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大金川战事算告一段落。

虽然，满耳都是杀伐之声，但我巳经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嘉绒了。

这些引文中间，有些地名还保留到今天。譬如：党坝、卡撒、勒乌，再比如：曾达，所有这些地名，都在离金川县城不远的弹丸之地里。而且，我想，读者从这些文字中不只读到了刀光剑影，还有金川当年的民情风习与地理形胜了。只是，今天的公路一通，当年那些山路上的关卡，也就仅仅只是一种记忆，而且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与萋萋的荒草之中了。我们重温历史才知道，历史其实早就被我们遗忘。

清早我走出宾馆的大门，想去寻访那些书中写到的地方时，看到完全不同于历史记载的今天大金川两岸的景色，我又开始觉得，历史书中的记载像是一种颇有气势的虚构了。

大金川上的渡口

读了一夜过去的金川，人却毫无倦意。

白天喧嚣嘈杂的县城，这时却十分安静，下半夜过后，雨停了，一声声鸡啼催我人眠。我才放下书，合了一会儿眼。但是天刚亮，就醒了过来。我又上路了。

晚上，是从书读到一个过去时代的故事，今天，我要在路上重温这个传奇。

我上了路，往雍忠拉顶寺走去。清晨清新的河风吹在身上，带着些微的寒意。我稍稍加快一点脚步，身体一发热，那薄薄的寒意就消失了。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在嘉绒地区名声远扬的寺庙，过去叫做雍忠拉顶。此庙位于大金川西岸安宁乡境内的末末扎村附近，距金川县城34公里。

上路大概一个小时的样子，有一辆车从身后开来。我招手，车没有停下。车上的人还对我甩了甩手指。第二辆车开来，我继续招手，车停下了。这是一辆东风牌卡车，司机是个当地人。

我问他是汉族还是藏族。这个问题对于有些人总是个忌讳。但我看到这位司机人到中年，面目也还和善，才提出了这个问题。司机把着方向盘，眼睛紧盯着前方的道路，良久才开口说话。他反问我：“你看呢？”

我也盯着前方的道路，没有说话。

他叹了口气，说：“我们这种人，算什么族呢？虽然在这里生活几辈人了，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的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真正的藏族和真正的汉族都有点看不起你。人家嘴里不说，对你也客气，但心里是看不起的。”

我有些后悔提起了这个话题，就不再开口说话。好在，很快目的地就到了。

开到一道铁索桥头，司机停下了车，从这里过桥，到河东岸，再顺流而下走一公里多路，就是雍忠拉顶寺了。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金川县委统战部干部的陪同下，走过那条道路。那次，统战部的人还带了蔬菜与肉，请庙里的喇嘛为我们做了一顿藏式的饭菜。具体做了些什么菜式，却记不太清楚了。甚至那庙的样子我也记不很清楚了，倒是院子里有一株挂了稀稀落落两三个青皮果子的橘子树，一直使我难以忘怀。我见过很多的橘子树，但都是在内地，在嘉绒我曾行经的数百上千里的地面上，这株橘子树是我看见的唯一的一株。我觉得，这株橘子树有点像早先马尔康寺庙遗址上的那株榆树，这其中可能也有些特别的故事，一些再也难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故事。

但我一直记着这株橘子树。

司机见我不动，说；“你不是要到庙子上去吗？”

我说：“我想从渡口过去。”

司机又发动了车子，说：“你原先来过呀，还晓得渡口。”

很快，汽车转过一道山弯，顺着大河的弯道又折向一个小山凹，下了车，渡口就在我面前了。对面河岸的柳树下拴着一只小木船。岸上，是一大片绿色深重的玉米地，玉米地尽头，靠着山脚的地方，就是过去在整个嘉绒都非常有名的雍忠拉顶寺了。

当然，那时的寺庙绝不止于眼前这样一座寺庙的规模与气象。

汽车开走了，我站在岸边，看着太阳慢慢升上山岗。阳光慢慢从山上，往谷底降临下来。

这时，一个人走到对岸，双手做成喇机状，向我喊，是不是要船。

我也双手做成喇机状，运足力气，对着那边，喊了一声要船。

那人便解了缆，将船慢慢地摇过来了。因为水流的力量，船不是径直摇过来的，而是斜着划过河面。靠了岸后，划船的人跳上岸，用绳子挽着船，逆水往上拉了好长一段，才到我的跟前。

我坐上船，问：“怎么不是牛皮船呢？什么时候这渡口就不用牛皮船了？”

划船的人只是简单地说：“木船比牛皮船保险。”

这并不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坐到船上，便感觉到看似平缓的大金川河水的力量了。河水从下往上的鼓涌使人透过船体感受到一种力道很深的震颤。船夫奋力划桨，但沉沉的水流却推着船一路往下。很快，我就看到前面翻着白浪的滩口，听到波涛翻涌的声音了。有关雍忠拉顶寺的典籍中说，流经这里的大河在呈现了八宝吉祥的两山之间，岩石激起波浪，是自然吟咏的六字真言。而在此时，那渐渐逼近的滩口的涛声，在我耳里，却像是受了惊疯狂奔跑的马群一般，而没有听出一丝一毫的祥和之感。

船身轻轻一震，船底搁在了岸边，我们渡过了宽阔的大河。我与船夫又挽起船，逆水而上，把船拉到下一次摆渡时出发的地方。当双脚又踩到了坚实的岩岸，与岸上的沙滩，再来听那满滩的波浪声，里面确乎就有着某种歌唱性了。

走进那片玉米地之后，河水的声音消失了，眼界里的寺庙建筑也消失了。四周只有吸饱了水分与养料的绿色的叶子与青中有些泛紫的苗长的玉米那生命的呼吸。置身在这些旺盛的绿色生命中间，很多东西，包括历史与人生中一些终极的疑问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在这里，包围着你，让你真切面对的只有生命本身。这时，太阳的光芒降临到河谷中间，所有的绿色叶子都在闪闪发光。一颗颗硕大的露珠砸下来，落在泥地里，落在身上，不一会儿，我身上的衣服差不多就湿透了。我是说，要是这玉米地再宽那么一两百米的话，我这一身真的就湿透了。

就在这时，眼前猛然一亮，玉米的包围被突破，我已经站在了温暖的阳光底下。

脚下这条路，已经没有太多的人走动了，所以才铺满了软软的青草。很快，我就走到了这座寺庙跟前。

我期待着胸中涌起某种激动的情绪。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寺院蔓生了很多荒草的院子里时，心里却没有期待中的那种激动。但我毕竟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差不多就是整个嘉绒文化心脏的地方。只不过，一切都不复当年的景象了。

几年以前，我在阿坝草原上拜访一座苯教寺院的住持。那天，寺院的僧人们在庙外面鲜花遍地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我没有寻访到那位喇嘛。他的弟子们享我以汁水鲜美丰富的牛肉馅包子和新酿的乳酪，同时告诉我说，上师去了促浸，他将在那里恢复已经毁败的苯教伟大的雍忠拉顶。

这年的秋天，我来到雍忠拉顶。当那座新建起来的寺庙出现在眼前时，我简直失望之极。我向来不主张恢复一切已被毁弃的建筑，因为那时的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与风习的自然凝聚。时事变迁，物换星移，按原样恢复的建筑，至多复原了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内在的东西，早已随着无情的时光，消逝得无影无踪。

再说，我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座石头与水泥拙劣混合的建筑就是当年的雍忠拉顶。前次到雍忠拉顶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到寺庙的大殿，也没有见到那个我在草原就想拜访的苯教喇嘛。寺院厚重的木门上挂着一把质地沉重的大铜锁。

当时，庙里也没有别的僧人，陪同前去的统战部的人私下对我猜测说，可能是知道有官方的人来，庙里的人都回避了。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统战部的朋友笑笑，答道：“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敏感的问题。”

我再问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敏感。对方用了启发式，说：“阿来老师你知道雍忠拉顶过去是什么教派。”

苯教，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继续启发我：“乾隆王打金川以后，寺院改成了什么教派？”

佛教的格鲁派。这对一个对地方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他的笑有些神秘色彩：“这就对了。依现在的定性，乾隆王朝发动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战争，他把寺院改成了佛教，现在，你又把它改回叛乱的土司倚重的苯教……”对方用的是启发式，话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我有些明白，又不是十分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往往带来一种不太明晰，而又人人似乎都心照不宣的特别的逻辑。

那天，我们在这座新的雍忠拉顶里什么者没有看到。

于是，便从庙旁一户汉人农民家里借来一口锅，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把这次圣地之行变成了秋日的野餐。就是在那天，在这个院子里，我发现了一株侏儒般矮小，且特别孤独的橘子树，上面结了两三个青皮的橘子。看着那青皮的橘子，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变成金黄的橘子，我的口里好像尝到了它酸涩的味道。

吃完饭，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头顶是深蓝的天空，白云像泊在渡口的木船一样泊在天上。于是，便回忆起传说中雍忠拉顶寺的历史。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不是以一个官方干部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文化漫游者的身份，想靠近一段历史，或者说想看到这个寺院今天的真实面貌。但是，同样是一把大锁落在大门上，只是经过了这么些年的风雨剥蚀，门上的彩绘已经相当黯淡了。

看不到今天的面貌，我便又一次面对更为壮观的废墟，在想像中复活传说中的历史。

早在明清以前，整个嘉绒藏区主要信奉的是青藏高原上的本土宗教苯教。而雍忠拉顶寺又是整个嘉绒藏区苯教的中心寺庙。而在此时，青藏高原的大部，已经是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依次占据着统治地位。于是，苯教的嘉绒便成为整个藏文化中一种另类的存在。因为嘉绒在地理上靠近汉区，往往在政治上谋求与内地政权的某种妥协。并对内地政权的更迭保持着更多的敏感。

14世纪40年代，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时，该寺大喇嘛泽仁多吉便率金川河谷中多位部族首领长途跋涉到成都，表示臣服，并建立起朝贡关系。

明朝初建，便封该寺大喇嘛哈依拉木为演化禅师，令其统领嘉绒地区政教，雍忠拉顶的势力在整个嘉绒如日中天。

清康熙三年，清政府重演前朝故事，再授嘉纳巴演化禅师印信。其在嘉绒地区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事情到后来，情形便逐渐发生变化。在乾隆第一次对大金川用兵的时候，便常常发现苯教法师常在阵前施行苯教的诅咒之法，对立双方的军队都迷信宗教，也惧怕巫术的魔力，所以，乾隆那事无巨细的谕旨中，也多次出现指示前方将士如何区别处理这些苯教法师的具体指示。只是，我还没有看到有清军捉到苯教法师的具体记载。但是，在那位建立了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那里，对于雪域藏地的宗教，已经有了一种清楚的比照。一边是青藏高原上最为盛行的达赖班禅系统的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多次因为不能克服的边患，请求王朝派兵进剿。在满清一代的早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一种合作而驯服的姿态。而在更靠近汉区的大渡河谷的嘉绒，却有一个不驯服的教派，在汉语中，这个教派还有一个民间的俗称：黑教。

到了大金川与小金川土司再次扩张势力范围，第二次引来清军大兵压境的第二次金川战役时，雍忠拉顶的苯教僧人们不只是以巫术与神秘的咒语来支持本地土司，而是拿起武器，成为颇具战斗力的勇敢的士兵了。

大金川最后陷落之时，该寺数千名僧兵，大部阵亡。五名被生俘的大喇嘛，与作乱的大小金川土司等二百余名战俘，被押解至北京，祭天问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