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父亲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京（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

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捡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无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

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公鸭嗓，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天上地下了。我当时已经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我有一个说法，一股政治势力的兴衰，看一看他们的文风与话风就知道了。

兴者富创意与活力、明白而又实在；衰者只剩下了套话与八股，空洞而且不知所云。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性情活泼，机灵幽默，（运动）场风极佳的后垒手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

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我回答道：

“……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

一九八六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张贤亮。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呼！

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4失落了的童年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缺。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成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背诵杜牧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

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陵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

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的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婉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我觉得极其凄凉。

我毕竟是男孩子，当然也有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有时幻想着自己拿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

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崴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天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我六十八岁生日时，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

自己的读书主要是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我三年级以来就常到离我们住的受壁胡同不到一站地的太安侯（？）胡同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有时候近冬天黑得早，有时候气候严寒，阅览室里的铁炉里煤净火熄，整个阅览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工作人员既无可奈何地只好陪我不能下班，又笑嘻嘻地不无夸奖地欣赏我的喜爱读书。

我什么都读，有关于健身和练功的，其中最得益的是《绘图八段锦详解》，什么“左右开弓要射雕”，什么“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至今会练。我也读过一些太极拳方面的书，不懂，也很难学着练。从此我深知世界上有些事情示范、比画、身体力行的意义远远胜于课本。

我也在那里读了《崆峒剑侠传》、《峨嵋剑侠传》、《大宋八义》、《小武义》

等章回。我喜欢郑证因的技击《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后者的人情世故的描写与冤冤相报的悲剧性的表现，使它的文学价值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武侠。

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上来，先声夺人，雨果的书令我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看不懂也要看，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家里有一本曹禺的剧作《北京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北京的叫卖果子干的两个小铜碗的敲击声。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

在家，我还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等书。它们大大地启迪了读者的爱心，读到木偶比诺乔的腿被烧掉的情节，我流下了眼泪。

我读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多次被带去看电影。我记得梅熹、吕玉堃、白云、舒适、刘琼，特别是李丽华、陈燕燕、陈云裳、周璇、周曼华、顾兰君的名字与形象，却不大记得起他们演的影片的故事。有一部片子叫《万紫千红》，是各种电影插曲的荟萃，并为此片专写了一首主题曲《真善美》。

有一个影片是周璇演的《渔家女》，她的几首歌我后来都学会了。我记得的是一个渔家少女上了阔少爷的当。少女千万要小心，我明白了。

我看过根据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

当然更早的观影片的记忆应该提到朱迪·加兰主演的《绿野仙踪》与万籁鸣等四兄弟制作的大动画片《铁扇公主》。

我也与家人一起听戏，一次是尚小云主演的《青城十九侠》，未有印象存留。

有几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朱丽霞、花砚如演的评剧。我的印象是朱丽霞很美，声音富有磁性，而花砚如演得活泼生动。

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又有几支歌流行起来。一个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却原来这是吴祖光的歌词，是隐含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的。一首是“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虽然浅，但是我无法抵抗它的动人。有趣的是一九九零年北京亚运会上香港体育代表队入场的时候，铜管乐奏的就是这一首歌。最后一首是《夫妻相骂》：“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歌曲流行起来，旧社会灭亡的预兆也就无可怀疑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以为这些光怪陆离与乌七八糟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哼哼起《蔷薇蔷薇处处开》的调子，我的领导立刻指出，怎么从“重庆的防空洞中（语出毛主席）”刮出一道阴风……我更加明确，这过去的一切只能是决绝地无情地与之告别，与之永别了。去你妈的！

那时候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影院有两家，一是现在的胜利影院，一九四五年后曾名新中国成立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记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红楼影院。

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是从西四往北过马路进帅府胡同或报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们家。对于童年的我，这两条胡同都是太长了，走起来颇感疲劳。

有一次，在这条长胡同里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还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到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

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二姨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

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站人的”还有什么的。

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的一扫而光了啊。

何平与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热情、坦率、充满理想与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友，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俩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

何平还带我去位于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说那是一个进步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苏商名义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日刊》，是对开报纸形式，上有延安广播一栏，令生活在国统区的我们耳目一新。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委的黎光（刘枫）同志联系我们。

……今年，二零一一年，我该七十七岁了，尚未洋溢出“是为贼”的惭愧。

但想一想，短促的几十年，世界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改变，上述的一切回忆，已经随风飘散，上述的老北京的面貌，已经不复存在。呜呼北京，你的变化的节奏也太快了，呜呼世界，你怎么能少让人们感觉一点陌生与恐慌、失落与惆怅呢？

5冬天里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