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风险，我本来以为，相信一个年轻人有可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改善作协与八零后作家的联系，至少是缓和作协、文坛与八零后作家的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坛。我想当然地以为用与人为善的态度去表达对于一个可能有缺点的年轻人的善意，是正常的、良好的。我本来以为有缺点的作家也是作家，而且作协也好，别的协也好，根本就少有完美无疵的成员。我本来以为，八零后的作家郭敬明，申请入会是会受到真诚欢迎的。

而郭以外的其他许多年轻作者，他们宁可选择对作协猛烈嘲笑，十足蔑视。早在十年前，七零后作家就发表过名为断裂的宣言，说作协只是会接电话的僵尸。

对八零后作家缺少凝聚力与吸引力是作协的一个缺憾。我完全知道作协正悄悄地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姿态，意在团结与吸引这些新秀新人。何况近年兴起的是堂皇退出作协的一件又一件个案，更有一次又一次的以退出作协相要挟的个案乃至小群体案。连对郭入会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朋友也是以退出作协来示威的。

呜呼！我本来以为，有权对小郭的入会、推迟入会、拒绝入会作出决定的只有作协党组，书记处，他们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审批并对之负责。我从一九八九年就不具体参与作协的具体工作，尤其是从未参与会员发展工作。我曾受人之托，关心过温州一位电视剧作者的入会事宜，说了几次，直到此位姓汤的先生去世，他也未能入会。这说明，介绍是没有组织效力的，王某决定不了谁当会员。只有组织才掌握了审批的权力与手段，也才具有有关的责任。只有组织才能对有关事宜作出正确的决定与说明。他们也有义务做这件事。

我本来以为，作家而抄袭，当然是可耻的，如确是抄袭，应该认错和改正。

但可惜，有类似麻烦的还颇有人在，其中还有头面人物、优秀作家、我的好友我的座上客们、作协的“领导集体”中的座上客们。他们也陷入过类似的诉讼或关于抄袭、模仿、借用、照搬、参考、启发的语义学争议，多数败诉，个别胜诉，但也留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账。我们完全可以更加理性地与人为善地对待类似案例。我还知道，不仅文学，电影改编、音乐作曲、绘画构图当中，都有过类似的聚讼纷纭，肖洛霍夫、毕加索、霍桑……都受过这方面的非议。人们不会全不知道。当然郭不是肖、毕、霍，他姓郭不姓肖或毕或霍。

尤其是，我本来以为，一些饱经沧桑的作家会相信一个年龄只有自己的最小的孩子大的有写作才能的后辈人改正错误，会更多地去关心他的成长，做有利于他的成长的事，致力于消除他身上或有过的污点，像消除自己身上也有过的缺失一样。我本来以为，小有成就的作家们不会一心排斥一个犯过某些过失的孩子，倒像自己多么洁癖似的。我本来以为道德义愤与道德洁癖应该首先表现在律己、表现在自省与忏悔自身上，而不是对一个有毛病的年轻人疾恶如仇，拒之于千里之外。我本来以为作家多读过雨果，知道冉阿让也有过手脚不干净的记录，而我们不该骂他是贼，用一个贼字毁灭他的一生，后者是沙威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而不该是多灾多难久经试练以追求真善美标榜的中国作家的性格。

我本来以为，作家们是悲天悯人，关怀大局，胸怀宽广的。我本来以为，中国媒体或中国作家必然面对着许多更值得义愤填膺的事情，更值得千夫所指的人和事，而大家都有足够的耐心与涵养，足够的善意与和谐，足够的理性与忍让。

我本来以为，如耶稣所讲，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对（以下限制词八个字是王某人加的）某些可以教育好的有罪的旁人大动肝火。我相信，一些朋友回想起自己倒霉的时刻，回想起其时趁机对你猛攻猛打的人，会记忆犹新。

我相信，作家们思考的时候会首先剖析自身，会不忘记自身的失误、卑劣与尴尬，那才是对读者的起码真诚。知耻而后勇，这个对于勇敢的定义是太深刻了，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习惯于知旁人之耻揪旁人之耻以表达自身的勇敢与生猛。我还以为，谁都没有那么天真烂漫，以为中国社会，中国作协，各种团体，直到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党里，就没有过一些成员具有不比小郭轻微的过失记录，就没有有过失而不愿承认自己有过失的人。我本来以为它不会成为事件，不会成为道德义愤的口水表演场。

我仍然是多么幼稚，多么好说话，多么脱离实际啊！

67我的不识相

那些年，我很喜欢去上海。上海的朋友多，上海人相对比较拎得清，上海人会生活，上海人少有那种一脸横肉一嘴教条一肚子斗斗斗出口就压人的伙计。

九十年代开始，当时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幻觉在个把自以为是文艺领导人的人***现：认为其时沿海的多数省市的文艺“战线”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所盘踞，成了“敌占区”，而北方稍偏西的几处地方是“根据地”。例如山西是这样的根据地，承德也被说成了不但是根据地而且是一个革命文艺的“高地”，“制高点”。此语不知是否学的朝鲜。各项文艺工作就要注意依靠根据地，连调干部也是从根据地往大城市“沦陷区”派。

这样的臆想只能使自己碰壁。根据地调来的人根本不是己类“战士”，与被臆想做敌人的人相会甚欢。高地上的人则更是愿意尊重各地风格各异的老作家。

跑到上海讲什么什么文艺机构重新“回到了人民手里”，结果被上海作家询问，这些个机构是何时“沦陷”的呢？

制定了许多批判方略，结果却是无疾而终。

这里要考虑的是大局，是全局，是人民、全民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是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大事，是全民族的振兴大业，是是时虽然尚未提出但已经在酝酿的实现民族和解与社会和谐。此时已经不是当年毛主席勇于、巧于以文艺为突破口，发动振聋发聩、风云激荡、叫做试看天翻地覆的阶级斗争的大势了。中国经过了事件也好，风波也好，要的仍然是聚精会神地搞建设，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是加强与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系，是稳定、祥和、和谐、和解，是淡化至少暂时回避某些人民内部矛盾，某些历史公案，是营造健康快乐积极向上向前的太平盛世气氛，而绝对不是趁机大搞整风，哪怕是不叫整风的整风，不叫运动的运动。咳，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而您仍然喋喋不休，一条死胡同走到天黑，翻手为斗，覆手为批，还在那里等待新的“高潮”呢，呜呼吾兄，痛乎吾兄，愚乎吾兄也！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使我得到了一大启发，极“左”是没有出路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政策是没有出路的，极“左”

与极右是互为依据的，极右同样是只能头破血流，祸国殃民。从一些人编辑出版《反“左”备忘录》受挫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对“左”不要搞什么大批特批，大批特批的方法与举措本身就是极“左”的产物。

我的体会，极“左”只能消解，而不要搞什么大批极“左”。生活是消解极“左”的，市场是消解极“左”的，经济运转本身就是消解极“左”的，执政党的地位是消解极“左”的，诗歌散文影片电视剧相声大鼓都是消解极“左”

的……同时克服与消解极右。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就不能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乖乖，计划经济时期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越是从物质到精神都严重匮乏的时期，越有高谈阔论，势如破竹，也就越有人文精神（！）。而现在，小平同志刚刚在南方说了几句有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极“左”的话，市场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整撇，封建主义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空谈主义还十分猖獗，吃饱了没有几天，已经痛感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啦！

实话实说，我太不严谨，太不郑重。我至今闹不清“人文精神”四字的确切含义。

道一声惭愧，没有弄清词义就评论议论争论上了。问题是，谁又弄清楚了呢？

说计划经济更有人文精神，并非全无道理，第一，计划经济做什么事都集体化团队化，不易出现孤独寂寞个人冒尖一人成功多人失败。第二，加上计划对欲望的克制，计划经济下那种自私与贪婪的人性恶会受到更大的压制而比较不容易泛滥。计划经济的理想性浪漫性人的全能性，更能够满足某类人的要求与幻梦。第三，计划经济需要说更多的话，提更多的口号，煽更多的情，写更多的文字文章文学，比各人自谋自利、各赚各钱富有语言性修辞性思辨性道德性理论性精神性与审美价值，高尚得多了。

我不能忘记那位定居香港的年轻学人，所谓新“左”派之一的人士甘阳先生的意见，他说，在美国，百姓真傻，精英真精。在中国，百姓不傻，精英真傻。

天机不可泄露，此话咱们先撂到这儿。师傅领进门，理解在个人。

我的单打一与我的轻率，朋友们的天真与自我良好感觉，使我们一下子碰撞了一个不亦乐乎。

这回我一下子得罪了一大批人，恰恰是我最看好、最欣赏、最喜爱的一批创作人与评论人。这就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供养作家问题我已经讨嫌一回了，斯事并未过去，如今又为人文精神问题得罪了那么多优秀的、有影响有威信的、自我感觉极佳的可畏的后生们，而且，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到了上海领奖与参加“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的座谈会，我竟然对自己的失误与不妙处境浑然无觉。王某是够浑然的了。

上海又给我发奖了，我多高兴。获奖是《棋乡轶闻》，是一篇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胡扯淡”的。字里行间，信手拈来，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大幽默里套着小讽刺，大夸张大荒诞里套着小叹息。主题是啥，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是含有一种哲理，关于放得下与放不下的悖论，关于超得过与超不过的两难，关于较真与洒脱的弯弯绕。人生就是这样，你一天活着，一天就摆脱不开入世与出世，无争与有争，计较与不计较，投入与撒手的麻烦之中。

有些作品我是拼命往荒诞里写，以致一些眼光短浅之人只看见了我的调侃与抡砍，直到封我为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并断言“戏言是王某的唯一语言”。真令人喟然长叹，令人怆然泪下。

可你又怎么能埋怨读者读你的书读得太少呢？

其实我的荒诞含有不得已，我必须荒诞得使任何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除了胡扯还是胡扯，如马三立的名段子：逗你玩儿！再不让它发生“《稀粥》”事件或者“《宰牛》”事件。后一个事件本书暂时从略。

我高高兴兴地到上海开会，发言，与为养不养问题与我争论的陈村老贤弟握手言欢。公开争论而且真名字发出来的都是好人好友。例如山西的韩石山，至今宣称他在三个关键时期都批评过王蒙，这为他增添了光彩。我当然乐于作出这方面的微薄贡献。

然而我不识相，这也是标准的上海话。我的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字已经激怒了不止一位上海的老中青精英，我还跑到上海来说什么保护作家呀，不要文化专制主义呀，不要极“左”呀……什么什么的。而一些文艺人，早已经对左呀右呀活活地烦死啦……如果你能够感觉到、理解到，并不会老有人对于周扬与丁玲争，或者夏衍、张光年与林默涵、刘白羽争论感兴趣，那么王蒙与贺某争，人家就会更加不感兴趣。

还有一件蠢事，我在会议的发言中不点名地反驳了南京一位青年评论家的言论。我感到了他的矛头对准当代作家们，过于聪明啦，轻视散文啦，乱开玩笑啦，不像活鲁迅啦……我相当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万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

作者之一的坠楼，傅雷的全家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死去……你为什么那样嗜血？你的记录何在？至少这些聪明的作家还留下过杜鹃泣血、以身殉文的记录，你呢？

鲁迅只有一个，废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与曹雪芹也都是只有一个，作家当然是不二的，能够克隆的作家一定不是好作家。

问题是日子有那么点安定了，肚子越来越吃得饱了，口袋有发凸的趋势，稿费版税看涨，教授与作家都有各种名目的奖金津贴称号职位，是的，平凡有可能取代高潮，日子有可能取代爆炸，轻喜剧与反讽有可能代替一部分指天画地，短信小品是不是正在取代一部分悲情的诗朗诵？于是从小已经习惯了大喊大叫与声泪俱下的朋友们愤青儿们愤中儿们失望了！

中国总是这么绝门。查阅资料，外国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是神的。我国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文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

绝了。

对不起，我有这些想法，我并没有改变这些想法，但是我仍然后悔于我的轻忽，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人比我更能理解青春的理想主义与愤懑心理，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求真理精神献身精神，我本来应该完全懂得中国一旦放开了市场经济，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解放”

出了多少罪恶与黑暗。我本来应该明白，人怎么生活便怎样思想，生活在外省的刚刚出炉的雄心勃勃的文艺文学青年一代，是怎样地对当今的文学当今的作家当今的诗歌不满意不过瘾，对电视剧、歌星、卡拉ok、咖啡馆等酸葡萄就更愤怒与轻蔑。本来，你也不是满意一切，包括同行，本来你可以跟着骂一骂，你也可以高尚一番决绝一番，没有比骂文艺骂同行更安全更拔份儿更看好的了，旱涝保收，一本万利。我们的社会时兴集体表现自己的道德义愤，表现自己的神勇无畏与生猛，例如站在一个已经跪下的铁人前吐口水，证明自己绝不会做卖国贼。至少在口头上我们绝对不能在道德的制高点前退后……而你要为同行们说话！你算老几？你替谁说话？你在护着谁？你已经早就不是文化部长，不是中央委员，没有任何人觉得你能保护他们，你既没有慷慨就义，也没有东山再起，你不代表作家，作家不需要你的代表。

上海话就是说得好，你不“识相”！

68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九十年代初、中期知识界的混战，由于越来越不具有行政权力乃至暴力的背景，其杀伤力也就有限得多了。口水是淹不死人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跪倒一片、哭爹叫娘、心悦诚服、山呼千岁的场面。也没有出现宣布过时、威信扫地、黯然失色、销声匿迹的效果。我则小有过招、多有调笑、基本不予置理，同时抓紧机遇、享受生活、大力写作，漫游世界与伟大祖国。应该算是颇有情致地、在我一生中不那么多地逍遥自在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