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的教育，如何颠覆反动政权斗争的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打游击，乡村包围城市，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

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我国台湾去斗争吗？会到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就地消化，就地实验，就地与衮衮诸公干上了。

记住还是忘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似乎完全不是问题。当然要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忘却一切个人的恩怨，要大处着眼，要绝不纠缠，要知道时不我待，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

战术上，该忘就得忘，不能较死理，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些权宜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实行的，没有什么奥妙。

同时还有长远，长远是不能规避的，所以不能忘却，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

我在电影频道里看了德国方面拍摄的影片《决战斯大林格勒》，过去只看过苏联或俄罗斯这边的影视作品。德国此片可以说写尽了斯时斯地德军的惨状、凶恶、动摇、疯狂、残忍、绝望……为什么德国人能够自己猛提自己不开的那壶水？

中国的革命者没有害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的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七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二百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我不是不知道这种危险。巴基斯坦在军人叶海亚汗的独裁时期并没有怎么样，换成文雅一点的布托，则权与头俱失。伊朗的巴列维王室，一心搞现代化大国化学西方，食洋不化，再加贪污腐败，搞得也是王朝覆灭，惶惶如丧家之犬。

智利最讲民主的左翼政治家领导人是诗人阿连德，他落了一个被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枪杀的下场。当然他算烈士而皮诺切特被许多人唾骂。智利大使曾经告诉我，他无意为皮诺切特的专横辩护，但是可爱的阿连德时期，每天都是示威游行，民不聊生……“与中国的‘文革’一样”，这是一九八八年智利驻华大使的原话。

西班牙驻华大使也曾经与我闲谈佛朗哥。我早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就读过无数将佛说得臭不可闻的材料。说是佛晚年搞了点发展经济与扩大民主，他并且说，他知道事态发展将会否定掉他自己，但是历史要求他这样做。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于归途在曼谷作短暂停留。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是一个举止潇洒，着装时尚，色彩鲜明，有意突出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派头的人，他主持了午宴，有曾经访问中国的歌唱家玛休——在北京的马克西姆法国餐馆，她曾邀我共唱《茉莉花》，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蒙……我参加了是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我住在尼斯，蓝海如玉，横陈窗前。

附近是法境内的小王国摩纳哥，说是全国只有很少的警察。

电影节开幕式当然是灯火似星，佳丽如云，名流似海。我在这里碰到了中国的老朋友荷兰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斯，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问候与赠礼。

他一直与新中国保持着最最友好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周总理的友人。

巴黎的先贤祠令人赞叹。卢梭、伏尔泰、笛卡儿、左拉、雨果、柏辽兹、居里夫人、马尔罗……这样的阵容不能不让人脱帽致敬，向法兰西民族、文化与历史致敬，也向它的今天致敬。

中途访意，本来有一个节目是接受意方一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因为此次书市上，将会展出我的《活动变人形》的意译本。但是由于情况的发展，该主持人最想采访的话题已经不是王某人的，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我只好取消这次采访，我不想轻谈妄论。

是的，这一年我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浪漫期，正在结束。王蒙的活跃从容、通达周到的风头岁月正在结束。一个标榜健康的温和态度，举起善意和宽容大度的旗帜，以潇洒和游刃有余的聪敏，依仗着对于同行同样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解与亲近，自诩负起了构建党的领导与知识分子，特别是与作家之间的桥梁的使命，现在已经是破绽百出，难以有声有色地继续了。

就是说，仅仅靠好话呀胸怀呀理性呀已经无法解决其时已经变得相当尖锐化了的社会体制选择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矛盾了，就是说已经无法解决政权政体之争了。

我从理论上完全懂，政治当然重视民心民气，重视民主文明，秩序谦恭，彬彬有礼，行事漂亮，无懈可击，爱惜羽毛……同时政治绝对不拒绝力量。政权都丢了，形象好又有什么用？一位大人物的名言，一句不算精致也不算深邃的话竟是这样振聋发聩！而这些恰恰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愉快胜任的。这不是王蒙的强项，甚至不是王蒙该时该地所敢于尝试的。王蒙最恐惧的，怯于充当的恰恰是这样的角色。

断言王蒙的特点是内心恐惧。他讲得多么轻飘！像一根无色透明的羽毛忽悠于空阔。王蒙至少还当过地下的共产党员，写过曾经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

而且王蒙懂得中国的传统：知耻而后勇。王蒙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他只有无用之用，无能之能，无勇之勇，无光之光。他必然造就自己的无咎之咎。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去医院看病，碰到王任重同志的夫人萧慧纳，她一见我，便说：“要经得住考验……”老共产党员同志啊！

忧心忡忡一度使我很想吸一支香烟，这使芳相当痛苦……最后并没有吸。

这是一个证明：时代不同了，规律不同了，前景不同了。王某借助尼古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谁也不能不正视，谁也不能否认，近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成果特别巨大。

是刘某某先生在美国听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叫道：“那怎么可能？！”

曾经与我和张洁等共进午餐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apleonroy）讲过，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若干年后，一些头脑简单而且不通的人，听到最好时期之类的话就大发歇斯底里，唉！芮大使还介绍说，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民拥有电脑的国家，不可能是极权主义国家。我曾在一些非国内场合引用他的话。

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疑义，积累了也隐藏了不少严肃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去解决，去继续将改革开放推向前去。

是的，我有些茫然。同时我知道，我必须沉着，必须实事求是，一位高级领导同志让他的前秘书给我带话：“实事求是”四个字。我永远感谢这四个字和向我带话的领导。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令人震惊的挫折，并不能挫败力求实事求是办好事情的中国人包括王某。只要实事求是，就总会有希望。再说，如果“实事求是”云云使你感觉不大过瘾，难道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不实事求是上吗？

59事非经过不知“乐儿”

经过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九月初我从烟台养病归来，正好赶上参加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

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一九八八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初，到一九八九年九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

问题是我对部长的工作缺少足够的投入与献身精神，缺少对部长的工作以命相托的责任感，我自以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写字台前。这对于信赖和支持我的上下左右的同志同事，都是一种辜负，是一种靠不住。

我的情况我的方式也有好处，我的经历证明，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内，一个人的工作也是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

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位叶如棠同志先是担任了国家建设部部长，等到党的十三大与七届人代会后，他又改任了副部长，这也同样有极富教益的正面意义。

话虽如此，但在中国还是有点怪气，包括外国对此事都有其他的报道和某些说法。西方一家广播里有澳大利亚汉学家、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白杰明的评论，别人当然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王蒙能玩得转。或许白先生只能从技巧或手腕上说事。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则提到，王蒙道路坎坷。坎坷二字从俄国人嘴里说出来，我为之鼻酸。拉丁美洲的一个学者寄给我一个小人偶，说是按照印第安人的习惯，这个小人偶可以与人交流，为人分忧，我不妨向它吐露衷肠。上海的李子云，特别提出，你从部长位子上下岗，一定要准备好三条，一是要有自己的业务钻研，二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三是自己的爱好娱乐。有许多作家同行、艺术家、文化行政干部、新疆的老朋友。江苏文化厅长马蓥伯专门带着该省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黄孝慈女士（她也曾在一九五七年落马）前来我家看望。他们编排的一出扬剧《皮五辣子》在演出后受到好评，马厅长说我在仪征看戏后提的意见对于他们改好此戏颇有助益。后来马同志到了北京工作，大约经过路线交底，成了专门批判我的小大将之一。后来此兄由于将他所理解的“路线斗争”往上傻挂愣引瞎联，反而自找了不素净。可叹。

一九八九年秋，来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郑重要求与我见面，我与团伊久磨等是在作协（当时还是沙滩的一个防震棚）会议室会见了。其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在文化部孑民堂与英若诚的会见，英说：“我与王蒙虽是一届，但不是一派。”这话使日本友人有点犯嘀咕。文化部的外事工作人员则解释说：“英部长是开玩笑。”

带领演出团体来访的朝鲜文化艺术部一位副部长，提出与我见面，并带来了张澈部长特致的问候。

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

……毕竟不同了，虽然个别人仍然有许多意图，有掘地三尺的寻找，有厚可等身的材料，有背对背的会议与动员，有一提起部原党组的不打一处来的相当天真烂漫的、压也压不下去的火气儿。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有不忿儿等负面的情绪。我完全理解，我作为后生而有时甚至“抢”到您前头，我也着实不安，惭愧之至。问题只在于能不能适可而止，能不能不要太小气？

找材料找到了上海曾经与我小有不快的记者朋友，记者说，什么事就是什么事，目前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给王某栽陷。找到了某个早年批判过我的评论家，称道这个评论家的文艺观点，但是认为他的缺点是对王某的揭发不力，评论家也是讲实事求是的，他说他确实没有看出来，因此只能甘居落后。我说的是李希凡，当然。找到与我一起出国的高级翻译……翻译断然肯定王某在国外的一切表现。

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与应属正常的清查清理，有一些奥妙的人际关系人际情绪，有一些个别的期待、招呼、造势和工作，有整个气氛的在所必然，还有完全应有的警惕与防范，然而，仍然是情况良好。有副部长白天必须做点姿态，在吾兄要求下说点翻脸不认人的话，但每晚给我电话，以便有所沟通。有的副部长不得不说点什么，毕竟是吞吞吐吐，证明自己无多少话可说。有的副部长比较积极响应，东拉西扯了一回，例如将拙作也挖苦几句，看来他极有该抛则抛，该洗则洗的经验与决心。一月后他又找机会与我一起喝了一瓶茅台，并解释说原以为王某从此如何如何了，最后才明白，其实没有如何如何。这也是一种人生风景。王济夫同志在年龄到了、确定退下来以后，还特别打电话告诉我，于公于私，他与我的做人都是光明正大，问心无愧，经得住考验的。后来他因意外跌伤客死台湾，祝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而且很凑巧，在关键的时刻，气不打一处来的兄长，另外的往上点的火烧起来了：八面出击，十个手指抓跳蚤，兵法所忌，力不从心。他自己惹的纠葛搅和了进来，王某的日子反而好过了些。

尔后什么《中流》杂志，什么《文艺理论与批评》，什么斗士林贤治，什么学者朱学勤，什么新概念作文大赛（我任评委会主任）的获奖原中学生，什么老年间的第二次握手者，还有一些如张承志所说的鱼鱼虾虾（张的原话是臭鱼烂虾，我认为用臭与烂二字不妥，为之改掉，修改之责应由我负担），其中包括原来在新疆专门写“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后来到了内地又屡屡生事的老手，都在那儿批王蒙，都起着清醒我、警惕我、吹拂我、论证我、发挥我、求全我的作用，用河南作家张宇的话，他们都是我的可珍贵的“研究生”。用杨绛老师的语言，都在帮助我洗澡沐浴搓脚按摩足疗。

我们可以设想请《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两本杂志的有关化名作者、赶上车的评论家严昭柱同志，与林贤治、朱学勤、“握手者”一起来批评王蒙，一部分人痛骂的他不该做而做了的，正是另一部分人认为他该做而没有做的。

一九九零年初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创作座谈会，在那种情势下率先抓文学的“生产”。其功不可没。我看到了鲁彦周、竹林、王安忆、冯苓植、温小钰、汪浙成等，我与陆文夫同住一室。高高兴兴地当我的作家，感觉好极了。此次会议上，我已经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陆文夫早就对我说过，他底下要写的内容就是“六十年”与“一个人”。

这，就是此后“季节系列”的由来，也是“自传三部曲”的由来。

我的上海之行特别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上海人将大闸蟹视若神明，吃东西一有大将军（大闸蟹的尊称）就全身来劲。我声明，我是毛派，宁可吃红烧肉，以免吃蟹扎手。一些美丽可爱的女士，得知王某不吃大闸蟹后，每逢宴请纷纷抢着与王某坐在一起。

九十年代初，《光明日报》发表了那位有志赶车的严昭柱同志的文章，指出王蒙的《文学三元》（我说到了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生命现象）一文表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与动摇。帽子还要多要重，够戗，写多了让人累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