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还分a线与b线。曲里拐弯，越走越深，地形险要而且神奇。三号线走到头是一个大深坑，内有积水，使人心惊。二号线从来没有走到过头，据说可以一直走到金海湖去。一号线走着走着变成了下泻的碎石，再走就到了河北省的兴隆啦。

雕窝的我的农家院里，有一块土地，在原支部书记何金义的帮助下种了一片草莓，太棒了，不但结果而且蔓延扩展，又不用经常管理，我的计划是把它发展成草莓田，我在一担石沟期间也管过草莓，对之并不陌生。谁想得到，一年由于风大天冷，冻水没有浇够，次年草莓全部冻死了，我则越来越没有足够的时间到雕窝“务农”了，我乃下决心把我家的农业变成林业。除原有的核桃与山楂外，从遵化东陵移来了两株梨树，两株黄杨，一株香椿。自然生长出两株黑枣，我都找人嫁接成了柿子。一株长得很好，另一株已经嫁接成活，母树黑枣又发出了大芽，时逢sars那一年，我去得不及时，使嫁接好的柿子枝最终夭折。第二年又嫁接一次，我极不放心。

即使不在北京，即使出国到了菲律宾，我还惦记着自费打越洋（ip）电话给孩子，嘱咐他们把母树上出的芽摘除，保证柿子的成活。

此外还有一株杏树两株小核桃树。不论走到哪里，当我想到有几株树是我所惦念的，我感觉很好。

73教授、博士、海洋大学

就在指使一些人提高了批王的分贝以后，头一项效果是一些大学加快了聘请王某做他们的教授、兼职教授、名誉教授、名誉院长的步伐。《……其人其事》

的发表，使得南京大学立即决定聘王。但当时我不能及时去宁，结果我得到的头一个名誉教授头衔来自解放军艺术学院。

此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鲁东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泰山学院……可能还有别的高等学校，都聘请我担任了他们的教授，有的加上了文学院名誉院长，有的是学校顾问或高级顾问。我还担任了国家图书馆顾问、上海东方讲坛顾问。此外去讲过课的就更多，包括国防大学、装甲兵学院、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邮电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我被聘为他们的诗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延安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鲁迅文学院、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上海图书馆、上海东方讲坛、南京图书馆、光明讲坛、宁波讲坛、现代文学馆、301医院研究生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协会、香港图书馆、澳门基金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

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隐士，不是酒仙，不是闲云野鹤，不是一个完全省油的灯。我不会长期让那些不学无术、装腔作势、拉帮结派、与人为恶的猛人们如入无人之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学术讲演已经逐渐成为我的生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每年都要讲个十几二十次，二零零八年后达到六十余次（不包括境外）。

当然不是全部根据，但至少占有一小部分，《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上的那些批王文字，促进了我在高校的影响，帮助我获得了太多的教授头衔。一位寡言少语的体验派女作家说，如果请八零后们读读《中流》上的批王文字，他们肯定会对老王肃然起敬。

我更重视的是二零零四年，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委员会授给我的荣誉博士头衔。在莫斯科，举行了正规的仪式给我授学衔。年轻时候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受高等正规教育而遗憾，如今我也忝列教授与博士之列了，我得到了相当的安慰。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我应邀到荷兰莱顿大学讲演，我国驻荷兰女大使与该校校长参加了我的演讲会。此次的荷兰行我与芳还有助手崔建飞先生顺便参加了女儿王伊欢在瓦格宁根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一个德国、一个美国、一个墨西哥和两个本地的教授的主持下，她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博士学位。她的先生和七岁儿子也自费前来参加这一盛典。

我家毕竟有了两个博士了，对此还有争议，女儿伊欢说，她那个博士是真的——潜台词是我那个不算。但是俄罗斯的季塔连柯院士、科学院远东所长向我保证，俄罗斯的博士含金量更高，他说西欧的博士到了俄国，只能算是副博士。

而更认真的是青岛海洋大学，现名中国海洋大学。他们隆而重之地非要我去当顾问、文学院长（现是名誉院长）、首席驻校作家与教授不可。其情可感，其礼遇非我敢当。

海大校址为原来的山东大学，在这个兼有德国与日本风格建筑的小鱼山校本部，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老舍、洪深等都教过课。江青与王度庐（1909—1977，原名王葆祥，《卧虎藏龙》作者）都曾是这里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渴望恢复过往人文课程的传统，他们在丁玉柱老师的力荐下找到了我。

青岛当然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从西到东，滨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成为它的精华。除了海大的传统，海大的领导尤其是它的校长管华诗院士的热诚以外，青岛本身的魅力也吸引了我。

海大建立了王蒙文学研究所，由市委书记与我揭了牌。在二零零三年召开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陈骏涛、森冈缘（日本近畿大学）、张学正（南开大学）、贺兴安、曹玉如、章子仲（湖北大学）、樊星（武汉大学）、王文初（湖北孝感学院）、托洛普采夫（俄罗斯科学院）、严家炎、王春林（山西大学）、林建法、李玉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龚举善（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黄世中（温州大学）、曹赟（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安、毕光明、夏冠洲（新疆师范大学）、谢春彦（画家）、顾永梁、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研究系）、叶书龙（南皮县委宣传部）、任芙康（《文学自由谈》）、顾彬（德国波恩大学）、王科、周大新、程克夷、韩石山、解正德（《名作欣赏》

杂志社）、金进（武汉华中师大文学院）、陈美华（新加坡）、孙泽宇（新加坡）、王爱松（南京大学）、夏义生（湖南省文联）、古远清、卜键、沈悦苓（文化艺术出版社）、刘瑞琳（山东画报出版社）、南帆、张宇、舒婷、张学军（山东大学）、张炜、徐芳、何镇邦、冯尚（汕头大学）、金良守（韩国东国大学）、谭振江（江西高校出版社）、林云（江西南昌大学）、何静、鲁彦周、徐岱、艾克拜尔·米吉提、陈建功、铁凝、陈柏中、阿斯木·阿拉提、都幸福、李子云、郜元宝、蒋山青、王震坤、王造云、梁淑珍（韩国《当代文学》杂志主编）、顾骧、陈染、巴堤雅（印度）、吉腾德拉（印度）、何西来、金宏达、杨柳、王万森、潘凯雄、刘玉山、王干、张抗抗、陈晓明、张颐武、吴泰昌、王山、王颖、张锲、焦宝森、冯其庸、张戈辉、孙毓霜、郏宗培、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黄维樑（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吴志良（澳门基金会）、田瑛、姜桂祤、贺立华、徐浩渊、黄孟文（新加坡）、刘年玲（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白佩兰（墨西哥）、童庆炳、白烨、徐坤、张志忠、郭宝亮、张贤亮、汪晖、朱自强、川西重忠（日本樱美林大学）、王安忆、赵玫等一大批同行文友。还举行了以王蒙的作品为内容的音乐朗诵会。

这里有一个趣谈，张锲发言中说王某是一位没有绯闻的“名人”，贤亮听后抨击说，一个作家怎么能没有绯闻呢？并扬言要批倒无绯闻论。等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却改了口，他说，王某呀，鲁彦周呀，他们都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们不需要有绯闻。而一个人，如果被女性所忽略、所冷淡、所抛弃，再没有一点绯闻，让他怎么活下去呢？他居然讲得悲情莫名，我也就叹为闻止了。

创作家同行们没有准备什么严整的论文，而是漫谈一番。徐坤激情满怀地朗诵了《青春万岁》的序诗。宗璞寄来了书面发言《耳读王蒙的旧体诗》。金庸、冯骥才都寄来了题诗题词。铁凝说到我的某些马大哈。一次在社科院与大江健三郎座谈，我的一件购自澳大利亚的上衣商标没有撕净，她无论如何向我使眼色做手势我一无察觉。

其实这里铁凝的冤屈大了去啦。说是大江健三郎回去写了文章，说是王某如何虚怀若谷，亲切憨厚。说是铁凝向王某指指画画，不甚礼貌，而王蒙全不在意。

铁凝还说王某打电话只知公事公办，说完话就挂上，太干了。

舒婷说王某任部长后她不准备再与王打什么交道。但春节期间连续两年收到王的贺岁电话，乃改了观念。其实这只是表面的说法，此前舒诗人与陈村谈话拿王某调侃一番，调侃完了不让陈发表，陈考虑到那一段的可读性，便釜底抽薪，找我审稿，我哈哈大笑，凭君糟践，估计舒诗人乃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一改一贯对王的“恶毒攻击”态度，居然在大会上说起老王的好话来。

冯其庸老师年高一点，但是仍然热情洋溢地讲了对于王的《红楼梦》评论杂感的好话，颇有会心处。他急急忙忙，说完话就上机场，还要赶到天津南开，去参加叶嘉莹教授的祝寿大典。而就在此次活动中，文怀沙教授的慷慨陈词忽悠被数学家陈省身批评，说是“老年人不要说那么多的话……”。

温州的黄世中教授的发言也使我晕得乎儿的。好像我在李商隐研究上还真有点什么货色好讲。

沃尔夫冈·顾彬以他那德国人的特有的认真劲儿讨论王作的幽默，这样一个题目的考证与论述与其说是幽默的不如说是严厉的。他一丝不苟。他论证中世纪的学者是如何否定“笑”的，真令人耳目一新一惊。

王安忆的发言一个是说她喜欢我写新疆的作品，一个是说写不宜太清晰。当然对。

陈祖芬的发言本身就是一篇活泼率性的散文，宛如天成，天籁，天趣。

奇怪，为什么男作家的发言我就没有记住多少，除了张贤亮声称他是坐拖拉机（形容飞机之颠簸）来的，他为了朋友几乎献出了一切……之外。

张宇本来是说话最幽默的人，这回可能受了点什么拘束，表现得乖得要死。

张锲一年前在讨论“季节”系列时说过，王某仍然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代言人，后来被媒体报道为“发言人”，为此他受到某杂志与某人物的质问与施压。但此次他仍然用最美好的语言谈论了王的文事。

文化部长孙家正发来了贺词，由副部长陈晓光宣读，后来孟晓驷副部长又在《王蒙文存》的发行会上讲话，两个讲话都收入《多维视角下的王蒙》一书中。至于陈建功与金炳华，虽然同样各在研究会与发行会上有讲话，但都不愿收入书中，亦殊有趣。作协这边似乎多了几分畏缩，如果不说是恐惧的话。有一次一个出版系统的纪念会，没有请刘白羽上主席台，作协的人竟吓得变颜变色，当真有病啊。

二零零五年，管校长邀请了马俊如（外国专家局原局长）、成中英（夏威夷大学教授）、刘光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研究所、院士）、张国伟（西北大学、院士）、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士）、梁昌洪（数学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欧阳自远（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地球化学所、院士，我国航天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文圣常（中国海洋大学、院士）、冯士筰（中国海洋大学、院士）等科学家。我请了韩少功、唐浩明、张平、方方、毕淑敏、陈祖芬、陶东风、赵长天、张炜、邱华栋、张锲、熊召政、查建英等来参加与科学院士一道的“科学·人文·未来论坛”。由于一些作家在这里批判科学主义，使科学家们大感意外，也开得十分热闹。同时我不能不说，与科学家相比，我们的同行们立论显得太轻飘、太随意，也未免廉价了。目前从全国来说，除王小波学过（自然）科学以外，有哪个作家认真研究过科学？没有研究为什么就批上了呢？无非来自西方的新左思潮的皮毛。但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愚昧无知迷信啊，更应该批判与解决的是蒙昧主义，是迷信、邪教，是对于科学的无知。不是吗？

后来龚育之同志专门来过海洋大学一次，也讲了他对于批判科学主义的保留意见。

前后我还请过童庆炳、袁行霈、柳鸣九、朱虹、严家炎、何西来、黄维樑、龚育之、叶嘉莹、余光中、白先勇、金圣华等来授课。请余华、迟子建等来写作。

请了冯骥才、黄济人、叶辛、张炜、纪宇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院士、将军等来参加海洋大学作家楼的命名仪式。几位教授作家各有风格。童庆炳旁征博引，丝丝入扣。袁行霈仁心诗心，感人至深。柳鸣九高屋建瓴，神交法兰西。何西来豪情如火，情理并茂。严家炎精细缜密，百发百中。龚育之心平气和，真理在握。黄维樑纵横驰骋，思绪如电。叶嘉莹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白先勇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余光中学贯中西，隽语妙悟。金圣华亲切条理，循循善诱。冯骥才博闻强记，见多识广。叶辛绵密动听，娓娓道来。余华灵敏有加而且有一种厚道，单纯至性，同时也极丰赡。他原是牙医，由于烦了治牙，才想活动到文化馆去。先是作曲未成，乃改务。他用自己的心去接近与掌握文学，他的文学生命中绝少那种外加的半吊子的胡说八道与非文学反文学的病毒感染。

迟子建则同样有一种对于文学与生命的善良与真诚，有一种大爱与大欢喜。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向他们请教，对于我来说也是极愉快、极有收获的事情。

我请海大校友李希凡与德高望重的冯其庸先生，以及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等来参加了“红楼梦月”活动。我听希凡回忆了他的山东大学岁月。

台湾背景的最最优秀的作家余光中与白先勇都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们举行了余光中的诗歌朗诵会。他也用中英文朗读了诗歌。白先勇来的那一次介绍了他主导的昆曲《牡丹亭》的有关情况。恰恰此次我邀请了胡芝风来讲中国戏曲，算是一次有重点的活动，也是一次艺术欣赏。

由于海洋大学希望我参加他们的校庆，二零零四年的十月我是在青岛过的，恰逢我的七十岁生日。文化部领导关照给了青岛市文化局，海洋大学乃与市文化局联合为我贺生日。局里派了民族乐队来助兴。《彩云追月》、《娱乐升平》、《步步高》、《旱天雷》都是我最喜欢的曲目。学校不但组织了晚餐，还组织了一些师生演出文艺节目。学校毕竟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师生们的热情令人感动。

我至今觉得对不起朋友们对我的厚爱与为我付出的辛苦。前来母校（原山东大学）参加“红楼梦月”活动的李希凡等参加了我的生日聚会。

能过这样一个梦境一样的快乐的生日，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对于人生，对于世界，对于祖国，我的感激、感恩永远多于抱怨与委屈。

同时我也相信，古今中外，这样的大学绝无仅有，能来过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文学家文学史家学者，老的与少的，男的与女的，大陆的与港澳台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共一百多人，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园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坛上留下了他们的声音和高论。除了前面提到的二零零三年与会的人以外，也应该提到龚育之、曹文轩、秦文君等，他们有的来作过讲座，有的来开过其他研讨会，有的还应聘为海洋大学的驻校作家。即使只排一排名单，也够你高兴一阵子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