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乾隆皇帝听奏报称雍忠拉顶的辉煌与富丽，曾下旨要前线将领阿桂等人，将该寺绘图后拆除，将原件全数移往京师，再重建复原。但是，定西将军阿桂等再三奏称，大金川地处蛮荒，与内地相通尽是鸟道羊肠，再说，嘉绒建筑拆卸开来，除了一些寺院金顶与菩萨，就只是一堆零乱的石头，恐怕很难依样重建。乾隆皇帝才只好作罢。而在此前，他已着人将雍忠拉顶形胜图传到北京，仔细赏鉴后收为宫中宝藏。

而在此前的此前，为了训练将前去大小金）作战的八旗兵对嘉绒碉寨的攻战之法，乾隆就曾下令把数百名嘉绒战俘解到北京，在香山脚下，依样建筑嘉绒的石碉与村寨，让即将开赴前线的满人八旗兵演习攻战之法。

查阅史书，在冷兵器时代的前线，清兵对付嘉绒藏区的石头碉卡的办法，无非是火烧，和用铜炮的实心铅弹进行轰击，最后，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从下面挖掘地道后，用火药实施爆破之法。但我没能从史书上查出来，这些战法中有哪一种是在香山脚下模拟的嘉绒人的堡垒般的石头村寨前摸索出来的。

那些递解到京建筑模拟的嘉绒村寨的藏民，在战事结束后也没有全数开刀问斩。乾隆皇帝网开一面，使他们再逃生天。只是，他们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到故乡了。听说，现今北京郊区的香山脚下，还有些村子的人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嘉绒人。某一年的一个秋天，曾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藏族人建议我去那些村庄考察一下。我问还有没有嘉绒风格的建筑，回答是好像没有，似乎没有。

这一来，我的好奇心便消失殆尽，没有前往寻找点什么的冲动了。

我想要是真在某几个村子寻访到一些嘉绒人的后裔，大家相见时，可能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场面。比如，他们该撇着京腔问我些什么，而我又能告诉他们什么，并问他们什么。中国人有些时候特别相信血缘的力量，而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汉藏文化交汇带上的藏族人，却更多地看到另一种异化的力量。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思绪一下飘远了，现实的情形是，我现在正面对着早已毁败不堪的雍忠拉顶。在一片文化的废墟之上，一个人不会有太多的有关文化可以通过传承而获得不朽的想法。当大金川土司以弹丸之地上所能聚集起来的全部财力和人力，与强盛时期的清王朝的十几年的对抗，将以血腥屠杀进人尾声时，雍忠拉顶的末日便降临了。整个嘉绒地区苯教的统治地位也被推翻。

据民间传说，乾隆皇帝见不能把雍忠拉顶拆迁到北京，便下令将其彻庥毁坏。并在其基础上，兴建了一座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黄教寺院。建成后的寺院把大门开启的方向改到了原来苯教寺院的反面。

新寺院的门口，张挂着皇帝亲书的金匾：广法寺。三个大字金光耀眼。

而且，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统驭术：寺院的住持，即每一任堪布都由达赖喇嘛辖下的黄教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派出。

而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阳光之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广法寺的辉煌也早已灰飞烟灭了。就在我们摆开野餐的草地旁边，横躺着几块残破的石碑。拂开荒草，石碑上是某一任堪布的名字。原来，这些石碑都是历任堪布圆寂后的墓碑。从这些石碑的形制来看，这些藏族高僧都用了汉人的方式来安葬。不然，就不会有这些墓碑了。除了石碑上面一些装饰性的图案显示出一些宗教色彩和精湛一些的刀工外，这些墓碑与烈士陵园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并没有什么两样。

面对这些石碑，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荒诞之感。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老是在费心猜测，这些石碑上功力不凡的汉字又是谁人书写呢，是那个时候，寺院里就有了通习汉字的僧侣，还是某一任满清命臣写就之后，驿马站传递才到达了这个地方？我猜不出这样的答案。而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也不会给人呈现这种细节性的东西。陪同来的人告诉说，这些墓碑已经很不周全，现有残破的这几块，都是这些年从民间收上来的。而且来的地方都有些特别。比如其中的一块是从农民的猪圈中找到的，还有一块是搭在一道小沟上，做了一座微型的桥梁。

从乾隆年间到解放，色拉寺共派出了十二任堪布，最后一任堪布名叫阿旺巴登的，1953年死去时已经不在本寺任住持了。

广法寺香火最盛的时期，共有僧侣两千余人。其中八十五人，规定由嘉绒全境土司派出，由清王室拨发薪资，学习满师后，回到各土司领地上弘传正教。但在嘉绒土地上，当年曾协助清军进剿大小金川的土司们一方面尊旨派人去广法寺学习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教法，实际上却仍然对这一教派心存抵触。所以，直到今天，在嘉绒地区的寺庙中，更多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寺院，而与大金川土司毗邻的绰斯甲土司，直到解放，其家庙还是由苯波上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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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日益衰微，广法寺也随之日渐式微。清王朝崩溃后，寺院更是加速了式微的过程。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金川，国民党二十四军与当地武装以该寺为依托阻击红军。于是，寺院再一次笼罩于炮火之中。最后，国民党军溃败时，便将寺院财产抢劫一空，并将寺院周围依山修建的数百间僧房烧为灰烬。战后，寺院僧人骤然减至二百余名。

“文革”期间，广法寺被彻底摧毁。我的一位旧同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小地方的走资派，监督劳动期间，主要的劳动就是用钢锯切割寺里为数千僧人熬茶的巨大铜锅。就连乾隆亲赐的御匾也被农民拿去做了洗衣板，最后被劈碎作为柴禾填进了炉膛。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寺院遗址又被辟为良田。仅存的部分是寺院的正殿遗址及山坡上僧房与佛塔的废墟。

这些废墟引起我很多的怀想，而那座新建的寺院却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藏传佛教的寺院巳然失去了它的基础：群众的基础与信仰的基础。勉强的维持反倒显出了某种不识时务的寒伧。虽然这其中也不乏某种悲剧性的色彩。

离开之前，我在河边柳树下波浪拍岸的声音中睡了一觉。

醒来时，一身臭汗，满耳里充满了聒耳的蝉鸣。从树叶的缝隙里望着亮晃晃的天空，我恍然有一种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于是，便突发奇想，要是雍忠拉顶的一个精通预言之术的喇嘛在寺院极盛时一觉睡去，而到这时才醒来的话，我敢肯定，他不但不会发现自己的任何一种预言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应验，反而会觉得自己陷人了某种威力强大的魔法，让他来到一个物是人非的世界。

但这恰好是历史因了一些偶然，终于延续而成的一种必然。

现在，身后的废墟所代表的一段嘉绒历史的辉煌正在被人遗忘。而且，那座刚刚建成的寺庙，作为建造者来说，肯定是想以此与那个辉煌的过去，那个令人有些荡气回肠的过去建立起某种联系。但是，物换星移，这座寺庙刚刚建成便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

一种遗忘让人心怀悲怆。

一种遗忘却让人有一种无奈之感。

那么，就让我在这遗忘之地再美美睡上一觉吧，在这个纷坛的世界中奔波，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需要清仓遗忘。我又侧了身子睡去，正似睡非睡的时候，早上渡我过来的船夫跑过来把我摇醒，告诉我河里涨水了。

我翻转身子又睡，觉得他有些大惊小怪的，我又不是没有看到过大河涨水。

他又大叫一声：“涨水了！”

于是，我支起身子，望了望河水。太阳照得明晃晃的，蝉叫声连成一片，但河水确实开始上涨了。我头冲岸，脚朝水睡在长着浅草的沙地上，这时，河里涌上来的波浪已经溅到我双脚上了。

我有些慌张地爬起身来的时候，正在玉米地里拔草的船夫家里的两个女人嘻嘻地笑了起来。河里的水上涨是不大看得出来的。

首先看到的是河里的水越来越浑浊了，从河面上蒸腾起来一股浓重的泥腥味。流得越来越沉重的水流从河中心开始，有种十分有力沉着的从下往上的鼓涌。而拍击着岸边的水波浪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力量。每一次波浪的拍击之后，河水就上涨一点，不到一个小时，我刚才睡觉的那片沙地就被全部淹没了。

是上游的什么地方降下大雨了。

河里的水越大，河水的流动却越发沉缓滞重。哗哗的流水声也变得又湿又重。我还看见，河水淹没的青草中间，不时探出一个句号一般大张的鱼嘴。这说明，河里的水因为太多的泥沙而严重缺氧。河中深潭里的游鱼都挤到岸边，抢吸两口对于生命至关重要的氧。每逢河水上涨时，沿河就会有很多人出动，抓住这捕鱼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我手里有一张小小的鱼网，顺着河边的浅水流出去，再收上来，肯定会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我甚至感到了手里鱼网上传来那种沉甸甸的震颤。

大渡河的急流里所产的细鳞鱼是鱼类中的上品，是天下的一种至味。回到金川县城，绝对可以在某个饭馆里吃到鲜鱼。我恍然看见雪白的汤上飘着叶片肥大的茴香。

船夫和他一家人把缆在树上的船抬到岸上，倒扣在草地里，并对我说：“你只好从上面的桥上回去了。”

于是，我便告别了他们，向上游的索桥走去。回到金川县城时，才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回望一次雍忠拉顶。后来，我又释然了，因为无论怎样的回望，都无法洞穿历史的烟云，看到历史本来的容颜。

本来，我还想看看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最后的堡垒的遗迹。但我在一个久经垦殖，人烟稠密之地，也许想看到一个蔓草萋萋的场景都不能够了吧。

其实，金川土司官寨遗址就在金川县城对岸不远的勒乌村。

据史书记载，这是金川之战最后的堡垒之一。数千嘉绒土兵战死于此，占地广阔的石头建筑被炮火荡平。金川土司索诺木及大量被俘人员，就从这里开始沦为死囚，递解上路，千里迢迢，风霜雨雪，在北京祭完太庙后授首就死。

第二次金川之战始于公元1765年，止于1776年，前后凡11年。

在车站买了第二天回成都的车票，果然就看到一个饭馆门口竖起了供应新鲜细甲鱼的招牌。在当地汉语方言中，鱼鳞称为甲，细甲鱼，就是细鳞鱼的意思。于是，我走进这家饭馆。果然，鱼端上来的时候，雪白的汤面上漂满了肥厚的茴香叶子和鲜红的辣椒丝。

我又给自己要了一些泡了拐枣的药酒。

微醉的我回到宾馆继续读当地的历史。我常常怀疑文字当中的真实。但是，这次金川之行下来，我已经无法寻觅到历史真切的面貌：那种正在进行的生活充满细节一样的面貌。望望窗外，这座小城，仍然以喧嚣与纷乱呈现着活力，但这景象已经与内地任何一座小县城没有太多的区别。

于是，我只好回到粗线条的书本，回到缺乏细节的书本。

我读乾隆御制平定金川的碑文。全文特别文采飞扬，但是太长，使我不想抄写在这本书里。而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就是这道碑文，也只能在历史书中读到了。

原碑于乾隆五十一年，即大金川砥定后十年，立于勒金川土司官寨旧址。听当地人说，碑上还建有一亭，有琉璃瓦的重檐，亭外还建有围墙。这通颇有文物价值的碑毁于“文革”。石碑被当地村民断为三截，并请石匠，想制成石磨。传说石匠在为石磨开齿时暴死。石碑残躯才得以幸存。

于是，再读魏源《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是夜风雨大作，我却在魏源笔下依稀看到了金川土司官寨在眼前巍然耸立：“其官寨碉坚墙厚，西临大河，迤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木栅石卡长里许，其东负山麓，有崖八层，层各立碉。各路败回之贼，咸据守之。”

我来到金川，却是从书中简要的叙述引导下，重新来想像历史。

回成都的道路沿大金川而上，再梭磨河。中途翻越界开了大渡河水系与岷江水系的鹧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