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这幢五十四号楼被海洋大学正式命名为作家楼，原校长管华诗院士撰写了《作家楼记》，连同到海洋大学来过的当代中国作家姓名，勒石刻碑为念。海洋大学还在图书馆内设立了斯文堂，悬挂着这些作家与人文学者的照片与简历。

二零零九年，澳门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74世界是多么阔大多么可爱

一九九九年，先是在春天与芳共同出席了巴塞罗那的论坛，并访问了马德里与格拉纳达。西班牙当然永远迷人。

我们参观了气魄宏大的奥运会场馆，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虽然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为奥运会修建的体育与服务设备，事后的参观仍然给人以人去楼空的感叹。

这边的建筑艺术家高迪的“东倒西歪”的门窗设计，堪称达到了建筑艺术、我要说是建筑艺胆的极致。这种天才的接近随意的建筑令人吃惊。它的伟大的建筑师被称为建筑疯子。

在巴塞罗那开会期间，中国发生了法轮功人员包围中南海的事件，欧美媒体作了报道。一时外国朋友们问我，falengang（王注：他们的发音是gang，不是gong！）是怎么回事，他们“轮”的音发不出来，变成了len，我则是一头雾水。

在马德里，我们住在科学院招待所，奇怪的是欧洲人的宾馆的床却相当窄小。

自治大学（在西班牙，许多大学都在校名上强调自治一词）有关人员向我们介绍，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曾在此住宿，使我们立马服了。

一天夜晚归来，小雨，我看到招待所门口不远处有几位打着伞的衣着暴露而又姿态绰约的女子，我以为是妓女。过后当地朋友告诉我那是男人，是专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的。

格拉纳达曾被阿拉伯国家统治，那里的阿尔罕布拉宫分为四个部分：阿尔卡萨巴城堡、皇宫、巴达尔花园与轩内洛尼菲山。其中的花园是阿拉伯统治者为纪念爱妃而专门修建的，我曾以此与印度的泰姬陵为例，推断贾元春未得到皇帝的宠幸，她的死无声无息。

阿拉伯花园有自己的特色。修剪整齐，引导生长，花叶浓密，有较多的攀354援架起的植物，突出了花朵、树荫、水流与水滴，不论是植物的行距、株距，是搭起的棚架的结构与距离，是日光与阴影，是飞来飞去的鸟儿与蝴蝶，都具有一种完美无缺的造型特别是图案美、几何美，我相信其中表现了穆斯林对于天堂的憧憬与想象。

阿拉伯宫美得令人悲伤，有了这样精美的花园，似乎已经达到了极致，于是你嗒然若失，再无所求所恋所梦。

然后是巴黎和德国的特里尔，在后面这个城市参观了马克思出生纪念馆与罗马帝国的澡堂遗址。罗马帝国把澡堂修得这样规模宏大，堂皇张扬，令人想不明白。

然后是瑞士，只为休息两天，第三天好去参加维也纳那边的一个研讨会。

伯尔尼，日内瓦，苏黎世，对于我也不是陌生的了。

也是这次访问中，我深感欧洲人多么喜爱雕塑，有多少好的雕塑，而且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雕塑。是历史、基督教、科学技术与大画家大音乐家们，雕塑了这一切。

深秋与芳共访了韩国，应韩国外交部主管的韩国基金会之邀。为韩国的青山绿水、争强拼搏、热情友好而十分感动。也为韩餐的美味而满足。

回京不久，我应意大利意中友协的邀请独自一人去访问意大利。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文学生活现状。

在罗马讲座之后，应威尼斯大学教授、我的多种作品的译者费龙佐博士的邀请到了水城威尼斯，尝了尝上哪儿去都坐船的滋味，当然觉得世界奇妙。

这一年我是“疯狂出访”，有点像一九九三年。可能是二十世纪快结束了，各种国际活动也在赶任务。回来后说的是十二月率一个对外友协的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东道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早就想找我去一趟了，他们也极门儿清门儿精，想出了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做派遣单位的路子。不但邀请我也邀请了芳与秘书崔建飞。

离出发日期还有五天，突然一夜本人小腹奇痛，哇哇呕吐，高烧三十九度六，浑身颤抖，略经曲折，最后诊断为急性胆囊炎。乃做急诊手术，摘除胆囊。

北京医院外科王主任主刀，时年七十九岁的名誉院长吴蔚然从头到尾盯在那里。

本来是半身麻醉，我甚至闻到了手术刀灼烤我的内脏的腥煳味道。手术床太窄，我的两臂被旁边的护士压迫得发麻，我想移动一下手臂，我的乱动被认为是神经紧张，于是给了我一针吗啡，我睡过去了。

人一生病，便觉医生护士都是天使。我实在感谢他们。我也佩服西医的这种工业型科学技术，给人动手术实就像修理汽车一样，该“打开”哪儿就打开哪儿，该换什么零件就换什么零件，不能换的干脆锯掉，果然就不闹腾了。从理论上说，它不如中医讲的玄妙魅力，但实在管用。

无论如何，是年我没有去成日本，日本甚至有媒体猜测不会那么巧地生病，说不定还有隐情。

而我一直养了一个半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迎接新世纪的研讨会时，仍然觉得自己虚虚弱弱。一直到夏天到了北戴河，庶几好了一点。

呜呼，生老病死，吉凶祸患，孰能无恙，孰能免灾？回想“文革”后已经三十余年，社会生活应算安定，然而，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更痛感光阴之不我待，生命之须臾而已，亲人友人好人之迅速推移，悲夫痛哉。

《大块文章》中讲到了父亲的去世。一九九六年，是母亲的离世。她聪明，机敏，活跃，然而正如她自己屡屡不平的，如果她不了解什么新思想什么五四，也就罢了，偏偏她了解了这些，却是毫无出路，毫无办法。终其一生，她不平，她不甘心，她冤枉，她痛恨，她的生活是不幸的，她活了八十五岁，最后死于脑血管疾病。

几位老同志的离去令人黯然神伤。李一氓与我接触有限，然而他竭尽全力地保护我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受恶意的伤害。他对我讲过他的动作的不便，他后来体重是太超标了。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就住了医院，然后就一天不如一天，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创造社的成员，他担任过新四军的秘书长，他是诗人、书法家、古籍专家。冯牧在医院中不忘与我讨论一些文学现象与文学主张，他自称是患（白血）病后形销骨立。据他的侄女说，她曾经认为冯过去吃了太多的西药，他有气喘病，常年喷药，多次住医院。他自己的看法则是，如果没有那些药物，也许他早就不在了。他的这种想问题的方法倒是给自己减少了不少烦恼。陈荒煤临了也是与我讨论电影事业。他们的离去好像是事先约会好了的，说一声走就都走了个干干净净。

而唐达成的去世令人意外和沮丧。他离开作协工作岗位后，我觉得是调整得很不错的，他不但写了评论文字还写了，他也常常致力于画国画，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再不像在任时那么多为难，那么多窝心。

而等他说自己在检查身体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此外并无感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起体检的必要性来。紧接着却是住院、手术、再手术，直到不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而他的夫人所说的好人活不长，又是多么令人悲伤！

比较想不到的是张光年同志的离世。二零零一年秋，人们为光年过米寿，即八十八岁生日，八十八，其形如米字，说法来自日本。而九十八，则称为茶寿。

那天几个朋友在广州饭店聚会，他的情绪极好，都认为要为他过茶寿没有疑问。

到了二零零二年一月，他突然心脏出了毛病，四天后，说走就走了。这倒是他的性格，是非分明，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对于自身的生命，他也是这样的。

这些人的去世意味着作协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不论是人事是作风是方法是重点是面貌是气氛，作协及其他类似团体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了。

我离开新疆不久，一大批好友先后去世了。郝关中，那个“游方大士”，身体好得不得了，我想与劣质烟酒的过度使用有关，他最后得了食道肿瘤，终于不治。我才走，评论家维吾尔族的帕塔尔江与家哈萨克族的郝斯力汗就去世了。说是郝斯力汗喝了酒，然后几个朋友在大街上走，郝说我不舒服，说着，就在朋友们的手中，往下一出溜，去了。后来，另一位家，据说是有王族血统的马赫坦，也死于类似的情况。并非十分和好的维吾尔族家祖尔东·萨比尔与柯尤慕·图尔迪先后因同样的心脏方面的疾病离世。柯去世时适逢我在新疆，我按照民族礼节前往吊唁。至于此前去世的克里木·霍加与铁衣甫江，就更令人难过。我去看望他们的遗属的时候，她们搂着我痛哭失声。

张弦的去世也极可哀。江苏作协确定开一个他的创作的研讨会，他却没有能等到这一天提前走了。病中我委托王干代我送去了鲜花，聊表寸心。近年陆文夫辞世前，我委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先生代为探视。

二零零五年新年我去苏州看白先勇主导的“《牡丹亭》青春版”彩排时曾经登门拜访老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极度衰弱。不太久，与老陆颇多相似处的安徽老作家鲁彦周也因同样的病在同样的情况下逝世。

一九九八年，我写了一批叫做《哀文友》的旧体诗。

对夏衍、陈荒煤、冯牧、张光年、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我都写了专文追思。

摘胆囊后三年，终于实现了率友好代表团访日的愿望。我准备了在大型招待会上用日语发表演说的稿子。其实我小学期间学过日语，可惜我只学会了片假名，不会像草书的平假名。确实是由于民间的抗日心理，我们那些孩子没有谁愿意认真学习日语，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一投降，孩子们都把日语书丢到了九霄云外，对日语是忘之犹恐不及。但毕竟有儿时的基础，我在文化部外联局日语专家老赖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终于可以讲出日语来了。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欢迎会上，我讲了话。我说到对日中文化交协已故的领导人中岛健藏、千山是野、东山魁夷、井上靖、团伊久磨等的怀念。我说今天的集会上他们好像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是电影演员栗原小卷主持的欢迎会，曾任议长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土井多贺子出席了欢迎会。

我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总部参观时十分感动。一间大房间，就是此会的全部办公室。

对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访问令人感动。水上勉刚刚做过手术，身体很弱。

他坐着轮椅对我说：“真想再去一趟杭州，再游一次西湖啊，哪怕是坐着轮椅转一圈啊……”日本有些友好人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的热情，催人泪下。

二零零三年我访问了毛里求斯、南非、喀麦隆与突尼斯。

非洲是多么可爱，毛里求斯是印度洋里的一颗明珠，到处都显出质朴与自然，大海与蓝天，白色的珊瑚礁受到国家的保护，现代化的旅馆里用的是茅草屋顶与原木建筑。时值当地的初春，我清晨下海游泳，水相当凉，同游的法语译员王杨游完了不停地吸抽着鼻孔，我连忙给了他一包维c银翘解毒药片。他与崔建飞从新加坡转机飞毛里求斯的时候，由于自认不懂英语，使他们失去了原来得到的宽敞的靠近飞机安全门的座位。我教给他，你不懂英语要什么紧，谁来跟你英格力士，你就跟他弗朗西呀，法语绝对不比英语少一点权威与国际化的气概。他学了就用，立竿见影。他背着一件乐器在巴黎转飞机，一个工作人员对他携带的物品表示有疑问，向他讲英语时，他的漂亮的法语竟然收获了肃然的敬意。而后一切顺利。

在南非，我们攀登好望角的灯塔时，注意到身前身后都是同胞游客，而在毛里求斯的维多利亚旅馆，也正碰到世界华商大会在那里召开。头几年，我看到在柏林墙那边留影的说的也都是大陆味道的普通话。我想起一九八零年首次访美时，台湾背景的诗人秦松曾经在晚餐会上幻想若干年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游客的情景，曾几何时，早已成为事实。而秦诗人不幸于二零零七年春去世了。愿这个孩子一样天真的诗人安息。去好望角的路上看到大洋里的鲸群，巨大，所以从容，平稳。令人惊喜赞叹。

南非的有色人种摆脱种族歧视还不久，与同行们的座谈，仍然洋溢着反帝反殖的热烈气氛。同时，可以分明地感到他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敬。

然而翻了身的南非社会治安极差。我早就听海外一位学者说过，说是曼德拉经过多年的囚禁，心灵完全升华了，他出狱后没有仇恨，只有慈爱。他主政后废除了死刑，但是社会秩序有了问题。我驻南非文化参赞车兆和嘱咐我们一行人注意看护好自己的财物，正说着，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不见了，内有相机和一些财物。这一切发生在五星级大宾馆的餐厅里。

喀麦隆的黑非洲风貌实在难忘。它的河流如大水漫漫，几乎没有河岸，却有河马在波涛***没。这里有更多的大自然，更多的纯朴。我吃到了菜蕉（一种做主食用的无甜味香蕉）、木薯等食品，我与一些部落的王室人员会见。他们穿着宽大的长袍，仪态威严。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国两制，却不知道如喀麦隆这样的一国数制。它是共和国，但对原来的各部落王室不采取取缔消灭的态度，而是取消其行政权力，承认其作为民俗的特殊身份。一切礼仪，一仍其旧，但已不管社会政治事务，有点像当年辛亥革命后头几年溥仪的处境。

至于白色的突尼斯，本是欧洲人的度假胜地。什么迦太基呀，什么罗马帝国呀，到处都是历史。

最最可爱是非洲，我写过一系列文字。我写过她的野马奔腾的河流，她的蓝灰色的鲸鱼、水中的犀牛与河马、陆上的大象与鸵鸟……美丽强壮的非洲男人与女人。每个人都是一尊雕像。每个角落都是一幅油画。我相信上帝是护佑非洲的。

75我在政协

一九九三年八届政协以来我担任政协委员，一九九四年以来是八、九、十届常委，二零零五年以来，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开始我多少以为政协委员是一个安排人事的闲职。有说政协是“不说白不说，说了白说，白说也要说”的地方。还有说政协是摆样子的“花瓶”的。

当然也不坏，也是一种地位角色，是somebody——人五人六的标志。

我的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不要看不起程序，注意遵守程序，就比无法无天不知道前进了多少。讲讲观瞻，讲讲摆设与调剂，也算有了文化礼仪，无愧周公孔子，无愧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范畴。我曾与政协的工作人员闲说过，花瓶也好嘛，江青他们连花瓶都要砸烂嘛。从砸花瓶到好好地摆花瓶、护花瓶、赏花瓶，也是进步。事实证明，多一点文明，多一点民主与法制的程序，多一点广开言路，绝非不值得注意之事。只有那些一心拔发登天者才嘲笑王某的这种低调逻辑：与坏相比，有进步就是好，有进步就大有希望。

其实政协的事情比想象得要好得多而且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