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会开得很热闹，与会的人们提出了千奇百怪的各种设想和各种问题。

越州人是富于理想的。当年全国人民为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战小高炉时，越州人就曾立下军令状：我们一个县包下那七十万吨的零头，请毛主席放心！

越州人性子急。当年农业学大寨时，他们一夜之间就砍光了果木，填平了沿海滩涂，还发愁在平地上没法儿造梯田。越州只有一座不大的越灵山，山上尽是石头，镢头刨不动，要不然，一定会仿照虎头山的样子种上老玉米。

越州人又非常精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收支流水明细账。这在整个中国都是不多见的。在北方，农民攒下几个钱儿，习惯于藏在炕席底下，城市里没有炕，就把钱放在抽屉里，随用随拿，不上锁，也不记账，居家过日子似乎用不着建立会计制度。但越州人不同，每天花了几毛几分，都有案可查，改革开放以后，据说越州个体户的出现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利用地区差价贩运海鲜，赚了大钱，后来市里把渔业放在发展经济的首位，也是发端于此。

可是，越州人为什么偏偏忘了在越州还有一个秦屿呢？几十年来，越州的范围扩展了好几倍，人口翻了好几番，他们向大海要地、要鱼、要钱，遍寻生财之道，唯独没想到向那四平方公里的秦屿要点儿什么。忘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不仅是他们活着的人忘了，祖祖辈辈的越州人都忘了，好像那儿是外国的地方。要不是外国人想到在秦屿上开疯人院，秦屿也许至今荒无人烟。自从秦屿有了疯人院之后，越州人就更不会涉足了，“宁下地狱，不上秦屿”。即使在饿得头昏眼花、人人浮肿的时候，也没想到可以到秦屿上去啃树皮，那一大片原始森林，满可以啃一阵子的。

要不是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要不是程功同志高瞻远瞩指出了秦屿的光辉前景，越州人恐怕再过一个世纪也不会想到在秦屿上发财。而秦屿的开发一旦提到议事日程上，越州人也就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秦屿竟然有那么大的用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秦屿有山又有水，弃置不用，真是傻瓜！秦屿是“东方夏威夷”。秦屿是摇钱树、聚宝盆。秦屿是一座金山。与会的人们仿佛今天早上才突然发现了这块“新大陆”，它将给越州人带来好运，赢得巨大财富，把越州带向二十一世纪，实现“小康”，不，“小康”算什么？说不定越州人靠秦屿可以实现“大康”，超过发达国家！

越州人又这么富于理想。各局的局长心里都装着一本账，都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描绘秦屿的未来蓝图，都想在这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扩展自己的地盘，正应了那句古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而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这就难免争执。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就必须指出对方的错误，沸沸扬扬地提出了几十个方案，各人论证各人的，各显其能，标新立异，唇枪舌剑，纵横捭阖。这个论证会一发而不可收，如果没有人宣布结束，开上十天半个月也不成问题，论证它个把世纪也总是会有话可说。

李言以足够的耐心，微笑着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一概不予评论，真正如他的在开会伊始的许诺：畅所欲言。

陈志恒却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焦急地看了李言一眼，那意思是在提醒他：民主不是没有限度的，该集中的还要集中！

可惜李言无动于衷。

陈志恒只好亲自出马了，朝着乱哄哄的会场敲了敲桌子，说：“同志们的思路，不要太分散嘛！啊，不要太分散！要首先想到全市一盘棋，在市委常委的决定的基础上，展开论证！啊，展开论证……”

幸亏有他及时引导，各路诸侯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渐渐地把分歧意见聚拢了来，一个统一的开发方案趋于成熟。而在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其实就是城建局长在开头讲的那个方案，而城建局长的方案也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根据市委常委会的“决定”搞的。而市委常委会是由程功同志牵头的，开发秦屿的点子也是他首先想出来的。还是程功同志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那么，大家照此办理就是了，论证其实可有可无，无非是论证程功同志的决策正确。这一点想明白之后，论证会也就可以结束了。众望所归，圆圆满满，皆大欢喜。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三十分，论证会刚刚开了一个半小时，就已经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市委的决策是英明的，秦屿的开发势在必行，早开发早收益，越快越好。而开发秦屿的最佳方案，便是建成集商业、旅游、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游乐园，正如陈志恒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说的那样。当然，大家也有所发展、创造，比如：考虑到秦屿的历史沿革，这个游乐园的名字干脆就叫“秦屿极乐园”，名称没有变，内容却彻底更新了，旧瓶装新酒，推陈而出新。这个会开得真是高速度、高效率，原打算开它一天，或者连续开上几天，没想到一个上午就解决了问题。

陈志恒环顾会场，表示满意。见好就收，现在可以作总结性发言了。这个发言长一些也无妨，上午讲不完可以下午再接着讲，把原定的时间占满，不然会显得会议开得太仓促。他习惯性地清清喉咙，正准备作长篇大论，却突然想起，这个总结性发言是不是该礼貌性地让一让李言才好？今天李言好像对他特别礼让，很少说话，而把他陈志恒摆在会议的突出地位。为什么？是李言真正尊重他这位第一副书记呢，还是故作谦虚，有意给他制造出风头的机会，以便观察他“竞选”的积极性？在关键时刻，陈志恒没有让胜利冲昏头脑，而及时地向自己发出了警告：且慢！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占小便宜吃了大亏。赛跑运动员如果抢在发令枪响之前起跑，只能使自己犯规，取消参赛资格，他陈志恒决不干那种蠢事！

话到舌尖又收住了。他作出谦恭的笑容，把脸偏到左边去，看着李言，说：“李言同志，你看大家谈得怎么样？啊，怎么样？”

“嗯？”李言早就等着他这一手，此时却并不回答，而是反问他，“你看怎么样？”

踢皮球。打太极拳。官场上的互相“尊重”和不轻易表态，才是最厉害的，那些哇啦哇啦开口就是一大套的局长们毕竟还没有这般修养。

陈志恒心中立即生出一种预感，虽然仓促之间他还不知道这种预感的具体内涵，但他却已经有了对策。“大家讲得很多啦，”他用这么一句含含糊糊的不带评论性的话一带而过，紧接着说：“现在，请李市长讲一讲！啊，请李市长讲一讲！”

皮球成功地踢了回去，他要让李言先表态，以证实自己的预感。这样既表示了对李言的尊重，又给自己保留了“后发制人”的权利。

会场里又是“噼里啪啦”一阵掌声。人们的心热乎乎的，等待李市长作温度更高的总结性、指导性的讲话。

“好吧，我就讲几句！”李言当仁不让了。他巡视会场，目光和每个人都接触一遍，让每个人都产生这样的感觉：李市长可不是要作那种空洞无物、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他是和你在对话。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大题目：开发秦屿。我在越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可是很惭愧，却只去过秦屿一次，而且是在昨天傍晚才刚刚去的，就是为了开发秦屿这个大题目，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在座的同志们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你们当中的有不少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越州的，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比我熟悉。我讲的，只能是抛砖引玉……”

这种预先设计好的“对话”感，果然一开始就取得了效果，人们交换一下眼色，发出了欣慰的笑声。这表明：李市长的话他们很爱听，句句都听到心里去了，他们明明知道李市长这是在给他们戴高帽，秦屿那个鬼地方，谁去过？李市长亲自去考察过一次，这就不简单了，比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强，那么，李言下面要说的话，他们就一定很有兴趣听，就像听一个从外国回来的人讲海外奇谈似的。

“我要谈谈越州，谈谈秦屿。”李言开宗明义，点出主题。“首先，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越州，为什么叫‘越州’？”

一上来就抛出一个问号。李言停住话头，和善的目光看着每一个人，似乎期望得到那些“老越州”的解答。

人们一愣。你看我，我看你。是啊，越州为什么叫越州？因为自古以来它就叫越州，所以它就叫越州，只能叫越州，不叫越州还能叫什么？“老越州”们在这里过了多少辈子，从来也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由并非越州籍的李言提出来了。当然，如果李言仅仅是个从外地或者外国来的观光客，这么向越州人打听，越州人付之一笑就算了，不必回答。但李言是市长啊，市长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一定是事出有因。

没有人答得上来，只有伸长了脖子等待市长解释。

李言当然早就知道会是这样，所以他不必等人们回答，就又发问：“我想大家都看过越剧演出吧？”

反应是肯定的，大家的表情说明：这还用问吗？

陈志恒为了显示他与李言之间的友好而亲近，笑嘻嘻地插话：“越州人最爱听粤剧嘛，红线女嘛！哈哈，红线女嘛……”

“不，”李言微笑着看了他一眼，却否定了他的自作聪明，“此粤剧非彼越剧，我说的是江浙一带流行的那个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看过的吧？就是那种越剧。”

陈志恒有些尴尬。他在越州也是一个数得着的人物哩，一张口就被李言堵了回去，心里当然不会舒服。今天开会是论证开发秦屿问题，扯什么“越剧”不“粤剧”！

“这两个剧种在今天看来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相信，如果把时间上溯几千年，当时还没有戏曲，但江浙人和越州人的关系比今天要近得多，不然，越州就不会叫‘越州’了，要知道，在古时候，这个‘越’和那个‘粤’本来是通用的！现在的浙江余姚，古称‘越州’，和我们这个越州正好南北相望、血肉相连！”

出乎意料的奇谈怪论！陈志恒闷声不响，与会的其他人也面带困惑。这个北方佬在搞什么名堂嘛，天南海北的事怎么能扯在一起？但是，列席会议的《越州日报》小记者眼中却放出光彩，飞速地用天书一般的符号记录着李市长讲的每一个字。越州电视台胡子拉碴的老记者肩扛着摄像机，发出蚕吃桑叶似的“沙沙”声。会议桌上，会务组准备的录音机默默地工作着，同时，记录员也在那里埋头奋笔疾书，不管领导同志讲的内容是什么，都是要记录在案的，不允许因自己的好恶而任意取舍。

“据越州旧《县志》记载，早在尧舜时代，越州就已经是一个村镇，可谓源远流长了。但我想，即使这个记载是可靠的，那时候也不会叫‘越州’。因为在那个时候，‘越’这个字作为地名、部族名或者国名，都还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对南方人统称为‘蛮’。《礼记》中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一直到今天，北方人的口语中还称南方人为‘南蛮子’，就是这种远古意识的残余……”

陈志恒微微皱了皱眉头，坐在旁边和对面的人们脸上也有些不自然。人，谁不爱自己的乡土，谁没有地域性的自尊心？李市长作为一个北方人，在这里使用“南蛮子”这样侮辱性的称呼，至少是太欠考虑了！

李言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点，或者说他在发言之前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紧接下去就说：“当然，南方人也称北方人为‘北侉子’，我就是‘北侉子’！”

一阵笑音。人们的心理平衡了，一比一，对等，那一点不愉快立即化解了。

“不过我要说明，古代的‘蛮’字只有繁写的上半部，两个绞丝中间加一个李言的‘言’字，并没有下半部的‘虫’字，因而也没有贬义。”他有意把自己的名字也捎带进去，为的是让听的人相信确无贬义，“后来加了‘虫’字，也是因为南蛮把龙、蛇作为图腾崇拜，仍然不含贬义。我们今天不是仍然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吗？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南蛮’这个称号！我在越州生活了二十多年，也可以算半个‘南蛮’了吧……”

他爽快地一笑，大家跟着笑了。李市长很幽默！

“当时，从长江流域到南半个中国，一直到越南北部，都是南蛮的势力范围。到了周朝，虽然中原的势力向南扩展了，但也只是到达长江流域而已，而且这一带的诸侯国如楚、吴、越，也只是在形式上归周天子管辖，实际上还是南蛮自治。请注意，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叫‘越’的国中之国，首都在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越国的始祖姓姒，名无余，据说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庶子，而夏的创始人名叫启，也就是禹的儿子。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所以追根寻源，南蛮和中原人其实有着共同的祖先。虽然大禹几乎可以看做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但传说倒也传得有根有据，会稽就有大禹陵嘛……”

李言娓娓而谈，人们不知不觉地被他带进了不纪年的遥远历史，在缥缈迷濛、云遮雾障、若有若无的历史长河之中，“南蛮子”和“北侉子”之间的界限被消融了。几乎直到这时，人们才不约而同地想到：李市长是历史学家嘛，怪不得讲起这一切那么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好像他曾经到古代游历过一遭似的。而他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古老的往事时，面前竟然连一张纸片也没有，“稿子”完全装在肚子里！

“我们现在已经说到了越国。到了春秋末期，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公元前四百九十四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国。但越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卧薪尝胆，任用范蠡、文种，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在公元前四百七十三年攻灭吴国。并进而向北扩展势力，在徐州大会诸侯，成为霸主。当时越国的疆域包括现在的江苏北部运河以东地区和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北部，盛极一时。越国的振兴，使属于南蛮的越族人威望大增，就是在那个时期，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到了战国时期，越国的国力渐弱。越王勾践死后百余年，大约在公元前三百零六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把曾经称雄大江南北的越国消灭了，越人四散奔逃，其中大量逃到南方，翻越五岭，和当地的蛮越人会合。战国以来的史籍，开始统称这些越族人为‘百越’，也写作‘百粤’，‘越’和‘粤’那时候就相通了。为什么称为‘百越’？因为越族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部族，下面还有无数的支裔。从‘越’国南来的越人和原来在南方的越人也不断发生争斗，互相侵吞，部族也就越并越少，后来留下了几个较大的支族：东越、闽越、南越、西越、骆越。从我们越州的地理位置来看，显然属于当时的‘南越’。应该说，这就是‘越州’这个名称的由来。”

“古代百越人的生活习俗，在今天已经大部分不复存在了。据古籍记载，百越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断发文身’。古代中原人是蓄长发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而越族人生活在江湖海滨，经常要下水捕鱼，留着很长的头发当然有所不便，所以越人‘断发’，这在中原人看来是很奇异的。‘文身’就是在身上刻画花纹。据《淮南子》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象龙子，故不见加害’。越族人整天下水，怕水里的龙伤害他们，所以在身上刻画了鳞片之类的图案，表示自己是龙的子孙，龙就不会伤害他们了。这是越人对龙的崇拜的最好的证明。过去在越州就有青龙庙，里面供奉的是蛇神，塑像很是威风，冠冕垂旒，南面而王，称为‘游天大帝’。庙里面供养着活蛇，盘屈在神龛里，或者倒悬在房梁上，全身青翠可爱，不伤人，也不可怕。这些蛇，就是越人崇拜的‘龙’。因为龙是神话中虚构的动物，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人们就用蛇来代替龙，实际上‘龙’的形象也是以蛇为基础创造出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不是仍然把十二属相当中的蛇称为‘小龙’吗……”

人们听得入了神，这些人都是开会“专业户”，平时忙于文山会海，头昏脑涨，今天难得听李市长“讲古”，也是一种休闲。而更难得的是，李市长本身是个“北侉子”，却对“南蛮子”的历史这么清楚，好像那陈年古代的事他都亲眼见过一样。唉，人家毕竟是专家、学者，调査研究的深入细致到了这种程度，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陈志恒则越听越糊涂。他实在不明白李言讲这些远古的故事干什么，难道仅仅是卖弄自己的学问吗？不，李言并不是那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他的学问，平常也是深藏不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程功和陈志恒在经历“文革”的七斗八斗之后复出，他李言也适逢此时大露锋芒，凭的是什么？不就是那几篇恰恰与“拨乱反正”精神相吻合的论文吗？程功同志对他青睐有加，除了那份公开的批示之外，还曾经私下向陈志恒交底：“李言是个人才。越州有这样的人才，不用，就太可惜了！对于知识分子，使用比改造更重要。把他们改造成工人、农民，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缺劳动力，缺的是知识、智慧，缺的是知识分子，要把他们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要舍得高官厚禄，那样，他们就会士为知己者死！”程功同志的策略，当然不会明确说给李言听，但李言也不是傻子，他还能看不出来吗？自从当上副书记和副市长之后，他就在充分运用自己的“武器”——学问来制造成就，博取程功同志的更大信任，也在全市造成了巨大影响。程功同志给了他一架“天梯”，他就紧紧地抓住，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去，他的野心很大哩！那么，他今天在这里纵论越州史，又有什么新的企图呢？陈志恒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侧耳细听。

“越国被楚国消灭以后，成为楚国的一部分。这时候，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秦国日益强大，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原来由楚国强占的越国土地也就归人了秦的版图。当然，这只是指以会稽为中心的越地，而不包括五岭以南的‘南蛮’地区。”

“秦始皇这个人，对于疆域和权力的欲望是永不满足的。统一六国之后，又北击匈奴、南攻百越。而南攻百越的时间比北击匈奴还要早些，几乎在统一中原地带之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南方丰富的物产如犀角、象牙、翡翠、珍珠吸引着这位‘千古一帝’，派遣尉官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向南进发，一路由现在的江西省向东，攻取东越和闽越；另外派两路分头进攻南越：一路从现在的南昌经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一路由现在的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人广西境：一路由萌渚岭进入现在的贺县，一路经越城岭进入现在的桂林。两千多年过去了，当年威武雄壮的秦军早已化为尘土，但我们从地下遗迹兵马俑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种千军万马的气势。但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有一个很大的失误：他忘记了自己麾下的那些北方汉子是在黄土高原上长大的，很难习惯南方的水土，在茂盛的丛林和纵横的河渠地带举步维艰。正如后来曹操的北方士兵在赤壁被周瑜的水军打得大败那样。因而，南下的秦军除了东路比较顺利，很快平定了东越和闽越之外，其余几路都在中途受阻，迟迟不能前进。史载：‘三年不解甲弛弩，无以转饷。’”

“为了解决运送军粮的困难，秦始皇派史禄凿通水道，以利运输。这就是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著名运河‘灵渠’的由来。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这项巨大的工程完成了，浩浩荡荡的楼船沿运河而下，源源不断地把军需给养送往前线。但是，这只是对‘天时’和‘地利’的补充，而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一点：人和。越族人民勇敢善战，富于反抗精神。我们今天看待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除了揭露其残酷性的一面，同时还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但当时的越族人是把他看作‘侵略者’的，进行了拼死的抵抗。而对披坚执锐的秦军，他们并不正面冲突，而是避其所短，扬其所长，携家带口逃入原始森林，宁可与鸟兽相处，也不作俘虏，给秦军一个‘空城计’。秦军人地生疏，到哪里去找他们？只好留守空地，矿日持久，一无所获，人困马乏，粮草消耗殆尽。就在这时候，越族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夜袭秦军，把他们杀得大败，鲜血染红了丛林，数十万骠悍的秦军成了刀下之鬼，连秦始皇钦命的屠睢也被杀了。看来，古老的越族人对孙子兵法学习得不错，在两千年前打了一场很漂亮的‘游击战’……”

会场上发出了会意的笑声，人们几乎忘记了这是在开会，而像是在剧场听一场有声有色的“评书”，两千年前越人报复秦军的那场酣畅淋漓的厮杀使他们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快意，也许在他们的体内仍然涌动着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血液。

陈志恒不能不佩服李言的演讲，但他没有笑，也没有流露出赞许或是猜疑，而只是静静地听下去。他在观察、等待，看李言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大概是会场上唯一与这场“表演”保持着“间离”的听者。

“屠睢被杀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二百一十四年，秦始皇又派尉官赵佗南攻百越，同时把逃亡后又捕获的犯人以及赘婿、贾人充军流放到越地。‘赘婿’就是男到女家的‘上门女婿’，为秦法所不容；‘贾人’就是商人，秦时重农抑商，商人地位极其低贱。对这些人，统统发配到偏僻落后的越地来，是一种强迫性的惩罚手段。就在那一年，秦始皇在新占领地区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我们越州这块地方，当时应该是属于南海郡管辖的。过了一年，又把五十万罪犯派遣到越地，其中包括执法犯法的官吏，看来秦始皇对下属还是要求‘廉政’的。越族人虽然勇敢善战，但终究敌不过装备先进的秦军以‘人海战术’发起的凌厉攻势，再加上赵佗的‘分化瓦解’政策，渐渐被安抚下来。赵佗让他的军队‘与越人杂处’，向越人传播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尊重越人的风俗，民族对立情绪逐渐减弱，越人逐渐汉化。赵佗在南下时还很有心计地请求秦始皇准许他带领五万名单身妇女为战士们缝补衣裳，皇帝批准了五千人。这些妇女后来的结局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想象，她们无非是嫁给了屯垦的士兵，在当地留下来了。监造灵渠的有功之臣史禄后来也没有回内地，在当地安家落户了。这些人，便成为越地最早的一批内地移民。”

“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刘邦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咸阳，短暂的秦王朝宣告结束。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褒贬最烈的一位帝王，他的大功大过都留待后人评说；秦朝像一颗灿烂的彗星，它放射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之后，就从此消失了！”

“刘邦称帝创立汉朝以后，秦朝的遗臣赵佗在刘邦鞭长莫及的越地自立为王。这当然是刘邦所不能容忍的。刘邦虽然文不如张良，武不如韩信，但他长于谋略，善于用人。对于在赵佗控制下的越地这一不安定因素，他并没有采取武力解决，而施以怀柔政策，派陆贾去招抚赵佗，因势利导，封赵佗为‘南越王’，把王印都刻好带来了。”

“陆贾这个人，是当时有名的辩士，长于辞令，经常为刘邦做‘外交工作’。刘邦派他去，显然也认为越地这块骨头不大好啃，如果赵佗不予合作，势必在南方对汉朝造成威胁。陆贾到了越地，果然赵佗对他很傲慢，坐在那里，连起身让座的礼节都没有。他虽没有‘断发’，但已不同于中原的装束，把头发向上梳起来，绾成一个简单的‘椎髻’，有些像越人的样子，***不类。陆贾不慌不忙地对赵佗说：你本来是中原人，那里的土地上埋着祖先的遗骨。现在你违反天性，抛弃传统冠带，打算以小小的越地与天子抗衡，那么，眼看大祸就要临头了。秦朝由于不施仁政，天下豪杰都起来反抗，汉王首先人关，占据了咸阳。而项羽违背了当初商定的‘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协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归顺了他，可谓强大无比了吧？然而汉王从巴蜀卷土重来，收复天下，扫平诸侯，消灭了项羽，五年之间，便平定海内，即天子之位，这不是人力可为的，是上天的安排啊！天子听说，你在南越称王，不但不协助天子平定暴逆，反而还想派兵去攻打汉朝！天子本来是要对你制裁的，但怜惜百姓经过多年战乱，劳苦之极，应该休养生息，所以才没有派兵来，而以博大的胸怀，封你为南越王，我就是来完成这项使命的。你应该到郊外迎接天子的使臣，接受王印，对天子俯首称臣，而不应该以南越的乌合之众作为资本，拥兵自重。如果天子听说你这么顽固不化，那么，在内地掘你的祖坟，灭你的宗族，然后只需要派遣一位偏将，率领十万大军来讨伐叛逆，就可以杀了你，收复越地，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这一番话，果然把赵佗镇住了，赶快起身向陆贾请罪：我在蛮夷当中待得久了，没有礼貌，请多多原谅！话虽然这么说，但他那种地头蛇的狂妄自大还在作怪，问陆贾：你看，我和汉天子手下的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强？陆贾说：好像你比他们都强一些，你以‘王’自居嘛，而他们都对天子俯首称臣。赵佗于是自我膨胀，进一步问：我和皇帝相比呢，谁强？陆贾答道：皇帝起兵于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原。中原的人口数以亿计，地方有万里之广，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兵强马壮，政权归一，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而你属下的人口不过数十万，而且都是未经教化的蛮夷，居住在山海之间崎岖不平的地区，充其量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怎么能同皇帝相比！赵佗听了大笑，说：我不是没有在中原发达吗？所以才在这么个地方称王。如果让我在中原施展本领，也未必比不上他！赵佗这些话只不过当笑话说说，聊以自慰，其实是自嘲，他心里很清楚，到了这个地步，他除了接受刘邦的招抚，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于是盛情招待陆贾，挽留他住了好几个月，十分感慨地说：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推心置腹地交谈，先生的到来，使我天天听到闻所未闻的事！并且赠送给陆贾价值千金的珠宝和其他物品。这样，陆贾就代表皇帝宣读诏书，赐予王印，封赵佗为南越王，向汉朝称臣。陆贾胜利归来，向刘邦报告，刘邦不费一兵一卒就解决了南越的问题，当然很满意，为此封陆贾为太中大夫。时在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

“刘邦在封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书中称赞他在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南迁的中原人没有减耗，当地越人好相攻击的习气也改掉了，都是赵佗的功劳。虽然其中有好言抚慰的成分，但也不会全是吹捧，看来赵佗治理南越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但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靠赵佗一人之力恐怕也不能彻底改造越人，对中央的反抗还是存在的。公元前一百一十六年，西汉武帝刘彻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大军再度征讨南越，说明民族矛盾仍然时伏时起。东汉初年，交趾太守苏充统治越地，对越族人残暴不仁，又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公元十三年，越人征侧、征贰兄妹发动起义，攻占了六十多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其声势之大，令地方官闻风丧胆，束手无策。东汉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与扶乐侯刘隆、楼船将军段志一起兴兵伐越。公元四十二年，马援打败了征侧、征贰兄妹领导的起义军，因而受到皇帝的奖赏，封为食邑三千户的新息侯。马援残酷地镇压了越人起义之后，吸收赵佗的经验和苏充的教训，恩威并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残酷的‘越律’，为各郡县修筑城郭，大兴水利，开辟稻田，发展生产，得到了越人的拥护，民族矛盾再次缓解，越人不断汉化，不同的部族逐渐融合为一。从此以后，除了少数史籍偶尔提到越族，如三国时的‘山越’是指那些逃到深山老林中不肯汉化的越人，隋朝也曾出现过‘巡抚岭南，百越皆伏’字样之外，‘越’字就基本上消失了，以我们越州为例，现在除了‘越州’这个名称，还有谁承认自己是‘越族’呢？汉族和越族，本来就是同一祖先的后裔，由于不断繁衍、分化而成为不同的部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又重新融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的历史……”

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于李言简练而又生动的叙述中，使听者面面相觑，仿佛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互相辨认：我们民族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我要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越州又有一个秦屿？秦屿为什么叫‘秦屿’？”

李言的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突然出现了一个休止符。像一泻千里的江河突然断流，他不慌不忙地端起茶杯，润润喉咙，饶有兴致地看着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号。

与会者们有些惊愕地回视着他的眼睛。故事正听到兴头上，李市长又要“且听下回分解”了，这令人们很不满足，于是激起更强烈的欲望，“欲知后事如何”。

陈志恒听到这里，而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门道，他知道李言下一步要把话题引向秦屿了，这才是李言的真正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陈志恒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倒也不是不学无术之辈。解放初期，他仅仅念完高小就回乡务农，那个时代，在穷乡僻壤的越州县，他已算“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从生产队的会计一路爬上来，到了今天的位置，除了长于他人的悟性和心计，他还得力于读书，政治、经济、哲学，什么都读，从中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以他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啃这些书实属不易，有一个时期，据说他因为读书而得了精神病，整天书不离手，茶饭无心，夜不能寐，念念有词，险些被家人送往秦屿疯人院。也正在那时，他有幸碰到了下乡视察工作的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程功同志。程功认为，“书呆子”的精神病不是真病，而是功名之心过重所致。如果满足了他的这种欲望，“病”就释放了，缓解了，他的长处也就可以发挥、利用。由于程功同志的赏识，陈志恒便被破格提拔为公社文书，后来又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一直到了县里，现在成了市委副书记。陈志恒的“病”没有再犯，但功名之心却未必就满足了，程功同志不知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反正他没有明说过，对陈志恒一直都是很倚重的。程功同志一向重视知识分子。但到了八十、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在变，和李言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比起来，陈志恒就相形见绌了。他不仅缺少一张文凭，仪表和口才也不如李言，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仪表和口才是很重要的。但是，陈志恒的这些弱项，他自己是意识不到的，无论在家里，在机关；在他“视察”所到之处，自然都没有人敢于当面评论他的相貌欠佳和口齿不清。现在，李言恰恰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当着“老越州”大讲越州史，简直是在作“竞选演说”！这使陈志恒很难服气！他陈志恒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越州人，本应该比李言更了解越州嘛！越州的历史是越州人写出来的，又不是李言的私产，陈志恒为什么早没想到啃一啃那些史书，而让李言出这个风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李言在这里大费唇舌，也有些过头。讲越州史不是不可以，但点到为止也就行了，不必讲得这么细，李言难道不觉得有些“对牛弹琴”吗？在座的除了他陈志恒，还有谁真正听得明白？

李言的一个小小的“休止符”，使陈志恒活跃的思绪纵逸出十万八千里，想得很远很远。

他当然不会真正地了解李言。正是因为“对牛弹琴”，李言才非弹不可，而且弹得十分起劲。要讲历史，李言是行家，信手拈来，唬这些“土老冒”就富富有余。他并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听懂他所讲的一切，而只需要让他们明确地意识到：在越州的干部中，只有他李言最熟悉越州，也就最有资格在将来执掌越州。讲历史的目的恰恰是要重写越州的历史。这一层意思，大概已被听得人神的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吧？

喝了几口水，李言重新开讲。他要回答那个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了：秦屿为什么叫“秦屿”？

陈志恒不耐烦地看了看表，心想：这一来，不知道又要扯到什么时候？但是，周围的人们现在却津津有味地等着“且听下回分解”，毫无懈怠之意，谁也没有嫌长！

“秦屿的‘秦’字，”李言按照他的习惯又开始咬文嚼字。“就是秦朝的‘秦’字，秦始皇的‘秦’字。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而又非常短暂的朝代，从秦始皇统一中原到刘邦亡秦，不过十五年。秦亡以后，开始了长达四百多年的两汉时代。汉族的‘汉’字，当然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有意思的是，汉朝的人当时并不被称为‘汉人’，而是被称为‘秦人’，以那个已被灭亡了的朝代命名，怪不怪？说怪也不怪，因为毕竟是秦始皇而不是汉高祖第一个统一了中原，这个第一是争不得的。秦始皇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他做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筑万里长城，声威远扬，名垂千古。直至今天，长城和兵马俑仍被全世界看作叹为观止的奇迹。‘汉承秦制’，刘邦既是秦的掘墓人，也是秦的继承人，汉的许多东西是秦的延续，刘邦是秦始皇很出色的学生。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汉基本上继承下来，只是在新开辟的地区另外增添了建制。秦亡而秦制未亡，秦的精神未亡，秦的黔首也就是百姓未亡，所以在汉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四夷’仍然称中原人为‘秦人’。直到现在，国际上还是称中国为‘china’，有人解释为‘瓷器’，这是错误的！其实，‘china’正是‘秦’字的译音！”

啊？！李市长标新立异的论断使与会者又吃了一惊！“china”原来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更使得越州人因为自己身边有个“秦”屿而自豪了。

“可以肯定，我们的秦屿正是秦代的产物，”李言继续说，“‘往事越千年’，至今名称未改。明白了上面所说的道理，这似乎也就不奇怪了。但我仍然觉得奇怪：为什么越州不叫‘秦州’，秦屿也不叫‘越屿’，而在同一个地区有两个名称并存呢？”

问号抛向听众。是啊，人们想，为什么呢？不问不知道，一问仍然不知道，这个世界实在是真奇妙！

“下面，我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李言终于“书归正传”了。

陈志恒收住纵逸的思绪，全神贯注地听他揭出谜底——不仅是李言故意设置的问题的谜底，也是他全部行动的谜底，李言本身就是一个谜。

“昨天，我到秦屿走了一趟，”李言说，把他的话题从遥远的年代一下子拉到了极其切近的现实，他考察秦屿是昨天傍晚的事，“在岛上，我看了周围的环境，也看了那所‘极乐园’精神病院。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极乐园’里的职工，除了行政领导和医生之外，护士和勤杂人员一律都是从岛上居民中招收的，没有一个外来户，甚至没有一个越州人，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我们知道，现在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是一大难题，我们越州每年有将近一万名初、高中毕业生，而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其余的一大半，就业问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压力。而为什么在秦屿却这么宽松呢？岛上的孩子，几乎每个人从出生便有了一个保证，将来进‘极乐园’，这是他们世袭的权利，根本不用担心别人抢他们的铁饭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次，李言的发问不再令会场沉寂，人们也不再惊愕。说起身边的事，在座的人们是胸有成竹。

首先是卫生局长微笑应答：“这是一个老问题啦！精神病院的夏院长找过我许多次，他说岛上的学校都是他们自己办的，师资和学生素质都不高，向我要人，我也是没办法啦……”

话还没有说完，早有劳动局长抢着说：“我们不是没人，也不是不给他们招工指标，市里的青年不愿意上岛嘛！”

城建局长紧跟着插话：“李市长，我看，这个问题不大啦！秦屿开发工程上马之后，岛上的情况就不同啦，我们要办那么多现代化的‘三资企业’，市里的年轻人会抢着去的啦！”

言之有理。李言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些能人手里似乎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

“关于秦屿的中、小学问题，”此时，教育局长把人们发言中夹带的一个细节提出来，加以说明，因为这涉及他的管辖范围，如果沉默，就等于承认他的失职，“我们早就要整顿岛上的学校，结束那种长期民办学校的历史，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岛上的居民并不赞成嘛！他们似乎还很留恋‘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

教育局长是个文化人，说起话来就有些与众不同，他自己还有几分得意，觉得这才和李市长那种说文谈史的风格相协调。但不幸的是，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听他的自我表白、自我解脱以及自我卖弄，不等他说完，旅游局长便拦腰打断，说：“无所谓，无所谓啦！秦屿开发起来，整个岛子是一个旅游城市，学校就不要办了，封闭状态非打破不可啦！”

“是嘛！”老半天不说话的人大主任此时也开口说，“我们考虑一切问题，都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闭关自守的小农意识，嗯？”

行将离任的老同志，轻易不肯多说，要说，也是拣有利于改革的话说，免得留下一个话柄，让人们误认为他的“下台”是因为反对改革。这个考虑还是很周到的。

“但是这种‘闭关自守的小农意识’，却很值得研究！”李言转过脸，看看人大主任，为表示尊重，没有直接反对他主张的观点，而是慎重地选择了“值得研究”这个模糊字眼儿。

“那当然，当然！”人大主任忙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嘛！”

可惜，这并不是李言的本意。

“闭关自守，是中国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就的，也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特点，不仅越州的农民，全中国的农民都带有这种意识。也不仅是农民，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因为说到底，大家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神农氏的后代嘛！而现在我要说的是，秦屿的农民和他们的后代，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他们的封闭，不仅是对外国，也不仅是对外地，甚至对近在咫尺的越州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他们不愿意离岛进城，宁愿孤立于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是为什么？”

“农民嘛，就是这样啦！”人大主任并没有意识到李言在和他抬杠，或是借题发挥，笑了笑说，“许多农民，都是从生到死没有离开过村子一步。我小时候，第一次到县城，觉得好新鲜，哗，这个‘村子’好大噢！”

笑声，一片笑声。人们不是嘲弄这位老同志，而是欣赏他的坦诚，不忘本，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个农民的儿子。越州本来就是个县城，在座的市、局领导们有许多人，若追根寻源，祖上都是乡下人，即使祖居城镇的人，做了多年基层干部，至少也都是熟悉农民的，人大主任的大实话是他们最能理解的农民式的幽默。

但是，李言仍然紧紧抓住他自己规定的话题不放，不因他们的打岔而蔓生枝节。

“秦屿的农民并不是这样。”他说，“他们对城市连这一点‘新鲜’感都没有，而是抵制城市、厌恶城市……”

“就是这样啦！”人大主任宽容地看看这位知识分子气很浓的李市长，“农民就是这样，我的老岳母就是不愿进城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的市委大院还不如她的乡下草屋舒服嘛！哈哈，有什么办法？”“嗯！”李言似乎认可了他说的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农民特点，但接着说，“秦屿人在这一点上更加强烈。他们不仅‘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好像还在有意识地守卫着这种方式，生怕越州人影响了他们，同化了他们。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比如，喜欢黑色。秦屿精神病院没有统一的工作服，但实际上又是统一的，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穿黑色衣服。越州人以大米作为主食，而秦屿人却喜欢吃面食。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语言……”

人大主任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心想这个书呆子实在太不了解农民，也太钻牛角尖了，这么个小问题竟然抓住不放，不值得嘛！但他也不便于太放肆地嘲笑李言。因为：人大虽然号称最高权力机构，而他本人却连市委常委都已经不是了，这个人大主任之职，实际地位远远不如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这在越州已是尽人皆知，何况他连这点象征性的地位也保持不了太久了，对李言不能不让三分。好在他们所争论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小事儿：关于农民的生活方式，说得对不对都无所谓。在人们的习惯中，“孤陋寡闻”往往单指对天下大事和“洋”事物的无知，而“五谷不分”之类的微疵虽然也被用来讥笑知识分子，但几乎又是“大智若愚”的同义语，并不丢脸，尤其在“文革”过去之后，插队的学生回城了，知识分子又吃香了，就更是如此。孔夫子曾说他自己种菜“不如老圃”，我们的干部下乡不也是经常向老农请教吗？那只能表现他们的“不耻下问”，也没有增添老农的什么光彩。现在，即将失势的人大主任实际上已经在李言面前充当“老农”的角色了。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嘛！”老农出身的人大主任心想不说了，嘴里却还在唠叨，“在我们越州，可以说每个乡，每个村，语言都不相同。外地人听起来都差不多，可是当地人就不同了，一张口，就知道你是哪个村子里的人。这并不奇怪啊，李市长！”

“这我知道，”李言说，“中国这么大，语言也很复杂，东西南北差别很大。但是，相对来说，同一地区的语言还是大同小异。比如江浙一带基本上属于吴语系，但杭州和苏州就不同，苏州和上海也不同。尽管怎么不同，大体还是一个体系。我们越州属于粤语系，越州人到了广州或者深圳、珠海，人家一听你就不是当地口音，但彼此交谈绝没有问题，也不会认为你是北方人。越州当地也是这样，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的语言也不尽相同，但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粤语，或者称为‘越语’，因为这两个字是相通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可是秦屿就不同了。我和秦屿人讲话，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口音怎么和越州人不像是一个体系？基本上是普通话，但又带有音调和某些用字的区别。比如，我向一个小姑娘问路，她告诉我：‘端走！’我琢磨了很久，才弄明白，‘端’就是‘正’和‘直’的意思，‘端走’就是‘一直走’。这种话，你们听到过吗？越州方言里有吗？”

“呃……”人大主任想说点儿什么，却很抱歉，没有想出词儿来。

其他的人也莫名其妙。显然，他们都没有去过秦屿，更没有听到过这种需要翻译的语言。

倒是教育局长没有沉默，想了想说：“这种遣词用字，颇有些古风嘛！”

“说得对！”李言马上肯定了他的见解，“秦屿人用的是古汉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比如，他们把吃饭叫做‘喋’；把搬迁叫做‘徙’；把喝酒叫做‘行觞’……这都是很标准的古汉语，在现实生活中早就没有人使用了，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秦屿却仍然普遍使用？要知道，他们是长期与外界隔绝的，而且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是谁教给他们这样讲话呢？人人都像老夫子，说起话来古里古气！”

说到这里，李言又停住了，会场上彻底静场。天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在这里研究起语言学了，在座的有谁算得上专家，配和他讨论？教育局长本来极想显示一下与众不同、才高一筹，此时也哑了。他也是越州人，在越州除了读古书遇到过这些字眼儿之外，从来也没有听到一个活人用过这种语言！看起来，他这个教育局长深入基层还是不够，怎么就没有到秦屿上去听听那里的语文老师是怎么上课呢？在越州，推广普通话是一大难题，老师讲古汉语也是一道难关，因为越州的学生习惯于用越州方言思维，让他们理解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又是在口语中消失了的文言，简直太难了。为什么在秦屿却和越州相反？他当然无法解答。

能够解答的当然只有李言自己，他提出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想到能有人替他解答！

“对这个问题，我也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有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也正是这个念头，为我提供了一条解开谜团的思路。”

“秦屿‘极乐园’的院址不是外国人开辟精神病院的时候建的，一望而知，它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城堡。在它的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我们每天看到的浩浩荡荡的鸟群，就栖息在那片原始森林里，越州的老年人从记事起就是这样，据说他们小时候听老人说，越州人祖祖辈辈都在每天的早晨和黄昏看到这庞大的鸟群从秦屿飞出来，又回到秦屿去，可以想象这片森林的古老。站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我想到了越州的过去。想到越王勾践的后代从会稽逃亡出来，想到屠睢率领的秦军和越人之间血肉横飞的激战。我想，当时的越州和越州周围的大片地区，恐怕都是这种原始森林。不然，越人无法藏匿，也难以开展对秦军的‘游击战争’。经过无数次的征讨，无数次的招抚，越人消失了：一些死了，更多的被同化了。今天的‘越人’，除了方言和某些生活习惯以外，和内地人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家都是‘汉族’了。唯一留下来的痕迹，是‘越州’这个名称，隐约透露出越人的后裔对这块曾经洒下祖先血汗的栖息地的依恋之情。那么，当初跟随屠睢、赵佗、马援等人南下的汉人呢？他们到哪里去了？最容易说得通的解释是：他们同化了越人，自己也被越人同化了，形成了统一的民族。但对这个解释，我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事情都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不可能整齐划一。要知道，民族之间这种融合从来都不是两厢情愿的，他们经过了互相撞击、互相残杀，最终却互相融合。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融合只能是大体融合，而不可能是全部。在中国历史上，本来有众多的民族，或者称之为部族，几千年来不断融合，至今还存在五十六个各具特点的民族，谁也不能代替谁，只能统称中华民族。而且我们还应该承认，融合也不是单一的趋势，融合的同时还有分化。有的少数民族，一个民族还分成不同的支系，有不同的名称，有的民族甚至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定名。历史就是如此，我们要正视它。越族人当中不是有逃进深山老林中的‘山越’吗？现在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就有可能是当初‘山越’的后裔。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提问：原来南下的秦军、汉军，还有那些为战士洗衣做饭的妇女，修建灵渠的民夫，难道就都同化在越人之中了吗？那样残酷的厮杀争斗，有没有人像‘山越’那样逃避于一隅、自成一‘族’呢？”

“由此，我想到了东晋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桃花源’里的人，其实都是秦朝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而躲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我还想到了朝鲜。在秦代，朝鲜和南越一样，都是秦的属地。当时的朝鲜称为‘韩’，韩国又分为马韩、辰韩和弁韩三个部族。其中的辰韩，本不是当地人，而是为了‘避苦役’从秦逃亡出去的，这和‘桃花源’中人的情形很相似。这些人到了韩国，马韩分给了他们东边的一部分土地，便成了‘辰韩’，又称为‘秦韩’，‘辰’和‘秦’读音很接近，显然‘辰’是‘秦’的转音。这一部分朝鲜人虽然和我们距离很远，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据汉代和三国时代的史籍记载，他们的语言‘有似秦语’，比如称国家或地区为‘郡’，称马为‘弧’，称分离为‘徙’，称饮酒为‘行觞’。也就是说，这些词汇原是秦国本土的语言，他们从秦移民到韩，把自己的语言带出来了，并且由子子孙孙保留下来。时至今日，那一部分从秦移居朝鲜的人早已使用通用的朝鲜语，那些‘秦语’早就死亡废弃了，只留在年代久远的史籍之中。但是，它却为我在秦屿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提供了蛛丝马迹。秦屿人在说到本地、外地时，恰恰也是用‘本郡’、‘外郡’，而不称现在通用的‘省’、‘市’，这是为什么？他们也用‘徙’、‘行觞’这种在我们听来很古奥的词汇，而又和古时候朝鲜人的‘秦语’相吻合。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从黄海之滨的朝鲜半岛到南海之中小小的秦屿，这种远距离的‘巧合’说明了什么？！”

李言被自己的演讲深深地激动了，炯炯的目光巡视着会场，等待掌声掀起一阵暴风骤雨。

如果他今天作报告的地方是某一所大学的历史系，或者某一家历史研究所，所得到的反应恐怕还不只是掌声，他的同行们会把他抬起来抛向半空！

但是现在没有。越州市委大楼的一号会议室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场所，人们恭而敬之地听他的长篇演讲，首先出于对他的尊重或曰敬畏；其次是因为他的演讲也有相当的趣味性，既然听谁讲话都是听，与其听那些枯燥冗长的报告，还不如听他讲故事；再其次，当然也是因为他讲的和今天的议题——开发秦屿有关。听到这里，李言的“谜底”只剩下了一层窗户纸，人们倒愣住了！什么意思？李市长从越州扯到了朝鲜，又从朝鲜扯到秦屿，到底要说明什么？

还是那位教育局长领悟得最快，愕然说：“莫非……秦屿人也是秦的移民？”

“说得对！”李言兴奋地一拍桌子，“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同于朝鲜半岛上为避秦而逃亡的移民，而是已经南下越地的移民，为了逃避越人的残杀，从越州逃到了秦屿！”

此言既出，谜底揭破，人们大吃一惊，只觉得脊背发凉，汗毛倒竖。仿佛当年那场血淋淋的厮杀就发生在昨天，在距离他们只有两公里的小岛上，藏匿着与越人不共戴天、随时伺机报仇雪恨的仇敌！

而李言则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

“当时的秦屿，比现在还要荒凉，整个小岛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成为这些秦人的天然掩避所；一道两公里宽的海峡，由于水深浪急，在当时成了不可逾越的天堑，这就断绝了越人追杀的后路。这些秦人扮演了和‘山越’相似的角色，在与世隔绝的秦屿留下来了。可以想象，在那么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活下来，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岁月！恐怕是要重新过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人生活，垦殖这块属于他们的土地，繁衍自己的子孙。为了表示与越人势不两立，他们把这个小岛命名为‘秦屿’，以纪念自己的祖籍。何况他们是来自天子脚下的子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当仁不让。但是，他们毕竟是处在‘百越’、‘蛮夷’的包围之中，时时提防着被侵犯、被消灭、被同化。由于这样一种防范心理，也由于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他们固守着自己的传统，保持着从祖居地带来的生活习惯，并且传之久远。秦始皇时代，‘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认为黑色最高贵，秦屿人直到现在仍然是这种审美观点。他们使用的语言不是‘越语’，而是‘秦语’。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与朝鲜‘秦韩’人相印证的词汇，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比如小姑娘对我说的‘端走’，吃饭的‘喋’，还有他们把喜欢吃的那种大饼很形象地叫做‘盔’，都可以从今天陕西方言中找到，而陕西一带正是当年秦朝的‘根据地’！秦地的秦语虽然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变迁，仍然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古风，为我们提供了验证的标尺。秦屿上的那座古朴的城堡，也正是秦汉风格。我甚至在‘极乐园’看到了一把在岛上出土的青铜古剑，上面刻着一个清晰的‘秦’字，典型的李斯小篆。这就把我所有的推测都证实了！一通百通，隐藏在秦屿两千多年的历史秘密，终于揭开了！”

不管在座的人们对史学有无兴趣，有多大兴趣，仅凭李言那激动的言辞，飞扬的神采，就足以把他们强烈地感染！《越州日报》小记者听得傻了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李言，手里还在飞快地默写着速记符号；电视台胡子拉碴的老记者汗流浃背，从镜头里捕捉历史学家宣布重大发现的历史性瞬间，摄像机里的磁带缓缓地转动……

“同志们！我们应当感谢秦屿，两千多年来，它与世隔绝，默默无闻，为我们保留了一块未曾破坏或者说较少破坏的‘秦土’，一群未曾异化或者说较少异化的‘秦人’，这是现存于世界上唯一的、活着的秦代的‘标本’、‘化石’，对于研究秦汉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迄今为止，我们对秦汉的研究只能依赖于残缺不全的史籍和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有限的文物。由于条件所限，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想当然的，许多人不断地苦思冥想，不断地辛勤发掘，不断地争论，不断地有所发现，不断地修正过去的见解；而现在，我们有了秦屿，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秦屿，它的发现，将使越州的历史，整个‘百越’地区的历史和中国秦汉的历史重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世界历史也将重写，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中国的重大发现必将牵动全世界！我们应该为秦屿的亮相而热烈欢呼！”

暴风雨般的掌声终于响了起来，一号会议室里震耳欲聋。李言的长篇报告没有徒劳，人们给予了他所需要的热烈反应。在座的市一级领导和各局局长，大都是越州人，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谁不希望它“牵动全世界”？尽管李言所说的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没有给秦屿的开发增添一分钱的投资，也没有提到任何看得见的好处，但他们也听得出来，李市长的重大发现将大大提高秦屿和越州的知名度，说不定马上就会轰动全省、全国、全世界！哦，那是一种多么诱人的前景！

在如雷的掌声中，陈志恒的心越发不安。显然，李言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气力卖弄口才，其目的决不只是出于对历史的偏爱，也决不只是为越州争来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水涨船高，秦屿出了名，发现秦屿的历史的人不也就随之成名了吗？尤其是李言选择在“换届”之前来作这番博取人心的“竞选演说”，作“民意测验”，热烈的掌声就是“一致拥护”，如果《越州日报》和电视台再大造舆论，还不在全市引起“李言热”？还不在全省、全国引起连锁反应？李言成了“省宝”甚至“国宝”，稳坐越州的第一把交椅就是必定无疑的了。厉害啊，“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打败他陈志恒，人家不费一兵一卒，只需要一番宏论！而给他出了这道题目的竟然是程功同志，让他大作文章、大出风头！唉，机遇啊，程书记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帮了李言的大忙，让他在开发秦屿这次大战役尚未打响之前就抢了头功！

李言就坐在陈志恒的身边，却像完全没有看见他一样，对他的这种打翻了五味瓶的情绪变化置之不理，也不给他更多的时间去琢磨、回味，而只管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报告画上一个句号。而这个句号对于陈志恒来说，则是一个特大的感叹号！

“同志们，以上是我对秦屿进行初步考察之后，向大家所作的一个汇报。市委常委决定对秦屿进行大规模的、根本性的开发，我完全拥护。但怎样开发，往哪个方向开发，却又是值得研究的。如果秦屿仅仅是我们原来所认识的一座孤岛、荒岛，那么，把它建设成一个集旅游、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大型游乐园的确是最佳方案，将为越州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认识到秦屿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地理环境，而首先是它的人文历史，它存在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这座岛屿的本身。它是一座历史的宝库，独一无二的‘国宝’级文物，我们对它所做的，应该是积极保护，而不是盲目破坏！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

“大家都知道宋朝鼎鼎有名的大诗人苏东坡吧？此人一生光彩夺目，但在任徐州太守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蠢事。神宗熙宁十年，黄河泛滥，苏东坡率领民众抗洪抢险，这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好事。但是，洪水退后，他却心血来潮，拆毁了当时还保存完好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厅’，用那些木料修建了一座‘黄楼’！可惜啊，千年文物竟然毁在这位苏学士手里！后人有诗叹曰：‘三叹虞兮一命终，彭城徒有霸王宫。欲知遗迹今何在？须梦糊涂苏长公！’”李市长随手拈起一件“往事”，年代虽已久远，说起来还是感叹唏嘘，使听的人也很动情，恨不得要声讨苏东坡了：他这个聪明人，怎么又一时那么糊涂呢？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糊涂太守！我们明白秦屿的价值比霸王厅还要大得多！”李言昂然说，他无意声讨苏东坡，只不过借题发挥，文章还是作在秦屿上，今日的“太守”最关心的当然是自己治下的土地，“我们的秦屿，就自然环境而论，是全国范围内有人居住的、唯一保留着原始面貌的岛屿。那大片的热带雨林和为数可观的野生动物，都是极其宝贵的生态资源，对于维护越州海域的生态平衡、改善局部气候，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地发挥着巨大作用。如果我们砍伐了森林，驱逐了鸟群，表面上看来是获得了闲置的土地，而实际上会贻患无穷，为子子孙孙的生存造成极大危害。这还在其次。秦屿的古城堡，是现存地面最古老的建筑，何止是‘价值连城’，它的身价简直可以和万里长城相比，失去了就永不会再有！何况我们看到的长城经过了历代的重修，已经不是原貌，而秦屿则至今保留着真正的秦砖汉瓦！我们还可以相信，在秦屿的地下一定埋藏着我们想象不到的、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如果在此大兴土木工程，势必对那些文物造成不堪设想的破坏，我们就会对历史犯下不可饶恕、无法弥补的罪行！更为可贵的是，秦屿上至今生活着一个独特的古‘秦人’部族，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将会为我国的史学翻开新的一页。如果我们把这些人遣散，使他们离开了那块土地，结束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将会很快被大陆上的人们同化，这一历史奇迹也就从此消失了！同志们，秦屿是我们的先人留下的一笔丰厚的遗产，我们有幸在今天认识它、继承它，这也是历史赐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在我们手里轻易地把它毁灭了，那么，世世代代的祖先亡果都会诅咒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未来的子孙后代也会把我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骂我们无知、愚昧、短视，为了蝇头小利而葬送了享用不尽的先人馈赠，亵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幸而我们不会那样做，在冥冥之中的祖先启示了我们，让我们把沉睡了两千年的秦屿唤醒了！”

“秦屿的开发，当然应该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开发。整个秦屿，应该作为一座历史博物馆保留下来，包括它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一人一物，都要保持原貌。这座博物馆，规模要超过西安的秦兵马俑博物馆，其影响也将大大超过它，因为它是死的，而秦屿是活的！我们越州市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文物部门，文化局兼管文物，哎，文化局长有事情做了！我们要立即向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上报、立项，等批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过去我们一向把经济建设作为‘硬件’，把文化、文物作为‘软件’，以后恐怕要倒过来了，越州将成为天下闻名的文物城，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参观者、研究者浩浩荡荡，应接不暇，越州人要吃文物饭了，嗯？当然喽，文物带动旅游，我们同时又大吃旅游饭！凭什么？就凭那座小小的秦屿！文物这东西，是一本万利、名利双收，比起建什么游乐园、豪华宾馆、环幕电影院、多功能音乐厅之类，投资要小得多，而收益则大得多了，这个账，我们还算不过来吗？哈哈，以后，越州人恐怕就不会再说‘宁下地狱，不上秦屿’了，秦屿将把整个越州带上天堂！同志们，对这个看得见的前景，喜欢不喜欢啊？”

一号会议室里仿佛预先安装好了无数节日礼花，此时一起点燃，轰然作响，五光十色，天花乱坠，把人们惊呆了，乐坏了，眼花缭乱了！谁能料到李市长娓娓长谈的故事最后抖开的是这么一个绚烂多彩的“包袱”？简直是仙人点化，刹那之间把大家带进了“天堂”！

最为兴奋的当然是文化局长。以前每次开会他都是偏缩一隅，自惭形秽，可有可无，听人家口若悬河，没有插嘴的份儿；现在陡然觉得腰杆儿挺了起来，好像大家进“天堂”都是沾了他的光！“李市长，你发话吧，需要我做什么，立即行动！”

李言笑盈盈地看着他，也看着大家：“不是我发话，是大家论证、集体决策噢！我们不搞一言堂，我的话也只是一家之言嘛！是否可行，还要听听诸位的高见！”

七嘴八舌，不亦乐乎，会场上沸腾了，已经听不清楚是谁在发言，是哪几个人在同时发言。且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既然要上“天堂”，那就人人都得尽力，要不然恐怕得不到进“天堂”的门券了，等退票是没有指望的，黑市高价也办不到，成败在此一举！

陈志恒直到现在才真正弄明白了李言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副药的剂量之大，药性之烈，都是他事先无论怎么猜想都不曾想到的。李言不仅是哗众取宠，凭三寸不烂之舌树立自己的威望，为他的进一步高升铺路，现在看来，事情远非那么简单！显然李言很性急，对于平平稳稳地等待“接班”已经不耐烦了，使出了最狠毒的一招：抢班夺权！不等程功同志正式退位，就把他政治生涯行将收尾时的得意之笔——开发秦屿——给以彻底否定，造成事实上的交权，程功灰溜溜地下台，李言雄赳赳地上台！到了那个时候，没有程功同志做主，谁还能给陈志恒回天之力？自己今年五十有六，明年五十七，还不到“杠杠”，完全可以再干一届呢，难道就甘心这样被他挤下台吗？

陈志恒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之后，着着实实地吓了一大跳！他望着李言那志得意满的神情，心里暗暗地用一个很文雅的词儿骂道：哼，沐猴而冠！且慢吧，那顶“太守”的乌纱帽现在还没有真正戴到你的头上呢？

会场上乱哄哄的。陈志恒历来主持会议都怕冷场，今天倒对这种热烈场面极其反感。唉，这都是些什么人呢？白白地拿着国家的俸禄，却连头脑也没有，墙头草，随风倒！我陈志恒宣布的市委常委决定，你们热烈拥护；李言反其道而行之，你们也热烈拥护。你们到底要拥护哪一家？

陈志恒用了好大的暗劲，没有让自己在会场上骂出娘来。这些人都不能得罪，得罪了他们，谁还投你的票呢？别看他们没头脑，却又是离不了的投票机器。机器也有机器的好处，谁操纵了他们，他们就听谁的。因此，现在最要紧的是在这些人面前不露声色，而寻找一个操纵他们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已经几乎没有了！

在最混乱的时候，陈志恒看了看表：十二点十分。他的心头猛然一震，机会来了！

“同志们！”陈志恒努力使自己脸上现出笑容，亲切地呼唤着大家，用手指轻轻地而不是很刺激地敲着桌子，给人们一个“肃静”的信号。

乱哄哄的会场渐渐静下来。人们知道，陈书记要发言了。虽然他的口才不如李市长那么引人人胜，但毕竟也是副书记嘛，他讲话，大家还是要洗耳恭听的！

李言也饶有兴致地向他转过脸来：“老陈，你谈谈吧！”

在李言看来，陈志恒已经就范了！

“同志们！”陈志恒极力作出可掬之笑容，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左手腕上的表，“该吃饭了！民以食为天嘛，啊，民以食为天！下午两点钟继续讨论，啊，两点钟继续讨论！现在，请大家到隔壁越州宾馆二楼小餐厅用餐！”

真是高明之极，既回避了对李言的“报告”表态，却又不露痕迹！

与会的人们哄笑着站起身来，到了这个钟点，食欲已经超过对开会的兴趣，也确实该休会了，陈副书记真是善解人意。

李言早已忘了时间。此时一看表，才猛然想起，郁琅嬛还和他有约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