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荷华我接触了许多可爱的人。同为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成员，有罗马尼亚作协的副主席，罗共中央候补委员乔治·巴拉衣查，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卧室，但是共用一个厨房、一个饭厅与一个卫生间。在写《杂色》期间，有一次我忽然听到乔治的狂叫，原来是我忘记了煮在煤气火灶上的小泥肠，烧得满室冒烟，消防警报器开始鸣笛。我们一道关火开窗开门放烟，才没有酿成大祸。

我后来一见他就说是他救了我的命。一九八六年年底我以官方身份访罗时讲到这一段，当时的罗文化委员会主任，一位女性，本人是高能物理学家，应声道：“喂哇（犹言乌拉），巴拉衣查！”我则建议授予巴拉衣查名誉消防队员称号。

一同在这里的还有台湾诗人吴晟。我们三个人英语比较差，故而聂华苓请了一位老师给我们补习英语，老师是希腊裔，名尤安娜。吴晟提出，如果聂这边没有次年仍然邀请他来美的计划，他就不想参加学习了，学了有什么用呢？

他问。后来学生只剩下我与乔治，乔治不好好学，尤安娜总是表扬我而批评乔。

此年十月十五日，是我四十六岁生日，当天晚上聂华苓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了尤安娜家里，他们为我举行了生日晚宴，唱了《祝你生日快乐》，吃了蛋糕，送我一些生日礼品，保罗给我的是两条领带。这是我最最愉快的生日记忆之一。

在爱荷华，参加写作计划的作家也会见过记者，一个记者问道，请问王蒙先生，你现在与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期，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我的回答是，相同点在于，那时我是王蒙，现在仍然是王蒙，不同点是，那时我二十二岁，现在，我四十六岁。

还有人问，中国的文学创作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自由是不是有一个尺度呢？这个尺度又是什么呢？

我说，以我为例，我的创作曾经在五十年代为我找了麻烦，然而，现在我的创作比那时又放开了许多。我的创作是自由的，也是能够被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接受的，为此，我感到极其欣慰。

……如此这般，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头一两批访美的书写者，我有许多见闻，许多友谊，许多新奇可资回忆，然而我仍然钻牛角尖，仍然时有困惑，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对这次美国之行做一次总结，做一次理论分析与理论判断，原因是我不可能做到从意识形态上、从主张与理论、感情与想象上忽然来一个一风吹。

我们说过、写过、唱过、画过、演过、雄辩过、论述过太多的敌视、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话，后面的三视在五十年代是全民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官方是下发过宣传提纲的。搞外交可能很容易就转个弯，老百姓也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国人见识的国际国内政治的走马灯多了去啦……文学人可是要了命，我感到的是经验的满足与理论的褪色，是生活的开拓与豪情的失落，是新印象的云集与老传统的依然疙里疙瘩。甚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也有台湾背景的学者对我说：“当年，当大陆宣传美国是纸老虎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激动啊……为什么，为什么不再讲了呢？”

再过若干年，我相信读者会判定说这个话的人是在讽刺中共。

不，绝对不是！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我们不活这样久，可以减少多少困惑呀！

44精神啊，你在哪里

一九八一年年初，我们经香港转广州，乘火车回到北京。

回京后文联还有东城区要我做个什么访美讲话。市作协的副秘书长曹菲亚体己地告诉我：“注意精神”。四个字，全懂了。我想她指的是中央领导最近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一些“精神”。总之是说有问题，要抓。曹还提到邓某某访日后回来讲什么到了日本才知道是中国人尚未解放，受到批评，云云。

讲话好办，我是多谈西洋景，不谈姓资姓社，而且我压根并无看到什么高楼大厦百货花色就晕就醉的感觉。我想起我在中央团校时的经历，我到一个家境极好的同学家吃饭，我想到的是自己的贫穷不幸的家，越是在人家那里吃得豪华，我越是关心惦记自己的穷家。

紧接着就是春节，我犯了轻率西化的错误。我想借用美国的pary（派对，应该说就是聚会，而现在我们这里叫酒会或冷餐会）的形式接待来客，准备了不少面包、腊肠、酱牛肉、沙拉，还有一些拼盘、点心之类，也有啤酒、可乐之类的饮料，我请了一批同行客人。人家吃完这些冷餐，不大肯离开，他们以为我一定还要开热饭。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使得彼此都不明说，尤其有几位熟朋友，更是不肯离去。最后只好煮了点挂面搪塞，我以为他们是悻悻地走掉的，而我是汗流浃背。

令我高兴的还有喜讯，我的工资级别从行政十八级提到十六级，一下子提了两级。说是有一位颇有兄长风度的人坚决反对，他提出应该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与王维持一个差不多的待遇。但是单位的人事部门与领导，认为四个人根本不一样。

至于谁谁支持，谁谁反对提我的工资，还有另一位小老兄在群众场合说了我什么什么，再一位小老弟在另外的场合又挖苦了我什么什么，我全部都是付之一笑。

我认为这一切无足挂齿。许多事与话，自生自灭了，谁没事干或者干不成别的正经事，你就嚼你的舌根去好了，反正我太忙，我没空注意你。

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一年评什么先进党员，党员们要求民主投票，结果我以高票当选。我像一截弹簧一直踩着，一松脚，噌噌噌地一个劲儿往上冒，我对不起了。

文学本是个体劳动，结果在咱们这里弄出个词儿来叫文坛，这个词儿实不怎么样。不扶箕，不作法，不拜坛主与仙师，不收弟子，不立掌门人，何坛之有？

而且咱们这里重视文学，支持文学，文学连带着名利，至少是饭碗。作协、刊物、报纸与其他传媒的文艺部门文艺副刊文艺节目，各个文学出版社，还有创作中心文学院之类名堂，有组织、有级别、有经费、有干部，亦文亦官乃至后来是亦商。

这样从一开头，我就选择了对于文坛是非言语短长的退而避之、优而越之、超而拔之、笑而了之的死死决心。

一九八一这年春天还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浙江文艺出版社打算出版一个大型刊物《东方》，当时盛行大型刊物，北京的《当代》、《十月》，上海的《收获》，广东的《花城》，被港报称为“四大名旦”，此外江苏有《钟山》，安徽有《清明》，吉林有《新苑》等。《东方》创办伊始，尚无自己的作者队伍，便打“西湖牌”，邀请一些当时比较看好的作者到西湖边上住宾馆，写文章，逛风景，赏名胜，供稿件。我知道的被邀者除我外还有刘心武与叶文玲。

去杭州前先到了南京，《钟山》的副主编徐兆淮带我们看了南京，也与张弦等在南京见了面。除了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明孝陵以外，我最喜欢的是太平天国李秀成住过的“明园”。

我和芳这是第一次游西湖，怎么能不感慨于西子湖的风光古迹？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里连人们的说话也显得温柔，虽然那一年市内的公共汽车上常有人吵架。然后是软软的柳条，细细的水波，曲曲的湖岸，蜿蜒的山峰线，错落的建筑，各式各样的传说、往事、佳话、纪念……毛泽东曾经表示这里的鬼气太重……这样的美叫人喘不过气来也狠不起心来，我甚至觉得西湖是一个让人消磨斗志的地方，让人从冲动化为平静的地方。然而岳坟在这里，至今人们在这里为岳飞而怒发冲冠，悲情莫名；为秦桧而火冒万丈，啐骂无休。以石灰自喻，要粉身碎骨，以留得清白的于谦的墓也在这里。国人重人情，重面子，也重忠奸顺逆之辨，重悲情和煽情，重判若水火的分明爱憎。那么，毛主席恰恰是在这里的刘庄（还是汪庄？）规划部署了“文化大革命”，也就不像我想的那样难以理解了。

在西湖新新饭店，恰值电影界的头面人物聚在这里评金鸡奖。一天，我远远地看到一位前辈女演员笑容可掬地从对面也就是从曲院风荷方向走来，她对我的笑容极其灿烂。等我们临近以后，我向她探询式地略略含笑致意，错了，人家的笑容是习惯性的，她对我的招呼显出了扭捏的难受表情，就是说，一个著名女艺术家，被一个陌生的平凡的人打招呼，她只能觉得被动和难受。我自讨无趣、小有尴尬。

后来不久，由于我具有了某种夺目的头衔，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这位大姐主动过来找我攀谈，可能还要示好乃至示敬吧。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起我就是那个在西湖湖畔向她打招呼被拒绝的人。

现在，她已仙逝了。

在杭州之行的前后，我去了南京与上海，是我与芳第一次到江南。然后据说某部一个出版局的什么内参还报了这几位作家的江南之行，似乎是说作家们在腐化变“修”？出版社在引诱作家享乐？我们太可怜了。“文革”中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女作家由于有七双丝袜子，也被抄去参加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

倒是在我与芳坐上了杭沪铁路上的软席列车的时候，与我们同行的时任文联研究室研究员的刘梦溪喟叹良久，说是我与芳几十年来同甘共苦，现在一起走走江南，呜呼！

直到这一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我们被评为最好“侍候”，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走到何地都很少向地方有关接待人员提任何要求。

如此这般，我已记不清是此年的夏秋之际还是更晚，在北京开始了文艺界的旷日持久的学习讨论会。参加的人有各文艺领导，包括文化部、中宣部文艺局、文联与各协会、总政文化部等的头几把手，也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作家艺术家。

我的印象连同工作人员一共有上百名人士与会。主持人是周扬。内容是上边的精神。一个又一个的发言，都很长，很全面。总起来说有两类发言，两类发言其实互相对立，暗含着剑拔弩张，但我敢说来个生人一定觉得两边说的并无大异。

两部分意见其实用的是同样的语言，许多话都可以从这边拷贝到另一边，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政治化与反倾向斗争化的角度，同样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二分法，同样的对于成绩与问题的充分估计。那么分歧在于，什么是主要矛盾？

什么是主要任务？反极“左”还是反右？这个东西一讨论起来就乱乎了。

我有时候想，拎出主要矛盾的做法，在革命时期极其有效，因为，有教育救国论，有乡村建设派，有实业救国论，有科技救国论，有改良主义者，等等，而我们毫不含糊地指出，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共产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国民党统治者的矛盾，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什么都是瞎掰。新中国成立后对搞运动也极有用。但是，遇到另一种情况，一种相对正常得多的情况，在这样一个大国，即使指出了主要矛盾，也无法代替各项具体工作。

是的，这是在争一个主要矛盾的定义权，反倾向斗争的命名权，“精神”的表达权与解释权。一个说，我们要吃饭，但尤其不能忽视喝水，另一个说，我们要喝水，但尤其不能不吃饭。一个说，谁说不吃饭了，这是歪曲，这是强词夺理，我们只是说人渴极了必须先喝水再考虑吃饭的问题。另一个说，谁说不让喝水了？有的人喝得都得了水肿与腹胀了！再不考虑吃饭的问题怎么得了……一个说，你现在左脚在前，必须高高抬起右脚才能迈过那一道沟坎。另一个说，你的右脚已经陷入泥沼了，你怎么还不伸左脚？一个说，你方向不正确，有多少作品也是白干，一个说你没有作品，讲多少方向也是空谈。这样的争论，我参加了多半辈子！

谢天谢地，二十多年来，很少进行这种主要倾向何在的牛皮争论了，具体管理、个案处置、行政安排已经替代了在文艺界屡屡进行过的反倾向斗争。进入新的世纪，有一次一位高层领导要接见文艺界重量级人士，我猜测不出来是要谈什么，结果是谈改善文艺界头面人物的医疗服务事宜。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有一个梦，想把两类意见撮合到一起，而实不赞成两个不同角度的讨论变成山头之争、意气之争、人事之争。

这时传来南方某省委领导对文艺工作的说法，叫做“莫把支流当主流，莫把苗头当过头”。一下子执第一类看法的同志如获至宝，但这毕竟只是地方领导的意见，算不算数呢？

……有时候我安慰也说服自己，越是要大步改革了，越是要稳住阵脚，不然又是审判江青，又是给刘少奇平反，又是所有的“走资派”杀将回来，又是给大量的“右派”改正，最后甚至于是解散了人民公社，中国能不乱了套吗？

没有乱，就是因为还有加强掌控的另一面。

只是我觉得周扬似乎在孤军奋战。当年，他为反右运动作总结，讲“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讲“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为反修而召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会议，讲小人物打倒大人物，那是多么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尖刀利剑，寒光闪闪。而现在，他老了，喉咙嘶哑了，没有当年的威风也没有当年的严厉了，不严厉了还有谁敬重你畏惧你服从你……周扬的风度依然，嗓音退化，底气不是那么足。“文革”中他受的刺激太大了。

他背起了十字架，上下而求索，用相当古典的思路，力图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挫折一个说法，他要从经典马克思那边追求一个新鲜的、智慧的、富有涵盖面与穿透力的理论概念。他的精神感人，他的思路已嫌陈旧，他对自身的理论使命估计得高了一些，他的郑重、悲情、反思的责任心与勇气，感人泪下。

这也算一段有意思的日子，算改革开放的青春期。精神还在争论、酝酿。

尚未完全成型的精神使我有所期待，但也感到了相当的不安。

45《苦恋》事件

一九八一年的对于文艺问题的旷日持久的学习，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从中学到了一招，学习可以是认真贯彻，也可以是先搁一搁、冷一冷。学习可以是谦虚逊顺的太极拳。终于，《苦恋》事件爆发，没有结论的学习被中央召集的正式的思想工作座谈会所取代。

高层领导早已说了许多次，指出对于文艺工作乃至整个思想工作的领导软弱涣散，认为该整顿一下啦。

我与其他许多人一样，非常希望能保护一下白桦、彭宁他们，不是为了一两个人，而是为了来之不易的相对好一点的创作环境。搞文艺创作怎么这样难？

当然，我想的也只是一面之理。

都是饶有经验的人了，都够成熟的了，于是人们就黄钢先生的杂志《时代的报告》上发表的批白文章大张旗鼓地议论起来。总算批白桦时捎带上了一个面貌极“左”的靶子。

代表主管方面做报告的领导是胡乔木，他讲了几句话，觉得天冷，工作人员给他加上一件罩衣，他叹息说“风烛残年……”。他讲的话有几点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已经由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所取代，兹事体大，六十年代初《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一直是“四人帮”定性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事件，被“文革”清算不止。二是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所代替。至少是说起来宽泛了些。

胡还提出，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写“文革”、写伤痕了，否则等于人为地延长“文革”的影响。他的逻辑比较给人以与众不同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