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怪的是，庄子在《应帝王》一章中，论述相当简略，远不像他在《齐物论》《人间世》《大宗师》中讲得那样丰赡华美，雄辩缤纷。

同时，也有解读者认为这里说的帝王不是人间的帝王而是大道，大道主宰一切乃帝王也，这也是一家之言。未采纳之，盖将帝王作为大道的别称，有点舍近求远，以意为之，并无旁证或事例，我一下子还接受不了。

齧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齧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齧缺向王倪提问，四问四不知。齧缺高兴得跳了起来，回去后告诉给蒲衣子。

齧缺向王倪提问，四问四不知的故事，此前或已见于《齐物论》，齧缺问的是“你知道事物的共同点、共同规律吗？”“你知道你有所不知道的道理吗？”“你什么也不知道（或别人也不知道，或万物万事是无法知晓的）吗？”这是三问三不知。如果讲第四个问而不知，似应是之后王倪夸夸其谈地讲自己的不知何谓利与害，如果加上王氏讲的庸讵（谁知道）人们的所谓知是不是不知，而所谓的不知是不是知。这又成了五不知了。

这样的讨论当然很深刻，有些所谓的知，所谓的自身对于真理和权威的垄断，例如纳粹主义、霸权主义、极端唯意志论、某些原教旨主义（基本教义派），时过境迁之后往往暴露的是自身的无知、非知、愚昧、可怜、可恶。而对于自身确实有所不知的认定，在世界面前的某种谦逊、谨慎、直至犹豫与随时准备调整的态度，表面看是自身有所不知，其实是真有所知。这样的见解当然不同凡俗而有其见地。

这个故事似乎是应该接着齐物论的这一段而来的，为什么拉到了后边，想来也可能反映的是后人编纂上的问题。

齧缺一听王倪四不知，乐得直尥蹦儿，这有点过分，这样乐于看到别人的无知、不知、有错、有盲点，给人一种不但犯傻而且犯坏的感觉。

或谓，他的乐得尥蹦是由于从王倪的四问四不知中得到了启发妙悟，从不答中得到答复，从不知中得到大知，故而大喜。这更像禅宗一派而不像老庄。录以备考。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底下的蒲衣子则自说自话，也许他是胸有成竹吧，藉此机会谈谈他对于治国理政的独特看法。于是他就王倪的四不知而不无突兀地生发出一套应帝王的理论。他说，这不结啦？所以说，虞舜是赶不上伏羲氏的。虞舜治国是有主题的，主题先行的，有目的的。他很注意怀有爱心仁义，他很知道只有突出一个仁字，为自己树立仁爱动人的形象，才能聚拢人气，得人心乃得天下，他委实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这样还不能“出于非人”。什么叫出于非人，众说纷纭。不妨理解为摆脱不了外物的干扰，总还要考虑到外界对自己的反映态度，总还摆脱不了不决定于自己而决定于外物的、给自己带来的荣辱得失的作祟。

蒲衣子并分析说，伏羲氏就不然了，伏羲治国是无主题的，是从生活、从实际出发的，是大道的自然而然的运行。伏羲氏睡起觉来不慌不忙，踏踏实实，醒过来则是于于（迂迂）逍遥自在。需要当马就当马，需要作牛就是牛。他的智慧知识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他的品德性格自然流露，无需作秀。他也从不陷入外物的困扰。

庄子的表达方式符合文学上的所谓陌生化的要求。说是与时俱化、随遇而安吧，他偏偏说什么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伏羲氏以自己为马为牛，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一点服务意识，老黄牛意识，虽然那个时候并不时兴讲公仆呀为人民服务呀什么的。反正庄子没有说伏羲氏是一以己为虎，一以己为龙，也没有说一以为神，一以为妖，或一以为日，一以为北斗星……把自己看作马或牛，应该还是算比较低调与谦虚的。

治国理政，完全听其自然与随遇而安，根本不要主题，到底行不行？恐怕有点难度。这个道理倒是可以用到文学写作上。是主题先行还是从生活出发、从文本的自然流向出发，其写作的分野还是比较明显的。君王也好，写作人也好，也许仍然需要培养成全自己的仁心仁念作主题，但是不能没有听其自然与随遇而安的另一手方略、另一样风格。这可能是实用主义、自然主义，这可能是低调治国，这可能是无为而治，这也可能通向早期的准个人主义、民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从审美角度看，这恰是大匠的风格。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蚉（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肩吾见到疯疯颠颠的接舆，接舆问：日中始（或者那天中始）对你说了些什么呢？肩吾说，他告诉我，君王自行制定了经式仪度——规则方式礼仪分寸，谁敢不听从这样的教化呢？

接舆说，这是不道德的大言欺世。这样（以经式仪度）去治国，犹如在大海里开凿河流，而让蚊蚋去背负山岭。要知道，圣人的治国，不是以外力治外表，而是把自身做端正了，自然也就能推行政令了，也就能让各色人等各尽其力，各安其事了。想想看，一只鸟，也知道高飞避弓箭，一只鼠，也知道躲到神坛底下，避免被烟薰被挖掘。小动物也知道趋利避害，何况人呢？哪里用得着君王们去代为制定什么经式仪度！

这一段的主张相当大胆、另类、叫做充满挑战性。庄子竟然拼命贬低国君即掌握权柄、治理侯国的人、也就是政权的统治的意义与作用，不但贬低执政所须臾不可离弃的法度规则的作用，而且干脆贬低政权本身的意义与作用，他力图用自然而然呀、鸟呀鼠呀之类的本性解释一切，并以之取代掌权用权保权夺权集权放权，尤其是以权力制定法度规则礼仪的意义与作用。

其实除了空想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哪个政治家或政治学派敢于不拿政权、权力、法度当回事，实现政治主张、政治理念要有权力的支撑，要有法度的保障，哪怕是为一己之私：所谓光宗耀祖、所谓流芳百世、所谓建功立业……也常常须要看权落谁手与法度的得失宽严疏密。权，权，命相连，这个过往的，今天听来已经不甚雅訓的，有失露骨的说法，其实是事出有因，难以忘怀的。

但是庄子通过接舆之口讲的一些说法，有一种匡正的意味，就是说为政应该尽量做到引而不发跃如也，用权正如用钱，不是说你有多少就得用多少，甚至动辄搞出赤字。你能杀能生，不是说每天都要杀几个赦几个。你拥有强大的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动辄投入战斗。他与老子一样，看够了那时的各候国的轻举妄动、声嘶力竭、小题大做、穷凶极恶、他幻想、他提倡一种从容不迫、平易近人、亲切和谐、道法自然的为政风格。

庄子说是有个日中始先生，或者是往日的中始先生，（看这个名字似乎带有正当其时的准牛皮韵味，）教训肩吾先生，做国君的人，要以己出，即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敢于做主，来制定规则法度礼仪，那么全国老百姓谁敢不从，谁能不紧跟照办随着变化呢？

而被李白后来十分认同与欣赏的楚狂人接舆骂道：这是胡说八道！接舆先生说，主观主义地、唯权为重地即权威主义地治理天下，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侯国如海，百姓如海，舆论如海，民心如海，而权力如河，法度如河，管理如河，“上意”如河，有了民心的大海，你难道想为民心作主吗？那不是与为大海开凿泄洪河道一样荒谬吗？侯国如山，百姓如山，舆论如山，民心如山，历史与群体（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如山，而侯王、臣子、谋士加在一起与整个国家百姓相比，不过是几只蚊子，几只蚊子就能改变山岭的位置与走向吗？那不是太牛皮、太不自量力了吗？

庄子认为用法度治国，只能治外治末治目——外在的秩序、表面文章、事后的处理等等，而真正的圣人，追求的是治根本，治内里，治纲即治世道、人心、动机。这一点，庄子与孔孟反而是一致的了。这个东西说起来很雄辩，也很明晰，世道人心好了，道德自律好了，人心齐泰山移了，天下只剩下善而丝毫没有恶了……这当然是根本，是治本，是纲，纲举目张，一通百通了，还有什么闹心的烦人的呢？

而圣人的治国治天下治纲抓纲靠的不是制定外在的、强加于百姓的法度，而是靠自身的模范与表率作用，叫做正己、叫做正而后行，你自己作正了，各种事项就会自然而然地运行践行了。不能正己焉能正人？你不是整天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吗？你不是看着谁都不中意吗？你能不能先想想自己的不正之风不正之思不正之处呢？你想改变世界吗？对不起，请先改变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一点点小毛病都改不了，你还闹腾什么改天换地、力挽狂澜？

这话说得并不全面，因为正己与正人并非截然分离，自身有待正之处也不等于不可以纠正旁人的失误，但是中华式的这种欲正人先正己的逻辑仍然很能启发人说服人，而且能让人变得相对实际一些，谦虚一些，少一些一己出发的愤世疾俗与横扫一大片，少一些乖戾与暴躁，多一些君子风度，绅士涵养。

至于“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云云，事例的出现有些跳跃。这应该仍然算是无为的主张的延伸，无为表面上与儒学截然对立，实际上在性善论这一点上二者一致。儒学的理论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性中天生地具有道德价值的元素。而庄子强调的不是道德的原生性，而是利益考虑、趋利避害的本能性与原生性。庄子认为道德是人为的，不无矫情的，而趋利避害是原生的，而且既然人人趋利避害，也就有了共识，叫做共同心愿、共同规则、共同的行事标准。圣人如果以代行民心民权自居，越俎代庖，代为制定法度；这纯粹是不自量力，是制造麻烦。

这里的鸟与鼠的例子有些个与前文讲学道得道之难的地方似乎不无矛盾。当批驳起类儒家式的经式仪度治国法的时候，庄子强调治国之道极其平易自然，连鸟与鼠都明白都本能地作出正确的——符合大道的——选择。而当某个至人真人与南伯子葵、与意而子讨论其学道悟道的问题时，又把学道说得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老子则认为婴儿就是大道的完美体现，就是说压根不用去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如果你尝与威权话大道、以大道去影响威权、与闻其权与道，与话其权与道，更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瞧前边颜回赴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之时，有多难办，有多危险！

也许其含意在于，大道本来平易自然，难就难在人自身找的麻烦，各种偏见成见、各种非道违道反道伪道而行的愚蠢与忤逆太多太多了，道本平常，而人之麻烦难于清除，这才是困难之所在呀。

庄子的这些见识极其有趣，虽然有点简单化理想化非操作化，但确实有他的高明之处。以德治国固然好，但仅仅一个道德不足以趋动人民与国家，倒是物质利益的关心（这个说法连当年的赫鲁晓夫都常使用），利益趋动，虽然不那么好听不那么壮观，还真有效。我们的三农政策举措的得失成败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当年的人民公社是非常理念化的，是一个壮举，是一个伟大的实验，是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之梦，我们为之没有少制定经式仪度，什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什么四清社教，什么大寨标兵，什么过黄河过长江的发展纲要，什么《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式的文学今经典的吹乎……可惜没有成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符合“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的精神，即只有使劳作与收益直接挂钩，使辛苦的与正确得法的劳作能带来看得见的利益，能避免与摆脱冻馁贫困之苦，这样的三农政策才是有效的。人民公社的不能成功，确实说明了由圣人代人民制定方向法度规则礼仪是不能成功的。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果，恰恰说明了方向法度规则礼仪的制定应该以民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依据，应该谦卑地与恭敬地尊重生命的高飞以避矰弋之害、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的本能、原则与选择、适应能力。

当然，老庄对道德、价值的制定与教化，未免太不以为意不以为然了，太不重视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的提倡与培育了，也太轻视圣人（精英之类）的作用了，这也是偏到了另一面。“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固然很伟大很重要绝对不可慢之，但是一个国家拥有的民众仅仅作到趋利避害，毕竟是不够的。仅仅靠老百姓的趋利避害来治国，用当年的中国革命人的语言，只能叫做“尾巴主义”，即只能作群众的尾巴。

我们不可以摇摆于单纯的道德大言与唯利是图之间，不能摇摆于“主题先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唯权论与尾巴主义、放任自流之间。只有前者不要后者，有可能变成空谈误国、自欺欺人、庸人自扰。只有后者不要前者，也会利欲熏心，腐化烂化，丧失执政能力。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一个名叫天根（壮哉，此名字也）的人到了殷阳，到了蓼水之上，碰到了无名人，他问无名人，请问应该怎么样治理天下呢？无名人斥道，去吧，你也太鄙俗了吧！怎么专问这种令人扫兴的问题！我本来才刚刚从造物者那边获得了人形人体，成为一个人啦，而这个成人、为人、人间世、人间事终于使我感到了厌倦（注意，我的这一解释与多数专家的解释不同，多数专家解释与造物者同遨游，是正面的意思，那么来了个厌之，就很突兀了），我于是乘坐着成为太清之虚气，如乘坐莾苍苍，眇茫茫之大鸟，摆脱了三维六合的空间的局限，游历了一切皆无、辽阔巨大的无何有之乡，为自身找到了广袤与原始原生的旷野，你却用什么治天下争天下的俗不可耐的问题来烦人！

（另一种解说为：我本来正在与造物者接交，烦厌了，就乘着莾苍渺茫之鸟而飞出六合形而下之外，到那乌有之乡去游荡，到广漠阔大之野去居处，你又讲什么治天下来烦人！）

老庄总是鼓吹将帝王之术变成审美的艺术化境，变成一种感受，一种快乐，一种轻松放达的如仙如神入化入梦的境界。他说是有一个人叫做天根，天之根基，大自然之本原，也就是大道了。可惜的是这个有意代表或追求大道的、牛皮不小的天根先生游览于殷山之阳面（南面），也就是游于光明，游于美景的时候却碰到了谦卑忘我的无名人，一个以无名为名，以“无”作为存在的基本特性的的高人。天根先生便去请教为天下、得天下、治天下、平天下之道。他受到了无名人的喝斥。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天根也不白白叫这样一个牛气冲天的名字，他碰了钉子仍然不屈不挠地请教求教。是这股子坚持劲感动了无名人大师了么？无名人的回答轻松愉快，举重若轻，他说，那又有什么难办的呢？你把你的心思心情灵魂置放在恬淡、淡然、清淡即清静无为之中，你把你的气息气场生命融合在冷漠、漠然、漠不关心之里，把一己的欲望、野心、追求、刻意、主张、压低到最低限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任凭外物外界自己运动，自我调整，自行变化，自然行止，自生自灭，那不就齐了吗？

这确是可爱的主张，天才的主张，有趣的见解，启人心智的见解，除了做不到行不通以外，所谓的无名人的这一套说法，你是怎么说怎么美好！

其实思想的魅力、思想的享受不仅在于它与实践的相联系，也在于它与实践的相对分离，想的就是做的，做的就是想的，那么在实践之外还要思想干啥？那么在历代君王大臣文武百官以及农工商兵之外，还要诸子百家、还要著书立说、还要学术思想干啥？

无名人本来对治天下之类的事相当厌恶，称之为鄙、为不豫（不悦即不招人待见）斥之曰“去”。再问一遍他却答复起来了，什么道理多问一次就不粗鄙、不讨嫌、不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话题了呢？闹不清。

然后这位无名人答得倒很高明，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这与其说是在谈治国平天下，不如说是在讲养生与逍遥，在讲游走、旅游、气功、心理调适、自我删节清理、心斋等等。这有一说，后世称之为以出世的心态入世入仕。到了现如今，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入世这样的从政，应该叫做潇洒：一边做着官当着差办着事也享受着入世者的好处，一边抱无所谓的态度，抱至少是可进可退、可入可出、可即可离的态度，做好几手准备；不钻营、不结帮、不贪权、不贪位、不偏执、不树敌、不冒险、不恋栈、不死谏，不唯一，不失个性与个人专业；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保持清醒，保持超越，保持微笑，保持潇洒。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说法，能做得到的极少，作为一个理念，则古已有之，不无可欣赏可遐想可享受处。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说是阳子居，也有人说阳子居就是指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他去见老子去了，说是有那么一个人，办事像声响那样麻利，即具有声音的速度，而又通晓事理，洞察一切，心如明镜。这样的人够得上一个圣明的君王了吗？

老子对于这样的技艺高超的人贬了个一文不值。老子说，用才智技巧来为政处事，最后局限于才智技巧而已。局限于才智技巧的人，只能劳劳碌碌、心力憔悴（今称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再说仅仅这样的才智技巧，只能被拘覊役使，只能被人使唤，只能作奴，它们是没有主体性的。这就像小老虎豹子因为皮毛美丽而被捉，小猴子因为灵便轻盈而被拘役玩耍，猎狗因为有狩猎能力而被圈起来控制起来驯养一样。

专家们说是“向”即声响（響）。庄子比较喜欢举自然界自然现象的例子讲述与形容他的主张，注视与言说自然现象多了，就会出现某些对于自然现象的发见与自然科学的端倪。庄子能够在两千多年前以音速来说明迅捷，这可真够超前的。而庄子所说的老子对于这种速度与明彻的贬低，却反映了国人传统文化太轻视器具、技术、细节的大而无当的弱点。

这里的老子的理论高超，发人深省。不仅阳居子，读者读到这里也会一惊：多少能人巧人办事之人，却只能听喝当差，好的跟随着沾光于残渣剩饭，坏的跟着坏主子挨骂完蛋，盖其才智技巧虽多，决策选择之大局判断掌控能力甚差也。

但是这里的老子抹杀了速度（效率）与智力的意义，这实在可悲。这里的老子认定这些都是雕虫小技，是小职员的本事，为自己的小技所困，反而成就不了大事业、大格局。而只能够心劳日绌，忙于支应侍候，这样的小头小脑的人物，比起圣明君王来说，差老了鼻子啦。

呜呼，中国自古何价值观念之单一也，技能是被轻视的，生产是被轻视的，财富与科学都不是被重视的，被看得起的只有治国平天下，只有为君为大臣掌权统治老百姓，或造反起义夺取政权才算数！这是中国文明早有可观，却终于长期未能足够地全面地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生产、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

人被自己的技能局限住，也是有的，这应该算是庄子的一大发明发见。过分具体的手工艺类技能，最后限制了一个人的更多的知识的开拓与事业的发展，应该说这是事实。当我们接触到一些细致而微的极专极窄的技能的时候，例如刺绣、微雕、内画、口技，捏面人泥人、某些杂技戏法……我们在不胜佩服的同时，也不免感到它的局限性。他们取得的成绩与人们从童年起为训练出这手绝技而付出的代价（一个孩子为了练这种功可能影响了自己的学业，可能影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可能并不匹配。庄子在自己的书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有价值的方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才智技能的追求，毕竟是建设性的、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多数人应该技有所长，有自己的吃饭的家伙。反过来说，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人人至少是一大批人仅仅有志于夺权掌权，登基当皇上，一见秦始皇，不是“大丈夫当如是”，就是“彼可取而代之”（以上是刘邦项羽对于秦始皇出巡的反应），这也很可怕。

不能够把大道，把治国平天下，把德行修养与一切技能截然对立起来；更不能把道德修养即修身的重要性与学问知识智力与技能的训练对立起来。能工巧匠技师工程师专家学者并不注定只能涉猎局部，小打小闹，画地为牢，坐井观天。我们所说的大智、通才、领军人物、学界或某一领域的泰斗，当然也要随时接受新思维新哲学新体系新世界观，同时，已经拥有权柄，或造反起义领袖的名声地位，已经参与天下大事，已经成为人五人六的赫赫威权人，也应该有些专门学识，至少退休以后不至于太凄凄惶惶了。

无论如何，庄子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有趣的。确有被雕虫小技囿住了一生的小技牺牲品。也确有当不成专家当校长的趣闻。确有恍兮惚兮的大家，也确有生记死背式的巅峰学者。什么是大道，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小技，什么是空谈，孰能真正明白，孰能真正判别？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阳子居一惊，问道，那怎么样才算明王之治呢？

老子答，明王明君之治是，功劳政绩遍及天下而似乎不是自己作的，广泛施恩救助万物万民而不自居。他的好处你是说也没的可说，让万物自然而然，高高兴兴。明王明君无为而治，无言而教，不求被人了解，不写功劳簿，悠闲自在，轻松愉快。

讲得真好！从反面理解就更好，一个整天大呼小叫、吹胡子瞪眼、叫苦告急咋咋唬唬的人，一个整天动心眼使计策勾心斗角个死去活来的人，成不了大事，治不了天下，不但治不了天下，治一个科室一个乡镇一个行业也弄不好的。

自古国人喜欢大言、伟言、高论、危言（耸听），庄子虚构的老子对于阳子居讲述的这一段醍醐灌顶，高屋建瓴。老子的几句话既说得虚无飘渺，又显得高高在上，还颇为潇洒倜傥。功盖天下而不以为意，不以为荣，不以为本钱，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原因就在于老庄认为一切成就都不是有为的结果而恰恰是无为——任其自然的结果，是大道不受阻碍地运转的成绩，而不是什么明王，什么圣人，什么英豪的本事。教化、养育、培植、恩泽万物而不自以为是，不居功自傲。真正的成就真正的本领是无法命名无法言说的，明王本身也是不求虚名不要称颂的。让外界，让被统治者自得其乐，自得其福而不必叩头谢恩，更不必山呼万岁。这样的明王，居处于不可见之处，行动于空无之中，无沾滞，无牵挂，无计较，无焦虑，无恼怒，无技巧也无须洞察什么。神了，您哪！

这样的极漂亮极理想的超凡脱俗的勾画，却也产生了一个悖论：既然您已经伟大到四大皆无，八方匪有的至高至空至虚至静至纯至洁的境界了，还应什么“帝王”？还明什么王不王、君不君？还怎么可能谈得到是功勋业绩盖天下，还是过失罪恶满乾坤？功过善恶还有什么区别的必要？自己与不自己还有什么可说？

既然此前庄子屡屡讲解坐忘的道理，分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强调忘记物我的区别，直至分不清自身究竟是庄子抑是蝴蝶的程度；还有什么化贷万物——恩泽与施舍，奉献与养育万物可言？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明王与胥吏，圣人与浑球，治国平天下与大树底下昼寝与乘着大葫芦瓢飘流，以至于与钻到泥土里享受泥鳅的快乐，又有什么可分辨的？

难到一只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子也还要喋喋不休地论述怎么样当得成明王圣贤吗？难道不应该将《应帝王》一章彻底删除吗？难道不应该将《庄子》一书彻底销毁吗？多少写家包括卡夫卡、张爱玲与虚构的林黛玉都在辞世前下过“焚稿断痴情”的决心啊，除了黛玉，谁又当真做到了呢？

呜呼悖论，没有悖论就没有林黛玉，就没有庄周老聃，就没有《老子》《庄子》《红楼梦》，也就没有人生，没有世界及其有关思索与咏叹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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