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他讲的是反映本质而不只是写真实，不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尤其是他说：“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他反对“左”也反对右，他预感到了动乱的危险，他发出了警告，勿谓言之不预。怎么说呢？这里有欢庆，有抚慰，有心连心，也有领导与被领导的明确定位：没有什么含糊，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按，其时已经传达过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大家已经知道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

你是真正的歌者，你感到的是文代会上的杜鹃啼血，精卫填海。你是闹者叫者吵嚷者呢？对不起，在四次文代会上我想到了对于众声喧哗的一些不敬的说法。喧哗是喧哗了，然而浅多于深，情大于理，跟着说、奉命说、人云亦云大于认真负责的思考。说实话，四次文代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

更多的人保持听（吆）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例如路翎、胡风在平反以后的言论与文字中，也绝对是首先讲感谢，感激的。

我们有久经锻炼和教育的文艺队伍，其实活跃者也是摸着了某种精神以后适当活跃一下的，说声转弯，也就转过来了。极少数活跃得收不住闸的情况，此是后话。

你是梦者思想者行吟者记录者，你得到了或者正在得到海阔与天空。你大有可为。你是按精神说话办事的谨慎者，那么有多少水，和多少面，不会过分。

而如果你寻思的是充当人民的领导者，领袖，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如你在十余年后向外国朋友所表示的那样）呢，你让我想到了孙猴子在如来佛的手掌心翻筋斗的故事。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欢欣鼓舞，能开成四次文代会，一批原来打入另册的人能恢复名誉，一批冷冻二十余年或者更久的人能大放（更正确地说是小放）厥词，这已经是多少鲜血多少青春多少生命付出的果实了。

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一个低的标准，也是高的标准。成败利钝，置之度外，香臭宠辱，形象观感，也只能碰运气，我学会的一个最有用的词就叫“大言欺世”，谨妨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

精神领袖或导师于作家***现，也许是鲁迅的那个时候。也不是鲁迅当时，而是以后被评价被承认被尊崇。现在不行。除了鲁迅，古今中外，作家而成为世纪良心、精神导师的绝无仅有。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都不算。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

近世的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倒是有点精神先行者的意思，但是也并无导师之风。

我希望保持适当的清醒，上海话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

立刻有了反响，一些同行表示我讲的令他们不满足，听了不甚过瘾，我讲得太软，不痛快。从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夹击了，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

也可以说我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这样的桩子，客观上有点像个界牌了。

刘宾雁讲如果成吉思汗安装了电话会是什么情景。他喜欢大骂国人，把愚蠢、野蛮、专横、无知之类的字眼挂在嘴边。一位女诗人讲领导不要信小报告。她讲得惟妙惟肖，极富表演性。她在大会上当众表扬另一位后来与她极不和谐的诗人，不知人们今日是否还记得。一位上海老干部王若望口音不清，抓不住重点，气不打一处来，显得很激动，却又不知所云。他的上海同行说他是以“小热昏”

而著名。一位剧作家自问自答：“你们究竟要什么？”“我们究竟要什么？”他要的都是最好最理想的事，包括全面的启蒙主义、现代性与普世价值。他在讲他的“i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想）。周扬同志在大会上正式向被错整了的文艺人道歉，他特别提出向丁玲、江丰等人致歉。另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老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说是周的道歉也代表了他，立即有几个人在会场上喊叫：“不代表你！”

而我印象极深的是夏衍老的闭幕词。他讲到了反封建，讲到了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需要发展的，讲到了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科学，强调学习，是夏老历次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都很爱听。

这次文代会上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与会许多人提出那时的一些“自发性文学社团”的事，如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杂志及其作者群，包括顾城、舒婷、杨炼、芒克、甘铁生、史铁生、潘婧、徐晓等。他们的名字至今多数人们耳熟能详。舒婷的诗与散文是那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她如今也是厦门文联的领军人物。史铁生的为人与为文深受各方面的尊敬与好评。潘婧的《激情年代》获得了上海文学奖的头奖。还有些人选择了移居海外。

当时有一些大学的文学社团，例如在武汉大学的文学杂志上我就读到了张安东的别有风味的：《大海，不属于我们》，他写得忧伤而又含蓄，青春而又沉重。可惜此后不再见到他的创作。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我的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兄长光未然。

该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作协章程里加上了为繁荣文学创作加强与各文学社团联系的字样，这反映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促进文学界的大团结大整合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避免在文学上出现政治分化与身份裂痕。可惜，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反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患。

一九九七年，我访问原东德国地区的时候，就听到那里的所谓与原民德政权合作的与不合作的作家的分野。我想起张贤亮的名言，谁需要在欣赏以前先弄清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政治派别？

三十二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除了大的社会变动的投影与有关政策的宣示以外，这样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会竟然没有什么文艺的内容可资记忆。

会议的规格与气势也许令人记住，令多数文艺家包括许多标榜清高与忧愤的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们羡慕感动向往。几千人的文艺大会，人民大会堂的灯火辉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尽数出席，掌声如雷，热泪如注，铿锵动员，豪迈号召，英武表态，响亮口号，勇敢决心，都令人热血沸腾，如参加了战前爆破动员与班组红旗竞赛。还有大会上才揭开幕布的几十名几百位贤达俊杰名流人物的升降进退：谁谁当了主席，谁谁当了书记，谁谁当了委员，谁谁当了理事，还有后来的顾问、名誉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其他封号，蔚为壮观。有为之哭的，有为之笑的，有为之奔走的，有为之上访告状的，有为之处心积虑或者痛心疾首的。甚至许多年后，还有一位很有身份的可敬的老文艺家，在一次类似的盛大会议上因为理事候选名单上漏印了他老的名字而泣不成声，几乎当场晕倒……偏偏该一届理事会只开过两次，一次是成立，一次是下届大会前宣布寿终。

说来归齐，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中国的文艺进入了新时期，声嘶力竭，雷霆万钧，一切达于极致的“文革”，终于离开了我们，这应了物极必反的老话。

不论具体情节上有多少仓促和不足，肤浅和幼稚，四次文代会仍然算是一个转折，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

而此后的文代会、作代会，越来越只解决一个改选换届的问题了。

40那一段时光叫“井喷”

不论多么重要多么激情的大会，开完也就完了。紧接着对于我最重要的是分到了房子，地点就在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原顺城街、现称为地铁线，这是最早的北京地下铁路的路线。“文革”后期，在这里修建了一批狭小的公寓楼，一九七九年初，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曾来此视察，报上登了。

芳那时就说我们可能搬入，我认为她是白日做梦。

那时的前三门房子令人激动。后续的楼房尚未盖起，从我住的九层楼窗可以一直看到天安门、故宫、鼓楼、钟楼，即全部北京的“龙脉”。可以看到许多槐树。前三门的房子的北面也开辟了绿地，有草有树有花。房子刚刚盖成，只有少数人搬了进来，楼道里空得很，到处是油漆粉刷的气味。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内装修会污染环境制造肺癌，也可能那时用的材料毒性没有后来那么大。

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两位谈情说爱的青年，我很感动，它就是我的《风筝飘带》的由头。几十年后，我重读《风筝飘带》，仍然是一片欢欣，两行热泪。

我写了回城知青所有的艰窘和经过“文革”后的社会的某些方面的充满警惕与不怀好意。但我仍然歌唱着生活，歌唱着希望，歌唱着青春，这是比《青春万岁》还万岁的青春。这是“大龄青年”的青春，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我感谢这篇，它使我永远不忘那一段刚刚搬入二十三平方米卧房的新居的劫后余生。

二零零五年，《北京文学》为自己的刊庆编辑集短篇便是以此作命名的。

四次文代会与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后，我先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

文代会后一批“归来作家”被东北一些省请去与读者见面，讲话中被认为有走火之处，如对“西单民主墙”的说法问题。我专心于写作，辞谢了这一类邀请。听说有关麻烦后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保护一下这些感情冲动的作家？

弱者，你的名字是文人。气壮如牛而又胆小如鼠。怎么样才能保护得来不易的相对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创作环境？怎么样才能避免再次发生整肃作家整肃文学的悲剧？我再也不希望类似批萧军、批胡风、批丁陈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因为作家们不甘寂寞。我开始意识到，潜心创作最好。真正的文学就像真正的学术、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其实就像是宇宙、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应该是有免疫力的，经得住折腾的。因为真正的文学不可能那样简明，像墙上或者广场上的言论那样简明。有深度的，立体的，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难于推倒的，尤其难于用毫无深度和层次可言的一时起哄所推倒，或者用鹦鹉学舌的念念有词磨磨唧唧所推倒。推倒了也还能再立起来，成为永远的纪念碑。

但我也并没有做到彻底的潜心创作，我倒是做到了何时何地都不放弃创作，始终首先坚持自己的写作人、爬格子的身份，否则万事皆无从谈起。那段时间报纸上重新发表陈云同志的一次讲话，说是“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有一个日本作家问我，这个指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一个人必须先入了党才可以写作，我对他作了解释，他仍然听不太明晰。

我早早地“首先”入了党，后来才尝试习作。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我已经说过，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

这一类渺小的动机旁人也许讳莫如深，也许自动消磁，但是我必须“坦白”出来，证明有一类人如我者是多么平凡，多么易于被细节左右。

在一次文学发奖会上，周扬说：“你们（作家们）说是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你干预政治的结果是政治也要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大意，下同。）周扬还提到，有一位安徽的老作家大讲作家讲良心，而政治家不讲良心，所以有矛盾。周扬自嘲地说：“你们可能觉得我是政治家，不讲‘良心’，而真正的政治家又觉得我像是文艺家，不讲纪律……”讲到这里，周扬流出了泪水。晚年周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呢？周扬说：“道路上有许多车辆，有行车的自由，但是也有红绿灯，交通警……”他的后面几句话许多人听不清楚，他说的是湖南话。刘宾雁大声解释说：“交通警！”然后周扬接着说：“你们也要体谅各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你们去试试，不一定比他们干得好嘛……”

张洁当场驳斥说：“那让他们来写写嘛。”

周扬笑了。

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酿制成特定的故事。改变任何一个元素，这样的对话就不会发生。毕竟，这样的回忆包含了令人温暖的往事。

这段时间是我写的一个高潮。一九七九年秋至一九八零年春，我写了《悠悠寸草心》、《难忘难记》、《表姐》、《说客盈门》、《海的梦》、《风筝飘带》，还有第二个中篇《蝴蝶》。此外，我给《光明日报》、《十月》等还写了一些长篇大论的评论。用那个时候的词儿，我的这种写作叫做“井喷”，压了二十多年，终于喷嚏而出啦。

新疆“文革”中有一个吓死人的“要案”，三位地委书记在一起悄悄地骂江青被举报，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中一位死了，一位被批斗得精神错乱。另一位在“文革”后官复原职。老百姓对于官复原职后的他的架子与“待遇”有些说法。我受此启发写了《悠悠寸草心》。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我强调描写了主人公，理发师唐师傅对于一位领导的同情与关心，强调了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此基础上曲为进言，提醒领导同志不要忘记“文革”

的教训，不要忘记倾听来自人民的声音。此作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奖，《人民文学》

杂志的老主编，在延安工作过的老文学工作者葛洛称赞它的“分寸感”，而冰心则说，她一看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母爱主题，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此作在一九八五年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上的王蒙创作研讨会上被汉学家瓦格纳选取作他的论文的题材。他分析说，理发的谐音是“立法”，而唐姓表明了王蒙对于恢复类似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的期盼。看来，中国的索隐派，一直影响到欧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