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唱进步歌曲。《跌倒算什么》，这首歌的内容是为受挫的学生运动打气。《团结就是力量》，是学生运动的经典歌曲。最早何平教给我学会了《喀秋莎》，后来刘枫（即黎光同志）还教会了我唱最脍炙人口的苏联群众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那种自豪感与开阔感是我从以往习唱的歌曲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批并无革命词句的歌曲也纳入了革命的洪流，例如“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也是刘枫教给我的，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赛地玛丽亚……”，还有“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便向喀什噶尔跳下去……”。一九四八年春，地下党领导下搞了一次平津学生大联欢，这些比较健康的民歌被联欢的大学生们所传唱，从此这些歌儿也成了进步学生的标志。国民党那边呢，只剩下了白光、李丽华的靡靡之音了。

我渐渐懂得，学生运动的做法是愈来愈成熟了，它发动并组织着矛头直指国民党的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也扩大着自己的外延，包括了各种文娱、学习、助学活动。

我也参加过这一类活动。根据刘枫建议，我去过北大工学院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只是由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补习数学而已。但也是在悄悄地撒播革命的种子。

我想起了与刘枫同志的一个小争论。一次他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他表示不以为然。我表示此书可以起动员革命的作用，他不怎么相信。而我坚持，不论老舍当时的政治见解如何，《骆驼祥子》给人的影响是，这个社会已经全无救药。而且不仅老舍，连当时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无关系的冰心的《去国》与《到青龙桥去》，同样地也会通向革命，引向革命。

也不能说我这个“进步关系”只限于读“左翼”书籍与唱革命歌曲，我曾经办了一个手写本刊物，叫做《小周刊》，主编与基本作者是我与秦学儒，我为之撰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无非是抨击社会与号召斗争。我们用复写纸抄写，然后提供给诸同学。“出刊”两天我就被校长找去谈话。校长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名常蕴璞，字玉森，以管束严厉，提倡并实行体罚而给我留下了印象。

常校长讲的是什么“被人利用，造成事件”之类，我主编的第一本刊物就这样被查禁了。

有几个月刘枫同志没有来找我，我按他说过的地址去到他说的那一条街，一家一家地寻找，我找不到他。我体会到了失去联系的滋味，太悲伤也太恐怖了，哪怕只是一个进步关系，这个关系是不能中断的，组织的力量是无限的，失去组织就失去了一切寄托和希望。我曾经梦见了刘枫同志，但是醒来以后却找不到他。

一九四八年我初中毕业，毕业时出一本校刊，要选我一篇作文。我汲取了办刊物被取缔的经验，便拿了一篇以堆砌辞藻见长的《春天的心》充数。这篇东西就这样留下了，以致至今仍然有时收入我的散文集中。刘绍棠甚至说是看了此文，觉得我的所谓“意识流”式的文风已见端倪。

当时的高中是各自招生，有的人便报考许多学校，花很多报名费，以增加保险系数。我则报了四中和河北高中（简称冀高）。两者都顺利考上。

我与秦学儒决定取冀高而舍四中。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传统。“一二·九”

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的就以冀高为首。荣高棠就是那个时候的冀高学生。一九四八年报道过一个事件，四月十七日，冀高学生自治会成立，举行晚会，晚会上表演了小歌剧《兄妹开荒》，特务组织当场闹起来，逮捕了进步学生十七人，其中引人注目者为自治会骨干刘鹏志。

就在我们入冀高一个月后，刘枫来了，他二话没有说就说愿意介绍我们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看党章。我至今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我们已经进入了冀高，我相信在经过“四·一七”逮捕以后、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打击的冀高，我们这两个进步关系的到来恰逢其时，自动符合了革命的需要。

数天后即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我与秦学儒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岸边再见刘枫，声明都已认真考虑过了，坚决要做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刘枫宣布即日起吸收我们入党。秦的候补期为一年，我的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时为止。刘指示我们，由于形势险恶，要特别注意保存力量，细致工作，扩大党的思想影响，并秘密发展外围组织。

然后我从什刹海步行返回位于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一路上我唱着冼星海的一首迄今未流行开来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我觉得再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的了。这可以说是我的誓词。

不久我们班因为英语教师常常迟到而发生了小小的罢课与集体签名要求更换教师事件。校长穆庚寅前来我班镇压。刘枫很快找到我们，指示目前不宜搞公开的斗争。刘枫并说对四月十七日的事件他有责任，他做了检讨。他没有细说，我理解是指斗争方式不能违背隐蔽保存革命力量的原则。

随着革命力量的胜利，国民党也急了，北京的街头到处是“肃清‘匪谍’”

的标语，由“军警宪”三支队伍组成的“执法队”大卡车在道路上行驶，说是这种执法队有权抓住“匪谍”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无数普普通通的工人、职员、大中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与盟员，通过日常生活事务的讨论，宣传着党的纲领，革命的取向，扩大着党的思想与组织力量。

我已经相当熟练，不论是谈论一本书，是谈论宿舍的物质条件，是谈论伙食还是谈论一部电影，我都能往一个思想上引：中国需要革命。不久，根据扩大组织迎接解放的要求，我发展了好几个盟员。

刘枫同志并介绍另一位冀高的同级同学徐宝伦与我们相识，指定我们三人组织一个支部，由徐宝伦同志任书记，刘枫特别说明，他考虑过王蒙任书记的事，认为王蒙最近身体不好，还是由徐做更合适。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候补党员，但地下工作的许多事必须变通处理。

身体的事是这样，自从上了冀高住校以来，我常常失眠，消瘦，脸色苍白。

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见我面色太差，把我叫起来，问我是否有肺结核，并嘲笑我说：“怎么像个老人苗子？”从此我在班上有了这样恶劣的绰号。

我去白塔寺的中和医院（原中央医院，现人民医院）挂号，看失眠的病，医生断然否定我的主诉，认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根本没有患失眠症的可能。于是我无处求医。

我们的支部成立后又转入了两名党员。接关系时用了暗号。我的地下党员的经验，只有接关系用暗号此一点与电影戏剧上的情节相像。

解放前夕，我们支部接受了任务，保卫北京，免受破坏。我们支部的任务是保卫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商店铺面人民生命财产，我们做好了华北学（生）联（合会）的袖标旗帜横幅，只等出现这种情况时拉出有组织的学生队伍护民护城。我为此与徐宝伦等实地勘察，绘图。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很轻率的，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份，天津已经解放，解放军与傅作义将军的代表的谈判接近成功，我们领受了散发传单的任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的告北平市民书与解放军野战部队的文告。这个工作令人充满了幸福感。快乐使人们完全忘记了恐惧。一次刘枫来给我们送传单，他几乎是毫无隐蔽地将大批传单带在身上，连我都吓了一跳。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光明已经到来，黑暗已经不足挂齿，也许地下党的力量已强大到可以控制局势，而国民党的至少是傅将军的全无斗志，已经使他们提前解除了武装了。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旧政权的垮台，什么叫革命的凯歌行进了。

一九四八年年底与一九四九年年初，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冀高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各县，由于解放战争，他们无法回家乡度寒假，省教育厅乃组织了“冬令营”。国民党的省长楚溪春还来了一趟学校。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间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学生宿舍。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入关包围了平、津，对立方面自知大势已去，一片萧条。学生中的地富子弟，绝望中贴出布告，搞什么“自救先锋队”，凄厉地号召学生参加“平津保卫战”，垂死挣扎一番，但应者寥寥。而学校原有的中统特务组织社团“暮鼓社”，张贴一些半哀鸣半狂吠半抽搐的怪声怪气的文字，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扬言要消灭“匪谍”。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就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我校的师生挤在那里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也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毛皮大衣，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

此后在学习延安版的《整风文献》时，我读到了本书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讲话：《论宣传鼓动》，我很倾心。

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地下党员的大会，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李葆华等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全部烧饼、火烧、大饼、酱肉……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

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国立艺专（后中央美院，后拆除）礼堂，由周恩来作了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弹呀等等著名论断使我等如醉如痴。

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具有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佩服羡慕到了极点。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就是说当作者动笔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才不禁想到，对于我来说，革命是不是太轻易了呢？轻易的胜利里边，是不是蕴藏着什么危险，什么后患呢？天下诸事，有一正就有一反，有一顺就有一逆……

6秋天是怎样发现的

大中学校里热火朝天。由于学生里的党员比教工里的党员多，而刚刚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派遣干部去管理学校，于是学生中的党支部特别是成员数量多的团支部，自然成为了学校的执牛耳者。校长主任老师，都听团支部的。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干部，在课堂上出出进进，忙碌异常。

解放区来的革命大学招生，短期培训，毕业就出去当干部，以满足解放区迅速扩大的需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招生尚未结束，南下工作团又招人了，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又不见了。

就在这样的热潮中我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脱离生产”（老区的这个词是指工人农民的），调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在中心区做中学团的工作。

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保存各校的党、团员力量，不能随便走掉，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的，一律不给转组织关系。执行这一条规定，我最机械。冀高一位团员，就是因为未经批准去了南下工作团，我就下令不转关系。此事后来外调人员还来找过我查情况。

《整风文献》中的一篇文字吸引了我的少年的心，它是《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毛主席的手笔，提出领导要搞重点示范与指导全面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积极分子骨干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这些论述对于我来说不但高明而且神奇。

我“领导”了一些中学的团干部，他们有的后来承担了重要的领导工作。我“领导”的一些，在我这个瘦弱少年眼睛中，堪称热情健康、发育良好、光彩四射的女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也令我心潮汹涌。看到地下党员、盟员中有那么多女生，我很感动，我相信，旧制度下女子受着更深的压迫，所以革命性更强。

但是我的“领导”不是一帆风顺。例如冀高，都是高中男生，来自河北各地，智商较高，不轻易听从你的指导。有一个团干部当面嘲笑我说话“罗里巴嗦”，使我面如土色。

冀高的学生骨干为自己的高傲付出了代价。反右当中，恰恰是一批留校工作的原地下党员盟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调到其他单位的一些人也历经坎坷。

与“领导”、“宣传鼓动”同样迷人的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我同支部的比我年龄大不了太多的人，一面朗读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面泪流满面地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面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一面给别人上纲上线，深揭猛批。

这样的激情岁月里有许多难忘的事件。由于乐观和美好预期，鸡蛋曾经降到折合此后的币制一毛钱七八个。

有一位青年报纸的记者，一位戴眼镜的大学生去采访一位苦大仇深的战斗英雄，并与他订了婚。英雄回到部队，经指导员帮助，退了婚。女大学生十分伤心。

一九四九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学会了喝酒。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