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次研讨的大陆方面有北京的刘恒，上海有李子云、吴亮、程德培，本来还邀请了浙江的李庆西，但是李所属单位就是不让去。是官就有权，有权就管事，中央再说开放也没有用。另外有一些滞留境外彼时基本未归的文人，包括刘再复、李陀、苏炜、高行健、黄子平等，也在以大陆方面的作家的身份与会。来自香港的则有黄继持、小斯等，台湾本地的人就多了。

大陆作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台的，台方是分别点名邀请，绝对没有给大陆有关方面留下选择、安排、组织、控制的空间。不知为什么，台湾朋友却坚持认为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团长是我，这也奇了。莫非说明台湾方面的与会文友是相对更有组织的？不会吧。

与大陆作家谈港台文学相比，台湾作家对大陆文学显然更关注、更挂牵，也更痛惜和激烈，可说是炮声隆隆。

有一位台湾文友说刘恒改编的电影剧本《秋菊打官司》写得太理想化，秋菊这个人物不真实（按，这个意见是批评大陆作品的，但是其逻辑与文学观念，却与大陆某些人如出一辙）。刘恒的回应十分别致，他说：“当然有这样的人物，我爱人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质朴真诚的说法，令人难以辩驳。

李子云在讲女性写作的时候，顺便提到了张爱玲，并说她的为美国新闻署所写的命题作文《秧歌》与《赤地之恋》失之粗糙与概念化，立即有台湾作家为之辩护。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刘再复的发言提出，大陆文学四十年的发展是“从独白到复调”，意思是原来单打一，现在是多种多样的了。会上掌声不少，但我去卫生间时，听到也在卫生间小解的两位台湾教授极其不满，说是刘的名词用错了。盖是俄国有一位理论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提出了“复调”与“独白”的概念，这是一组特定的概念，台湾教授坚持学院派阐释的规范性与严肃性，而再复，本来也应该有点学院派的，他宁愿意望文生义地借用这两个词，这倒是反映了两地的学风的区别。

我国台湾有一著名作家李乔，与云南一老作家同名。台湾李乔突然在会上发表一个声明，说是他所以与会，是出自对他的老师齐邦媛的尊敬，他其实不认同台湾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的。他的声明，显然是受到“台独”压力的结果。

余光中先生在首次的晚宴演说中，就批评了所谓“台语写作”的作茧自缚、自我边缘化的主张。余先生还讲到了小岛也可以出大作家，例如爱尔兰，就出了王尔德、詹姆斯·乔伊斯、萧伯纳等。余先生还说，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学的三座仙山。

台湾作家中也时有小的碰撞。一个是留洋（不归者）派与本土派之争，本土派大骂留洋派对不起用血汗钱铸就了他们的旅美幸福生涯的父老乡亲。留洋派则高高在上地一笑。

还有台湾文学的边缘地位与中心地位之争。后来这样的争论延伸到了大陆。

我始终不感兴趣。

最后一个晚宴的讲演者是我。我的讲话的题目是《清风·净土·喜悦》。

我一上来就定下了一个从容的与乐观的调子。我来台湾是为了以文会友，为了享受宝岛风光，为了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中华文学。我不可能跑到台湾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作家，也不可能为自己的地域、集团、派别而争执什么。我坦然承认有过“疑无路”的试练，然而我强调的是“又一村”

的光明。

我力求登高望远，心平气和，用理性、和谐与文明，去战胜乖戾的炮声隆隆。

我强调我是过来人，我懂得轰来轰去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的悲哀。我的话有几十年的国家的与个人的经历做依据，我的话是有力量的，我其实嘲笑了那些极端的搞语言轰炸语言暴力的人，不管这样的人在哪里。

我要说的是，在场的我的老同学，在台南任教的著名戏剧家马森先生，听到这里流出了眼泪。

我讲完话，马森噙着泪来与我交流。李子云过来说，她从来不当面奉承谁的，但是这次她要与我握一握手。《联合文学》发行人，《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的儿媳，此报现董事长王必成的妻子，“美女作家”张宝琴给我写了一个便条，称我是“海峡两岸第一人”。我当然不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成绩，而是历史，是与时俱进的调整，是总体的和平、和谐、亲和的调子，使我们能够在台湾登上以善制怒、以和代狭的道德制高点。

同时，回到北京，我又遇到了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恶意，他们努力一次又一次从境外的报刊上寻找片言只语，证明我的台湾之行如何之糟糕。这些自己办不成一件事写不成一样作品说不出一句像样的动人的话，却又如此痛恨一切建设性的努力与尝试、生生要你也做不成事的人们啊。

而河南作家张宇说，王蒙有雷锋精神，他带了一批研究生，研究生拼命批他，批得王形象更清纯，而研究生们也都赶上了车，捞到了实惠。

台湾的这次文学讨论会，开幕式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先生出席并讲了话。他到来的时候由保镖排成两行人墙，威风凛凛。他的讲话比较呆板，远不如此后他来访问大陆时的发挥。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专门请我与芳吃一顿涮羊肉。王老说话口音很重，由一位年轻报人给我们当“翻译”。此后数年，在台海局势很不好的时候，王惕吾先生去世，通过文化部与国台办，我坚持给他的家属发去了唁电。

我拜访了我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女士，她已退休多年，用一次性退休金购买了一套公寓房，不算宽裕。我们在她家吃了饺子，感觉与在北京无甚不同。她的三儿子在国泰航空公司做事，我们离开台北时，他穿上制服为我们送行，给我们的舱位提升为头等舱。

我还拜访了原“立法委员”阿卜拉·提曼。他是伊宁市人，据说家就在伊犁州银行一带。他的大女儿永乐多斯（即yoluz，维吾尔语“星星”之意）定居马来西亚，是一位同行，我们早有联系，相处甚好。我的描写伊犁农村生活的集维吾尔文版《心的光》通过永乐女士传到了阿老手中，他读了又读，放到枕边读，他自称读得老泪纵横。他与我一起喝了两瓶白葡萄酒，他说他自己算不上维吾尔人了（约指在台湾少有维吾尔人，他的家属也都不通维吾尔语），“老王才算维吾尔！”这也算过奖了。

我与旅美诗人郑愁予一起去了淡水，当地台胞极其热情，把他们的珠宝拿出来陈列示客，把他们吸了一口的香烟递给我吸，使我深受感动。

一九八零年在美国多次见面的我国台湾乡土诗人吴晟从远地乘长途汽车来台北看我，他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必须赶回去，因为他还要给学生上课。

其情亦十分可感。这些事例，使我深深感受到台湾本地土生土长的同胞对大陆同胞的深情厚谊。我还有机会到阳明山去喝冻顶乌龙，一切按严格的程序办理。

可以清心，可以明意，可以静笃，可以和谐。

郑愁予两次带我们清晨去喝永和豆浆。我在此年访问新加坡时已经领受过永和豆浆的美味，尤其是他们炸的油条，酥脆鲜软，令人留恋。

会后，《联合报》招待我们去了太鲁阁横贯公路，我们还到花莲证严法师所在的庵寺，听到众比丘尼的晚祷。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台北市闲逛，但还是去过一次新东洋食品店。来此地前，我吃过该店的蜜饯金橘与凤梨酥，都很精致，他们的肉松里加一些海菜，风味也不错。另外我在服装店买了一件蓝色条绒西装，我觉得做工与销售服务都是不错的。在台北做客，生活上绝无异乡之叹。

一九九三年一年，与芳一道，走出国门，前后访问了新、马、意、美四国与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在境外就待了四个多月。世界真奇妙，中国真热闹。

天地真辽阔，朋友真不少。回来后一次听京剧，碰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他说：

“你出去讲学了吗？效益怎么样？”我回答说，很好很好。到处走走，开阔眼界，益处颇多，有助于消除坐井观天、作茧自缚、夜郎自大、关上门称王称霸的毛病。

也有助于消除崇洋媚外、少见多怪、看花了眼、拿上个鸡毛就当令箭、拿到个棒槌就当真（针）的毛病。

66我仍然太幼稚了

一九九四年，我的快乐已经堪称圆满，写作、出访、会客、游泳，讨论问题，关心社会，自由而又充实。

乐极生悲，此话端的是真理。稍一不慎，就出了小小麻烦。

首先是中国的所谓专业作家体制。这一年我们到承德出席一个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有关散文创作的座谈会。台湾作家、出版家郭枫支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中间，上海《文学报》的一位记者闲聊中问我，对于现行的由作协“养作家”（这个养字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的体制有些什么看法。我说，这种体制是有一些流弊的。首先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生活是主体，在先，然后是创作；但是对于我们的“专业作家”来说，似乎写作才是主体，生活实践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了。

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所谓专业作家的代表作，恰恰是没有当专业作家之时写出来的，而当了专业作家之后，几十年过去了，乏善可陈。

当然，国家是有任务也有可能来支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第一，我主张设立国家文学院，设立院士制，维护一批老年精英文学家的生活与社会地位，优厚礼遇，如科学家然。第二，设立文学创作基金，根据课题与本人创作的记录，申请、发放创作基金，不低于目前以月工资“养”的数额。第三，设立高级别、高数额的文学奖金，以突出对于杰出作品与作家的支持。第四，设立各类比较广泛的文学奖金。第五，大大提高稿费标准。第六，对于因非文学的原因被要求推迟或暂停出版的，应该由有关方面发给补偿金。第七，一些大学，一些大的出版单位，一些大的文化团体与文艺演出团体，一些大传媒，可以“养”一些作家，并向他们提出一点灵活性较强的任务。

其实我这些意见并非新论，早在十多年前，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改革专业作家体制的一些探讨》一文，提出了类似的原则性意见。

这篇文字写得很早，立论比较严谨，堂堂正正，浩浩荡荡，从与生活的联系的角度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来谈问题，比较能够高屋建瓴，难以驳倒，话也说得全面一些。原因在于这篇是我自己写的文章，我遣的词造的句定的稿。我对它当然负有完全的责任。

一九八三年的文字引起了一些省市的注意，并且想作一些试验。我当时的身份是新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有人分析说，此文是有背景的（王按：并无其他背景，别慌）。有的省乃规定专业作家月工资只发百分之七十，另外的生活补贴，则与发表作品情况挂钩，发表作品越多，得的越多。如果自认短期内无写作计划写作意图，可以自动申请转岗。

这样的试验似乎也未能坚持下去。

《文学报》的记者简要报道了我的对于专业作家体制的说法，却没有详报我的替代主张。这回可糟了，似乎是老王把全国的作家同行全卖了！

先是上海的陈村老贤弟说话了，什么？王蒙不让养作家了？王某要端我们的饭碗？你前一段不是蔫了一阵子了吗？现在又活动了您啊。一活动就先害我们啊。

另一位北京的老贤兄，老朋友，好朋友则严正指出，文明的国家都是（？）养作家的，不养作家是不文明的。

于是我后悔不迭。第一，我哪里想得到与记者随便闲谈两句话就成了报道，记者记者，你们都是害人精，是定时炸弹或者地雷！第二，我还以为我的立足于改革、立足于扩大创造空间的意见能受到精英知识分子们的热烈欢迎呢。第三，我还以为，此时我已经不代表领导方面或权力方面，我可以探讨探讨一些事项呢，谁知道人们是这样的羸弱，这样地敏感于自己的利益会在改革中被触动！由此可见，咱们这里的改革该有多困难！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也许不仅是措辞的问题，什么叫“养着”呢？作家同行说，我们缴了那么多税，我们赔了那么多时间和劳作，究竟是人民养着国家呢，还是国家养着人民呢？

也对。这个“养”字我完全是跟着记者走的。我不慎重也不够精细了，对不起。

还有另一位老贤弟，认定这么伟大的国家，当然要养一些“北门学士”之类的御用文人啦。

……后来的作协领导与头面人物，显然吸收了我的教训，他们强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至少不让任何人为“失养”而忧心忡忡。他们强调由于法制还不是那么健全（此话微妙，心照不宣），还是不能改变类似“养”的办法的。

大家都需要的是定心丸。没有谁愿意放弃已有的福利。

然而非专业作家们，网民们还是有各种说法。

它从反面证明了作协的存在给它的会员们带来了多少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心连着心，你不可能自我疏离出去。

它从正面提出了这个体制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必要，至少要有一个说法，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对人民的对所有纳税人的责任。

至于我们要坚持的体制或办法，也要向百姓说清楚，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解释。

次年即一九九五年还有一事值得写在这儿，那是西方世界的事，且让我们看一看在那边，文学是怎么样操作、运作、炒作的，除了不知道那边的作家如何劳作，别的“作作作”倒也令人开眼。

一九九五年我应华美协进社与一所大学之邀，在访问加拿大后与芳一起顺访美国。这个协进社（chinainsiue）在当初是胡适创办的，主要成员是美国主流社会人员。我在那里介绍中国文学近况，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充当我的翻译，流畅无比，有时我们俩用中英文互相开开玩笑，如同对口相声一般，效果极佳。

也是这次，美国笔会的能干的女秘书（长）专门找了我提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发给北岛，你知道吗？”

答：“不知道。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进程是高度秘密的，别人不可能知道。”

她说：“但是我知道。”

答：“唔。”（真厉害，真棒，真压你一头，可惜后来证明是假的，是吹牛。）问：“如果北岛得奖，你有什么反应？”

答：“诺贝尔文学奖有上百万美元的奖金，无论谁得到，都值得祝贺，如果是你得奖，我也一定会祝贺的。”

问：“对此事中国作家会有什么看法？”

答：“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提问者两眼放起光来了：“为什么会有人不高兴？”

答：“您不也是作家吗？您难道不知道，每个男作家或者女作家，多半会认为他或她自己才是最好的作家，为什么要佩服与拥戴北岛呢？”

问：“那中国政府会是什么态度呢？”

答：“现在谈中国政府的态度为时太早。而且，我也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言。”

她是多么失望啊。她是多么像一个用诺贝尔文学奖做红布的斗牛士一样，以虚假的红布（因为迄今北岛并未得到该奖，这位美国女作家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逗弄你与刺激你，然后她好看被激怒的牛向前扑打的笑话啊。

如此这般，到了二零零七年，出来一个郭敬明加入作协的问题。其实我只知道小郭写过编过许多种受少年读者欢迎的书，此外一无所知。著名出版工作者金丽红同志问我可不可充当小郭的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是陈晓明教授，我未加思索就同意就在他的申请表上签了名。我相信我是在做一件有利于小郭，更是帮助作协的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