在我脑海深处。立即，山谷里浊浪滔天，洪水奔腾而下，终于拱动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木头，卷起了那些木头。木头和浑浊的水像两头角斗的猛兽互不相让，向高处耸立。终于，撼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中，两头巨兽倒下了。木头让开了道路，漂向了水面。洪水载着满身伤痕的木头咆哮着远去了，留下飘飞的彩旗，留下欢呼累了的人群，留下一片光秃的山岭。

我翻阅过那一时期的州报。两年里，至少每月一次，报上有我们村子的名字，觉巴的名字，那个伐木场场长的名字。被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是工农联合，民族团结的标兵。

这些都是他们用真诚用汗水换来的，并且正和一个时代一起被人们渐渐淡忘。连那些现在和我同事、以前无数次到村子采访的记者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一切。

还是那个觉巴，从工人老大哥那里得到炸药、导火索、雷管。报纸上还有一张伐木场场长手把手教他爆破的照片。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方兴未艾。觉巴带人开山取石，把那些斜挂在山坡上的土地改造成梯田。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年年寒假，都参加改土造田。这时，森林已经采伐完。伐木场开始撤走了。人们冒着从未见过的大风和满天飞舞的沙土干得热火朝天。

那时，关于觉巴有很多传说。说他要和勒珍结婚了，说他要提升到公社当副书记，当脱产干部了；又说，他不会和勒珍好，就要和公社那个死了男人的妇女主任结婚了。

妇女主任益西卓玛确实是在村子里蹲点。

妇女主任常找队长谈工作，一谈就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送走队长，她听见村里的狗吠声四起。狗吠停止了，村里人又听到她漱口时很响的喷水的声音，唱歌的声音，泼洗脚水的声音。于是，好心人悄悄为勒珍叹息。程卫东造了几年反，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先在公社放映队放电影，被人挤出来，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加工厂当木匠去了。他也不回来看望旧日的女友。倒是妇女主任肯找勒珍谈话，只是谈话时，她斜倚在门上，身子就把门封住了。勒珍规规矩矩站在门外。那几年，勒珍年年当“五好”社员，歪嘴却成了落后社员。上山打猎，都传说他攒下了不少钱。一部分自己藏着，一部分刘世清给他存在了银行。

1974年元旦，觉巴在改土工地上砸伤了脚，一块石头砸断了他左手的拇指，勒珍惊叫一声，站在那里呆了。她一下子又扑了上去，扯了自己的头巾包扎觉巴血流不止的伤口。这么多年了，她从未扯下过自己的头巾。人们这才知道，经过那场病，她的头变得那么难看，斑斑驳驳，就像现在村子四周的群山一样。妇女主任闻讯赶到了，把勒珍推开，扯下那条总是干干净净的鲜艳头巾，风把头巾卷起来，吹到河边一株裸露出粗大根子的白桦树上挂住了。后来那头巾几乎一个冬天都在寒风中飘扬。妇女主任益西卓玛说：“走开！你那样的病就是从伤口传染的。”勒珍脸红了，身子慢慢在风中摇摆。妇女主任掏出碘酒，给觉巴的伤口消毒。那时，歪嘴扑了上来，一下掐住了妇女主任的脖子。几个小伙子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开。妇女主任喘过气来，本想发作，但看看沉默的人群，就不以为然的嘿嘿地冷笑起来。还是刘世清熟练地给觉巴包好伤口，叫人把他抱上马车，进城去了。

等他伤好回来，妇女主任走了。勒珍搬去和歪嘴成一家人了。不久又传来妇女主任和远处一个什么人结婚后从公社调走的消息。藏历新年，刘世清请觉巴喝酒，歪嘴送去了一些风干的鹿肉。

那年，年年藏历新年该下的一场大雪没有下来。天阴着，风吹着，就是没有见到一片雪花。

觉巴觉得截去了的拇指很冷，冷得隐隐作痛。

次年是个少有的丰收年头。

下年也是。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