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提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两分，可以不这样提。这是迄今为止对于“讲话”的最大胆的修正，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此次胡的讲话收到了《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中，是正式的文件。为此，胡乔木遭到了攻击。

我对于批判《苦恋》也有抵触心理。阴差阳错，到了一九八一年，反倒没有什么有身份的人愿意批评一篇作品了，哪怕是纯学理性艺术性千真万确的争鸣性商榷性批评，也已经无法与奉命批评，有背景的批评，仗势批评，求官批评，阳谋阴谋惩戒式与威胁式的批评切割清楚了。而那种动机可疑的批评会使一个批评者而不是被批评者名誉扫地。例如，我听过曹禺先生在会议上对于《苦恋》的批评，他讲得有些激烈。后来说是他老后悔不迭，而巴老说他：“摆一点架子嘛！”

原因之一就在于人心，就在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这种亲革命性，至少是亲变革性。而且不仅在中国，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喷涌，客观上准备了俄国的革命——二月革命与更加激进十倍的十月革命，虽然，那个时候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没有一个是布尔什维主义者。就像中国，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好，冰心的《去国》

也好，都没有一定要革命的意思，但都通向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不是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更不用说是“剿匪战争”了。

这样，作为一个革命党，必然认定文学是革命的重要手段，而许多革命作家，也以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服膺革命的铁的纪律与革命大局为自己的骄傲，例如丁玲就是这样，虽九死而未悔。

然而这种政治与文学的蜜月般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后续的问题。政治与文学是这样的如胶似漆，政治必然给文学以强烈的关注、影响与指挥——包括必要的整肃，文学可能因之限制了自己的灵动的想象力，自己的语言与结构，自己的价值特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不止一位文艺领导要求党员作家讲话要用党的语言，就是说要用政治性的规范符码，而不是一大堆文学化的言辞。而过分的文学化，也易于使革命的政治乃至治国的方略太过情感性、理想性、修辞化、理论与策略容易变得华而不实。也许革命的政治学是常常充满文学气质的，但是执政难以太多地抒情，甚至执政党也不宜那么文学。

对不起，我想起我的一位同行李凖大哥，他在一九七九年从下放的城镇来到北京，口袋里装着两篇作品，一篇是批“文革”、批“四人帮”的，一篇是批邓批走资派的。

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的前波黑领导人卡拉季奇与身陷囹圄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都是作家诗人。

这样的事例推翻了我的关于真正的文学艺术与学术具有免疫力的说法。文学本身无罪，但是文学可能通向深广的悲天悯人，也可能通向偏执的荒谬乖戾。

文学可能被历史和大众所接受，至少是最终接受，也可能是被抛弃，被拒绝，被遗忘。

文学的梦想性理念性使它成为人类牢骚的最好的载体。韩愈云：“喜善之词难为，而愁苦之词易工。”这是一。而革命的惯性使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变成为纲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没有比从批判一篇或影片开始，开展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更方便、更神妙、更艺术也更让谁摸不着底的了。这是二。文人相轻，文艺工作太个体化了，本来就容易内斗，这是三。发现一篇作品里的问题，远远比完成一篇作品容易，消灭一个作家远远比（培养帮助）形成一个作家容易而且有更好的效益，这是四。然后连老百姓都习惯了，窥视着文学里边的漏洞，如果发现了“敌情”的话，随时准备一显身手，弄好了就是立功。

文学“战线”的反倾向斗争，到了反右派时，已经大大出格，因为，作家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辨析，而是戴帽子，降级别工资，劳动改造，进入地、富、反、坏行列的专政手段了。

这里也有一个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妙处，我们讲究概念崇拜，概念划分决定命运。

地富反坏右，这么一提，右派们一家伙就彻底完蛋了。你不是教授名流吗，你不是知识分子吗，只需要将你的概念归属一明确，你就一辈子没戏啦。这也使我想起“文革”中的一些老干部老革命，临终只求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家长），各行干部确实对于当时的文学文艺啧有烦言，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一种理论（作动词解，如京剧道白中所说：且与他理论理论），要求对当时的文艺界进行整肃，至少是批评教育。这样白桦的事便应运而生了。

此时至今，我还相信一个道理，对于执政党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某一类文学作品起着一个安全阀门的作用。文学毕竟是允许虚构，允许夸张的精神活动方式，文学的批判、愤懑、讽刺毕竟不具有太直接的杀伤力，交通规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并没有要求人们必须遵守什么。相反，有些我们并不否认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人生的痛苦现象，等等，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它既可以提醒我们的注意，又可以为众人说几句牢骚话气话，冒冒烟，出出火，像高压锅上的限压阀，气大了顶起来响两声，呲两下，对于一个健康的与没有丧失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来说，应该是有益无损的。

不错，文学的批判性高智商性会带来挑战，但是文学的虚拟性、非操作性，以及它的幽默和爱心，它的软弱和纸上谈兵，以及感同身受、民胞物与的特色又有可能，应该说是极易通向和解而不是激烈的对抗。五四后的文学运动起了那么大的革命动员的作用，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与壮大，革命形势革命运动革命武装力量的存在与壮大，没有这些实际的与强大的力量，伟大作家再多也掀不起大浪来。

其后的一切是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僵持也是平衡的结果。批了白桦，讲了半天分寸，白桦作了不失尊严的检讨，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的编辑部改变了组成人员，领导上一再保证，不因为作品而整人（保证得我都觉得絮烦了），等等。大体上说，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文艺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或者是戏剧性的大事。

46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

一九八一年夏末，我收到了胡乔木同志的信，他写了一首诗给我：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庆君自由日，逢此艳阳天。

走笔生奇气，溯流得古源。

甘辛飞七彩，歌哭跳繁弦。

往事垂殷鉴，劳人待醴泉。

大观园更大，试为写新篇。

他是在住医院时读了一批我的所谓创新作品与创作谈后写了信和诗的。“故国”与“风云”二句出自拙文《我在追求什么》，溯流得古源云云，则是由于我抵挡那时关于我的“意识流”、“食洋不化”的攻击，以屈原、三李等为据说明这种自由开放的文体古已有之。见面的时候他表示他不满于“大观园更大”一句，但是再没有找出合适的词来。看来，体现领导身份与权威导向的诗句实在不好写。

我的印象是，他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喜欢读书谈书，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记录下来更像是一篇文章。他的样子儒雅可亲，虽然其时我已听说了他老的翻覆，与有时候批起人来极严厉的另一面。我问他毕加索的事，因为其时刚刚出现了所谓“《风筝》”事件（后面再谈）。他回答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很难接受毕加索。”话为什么说得这样客观？莫非他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判断也只是世上的一种（这等于对于多样性的默认），并不是处处代表绝对真理，如果是“他们那样的国家”呢？也许有另外的说法和标尺。他说到马恩的文艺理论问题，说是马恩并没有对文艺问题作过系统的论述，并笑着说：“我这样讲也许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却原来，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也有到了嘴边留三分的话。那时恰巧报刊上有一个争论，就是有人说马恩对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散见于一些断简残篇，尽管他们有许多精辟的重要的见解，却不能放言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种论点，一上来就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有点“大逆不道”。看来上述“逆论”并非空穴来风。

他说，高尔基的代表作是《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而不是《母亲》，虽然后者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

我还有一个印象，高级干部受的限制太多了，影响他们摄取的信息。警卫，秘书，难于自由行动，难于与百姓接触。他的住房虽然比凡人的宽大，但仍嫌简单朴素，四墙空空，连个艺术品也没有。他的报架上挂着的报纸与刊架上摆着的刊物，远远不如我收到的赠阅报刊丰富。他们的活动天地未免太小。

他是内行。他读到我的“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指北京新疆，八千里路云和月，而从我经历世事至今，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他说，不能每篇作品都这样写，否则就会自我重复。他说得完全对。

他的另一个见解也极精彩，他说中国的温庭筠（他非常准确地读“云”而不是像一些人读“均”），美国的爱伦·坡，都是极有风格的，但并不是大家。

他讲的风格问题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虽然他讲此话的目的是教育我不要在意识流上走得太远太偏各色。王安忆也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越是有风格，越容易被模仿。我则要说：剑走偏锋的风格，来得快俗得也快。

一九八二年春，我应纽约圣约翰大学金介甫教授之邀前去参加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台湾的颜元叔在会上为台湾当局不准陈映真与会辩护，并在吃早点时对我说希望大陆上的朋友配合一下，陈是“台独”。这也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他们二位成了亲密的“反独促统”乃至反美的亲密战友了。第二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一位从湖南来的中国学生梁先生宣读类似《告中国作家书》的一篇檄文。梁先生是先在湖南当地学生运动***了点麻烦，后因他与一位美国留学生结了婚，所以较方便地选择来到了美国定居。

他的檄文中罗列了中国的不够民主自由的例证，然后大声疾呼道：“中国的作家们，你们到哪里去了？”全场听众极其活跃，认为会议终于开到要出彩的时候了，还有人提出“听王蒙的”。

他们要看王蒙的好看。你反对民主吗？跑到美国反对民主，你只能暴露你的“共产党”干部面目。你赞成民主吗？你就是反对中国政府，看你往下的文章怎么做！

我笑答：“中国的作家在中国，我在北京，同行的黄秋耘先生则在广州。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我们正在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民主与富强努力。那么请问您，您在哪里呢？您在纽约？您在纽约放大炮？您要号召并指挥我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您责备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又没有那样？我的天。要帮助中国也好，拯救中国也好，是不是在中国会更有效，在北京哪怕是长沙会更有效呢？”

有一点笑声。已经绷得很紧的弦儿放松了，已经冒烟的火药味儿变淡了。

还有一次是香港的璧华。我讲到中国作家确实吃过不少苦头，但也受到读者的极大敬爱与关切，我讲到甚至于有远方的读者，卖了血，到北京来看望自己喜爱的作家。我讲到刘心武前后收到读者数千封信，并将之编了一本书。我声称，所以，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作家。他听了之后，激动地站起来，说是王某人现在已经是为官方说话了，他讲得声嘶力竭，连香港《七十年代》（后更名为《九十年代》）的主编李怡也对我说：“他有些失态。”我则在他大喊大叫后按照会议的礼貌，走过场地回应了一句“hankyou”，全场大笑。现在璧华似乎也不那么激烈了，他几次参加香港作联的代表团到内地参观访问，态度平和。

会后由何南喜女士陪我们几个人各处走了走。何的父母是美国共产党员，五十年代在美国待不下去，来到了中国。何在中国读了中学，她可以讲极流利的中文。何南喜讲到“文革”后她在中国受到的不良待遇，并用北京话说：“让人挺寒心的。”

我们在纽约附近的维尼亚德岛与出生于中国的约翰·赫西见面并见到了著名左翼女剧作家，近九十高龄的丽莲·海尔曼，丽莲在二战中多次去过莫斯科，曾与莫洛托夫会见。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写？我说，我希望在人的心灵之间建立桥梁。她说：“废话。”我只好一笑。

联合国有一位华人雇员尹先生，他办了一本中文杂志《地平线》，报道了王某在此次研讨会上“舌战群儒”的场面。另一篇文字则说，此次王某的表现使他在海外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

一九八二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

这年夏天我与芳自费悄悄地走了一趟北戴河。每人花几十块钱，坐市政公交车，住进了北戴河外国专家局疗养所。同车的大半是年轻夫妇，刚结过婚，到北戴河度蜜“周”。咱们这儿还不可能是度蜜月。我与芳一晚上一晚上地唉声叹气，觉得自己并不适应这样的角色，人生怎么这样地无常？说声出事就一家伙跌入了大粪坑，说声对了路又马上戴上一顶并不那么适宜的冕冠，这会让我多么吃力，对不起领导的错爱！

我被提名为党代会的代表的候选人，但是在市的代表会议上，我落选了。

为了扩大民主，开始实行差额选举。据说有一位中层领导表示不同意我当代表，因为我是搞“自由化”的，这个意见传了出去，我就丢了票。文艺界有三个代表当选，一个是话剧演员于是之，另外两名当选的代表都是戏曲演员。我体会到了党内民主的威力，我高兴的是，海外在说我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那是说我为官方说了话，而市里有人出来说我自由化，挺寸（即巧），说明我有我自己的把握，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不是你们的小心眼能理解的那种人。

不是正式代表，但我还是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十二大。

列席者不参与选举，但是投完票开票唱票时叫我们进了大会堂，我在二楼上看到了候补委员中有王蒙的名字，我不敢贸然认领下来。大会秘书处通知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还有中顾委委员与中纪委委员）下午开会。

我回到市文联，请市文联的人事干部核查，此王蒙是不是大会主席台上幻灯片上打出来的当选人名单中那个王蒙。答，然也。文联人事干部陈冶对我说：“行了，这回到了头啦。”前不太久，她协助安排过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与我的谈话。另一位市文联的党组领导则叹息，八大时整个北京市，只有彭真是中央委员，而刘仁是候补中央委员。他叹道：“现在也毛了。”他是实话实说。头衔一样，人不一样，给人的观感也可能大不相同。同伴当中只有刘绍棠激动之至，还专门写了信跟我谈感想。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十二届一中全会，主要任务是产生新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书记处与中央军委。当然是极其严肃的会议，严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