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说成“赶上了车”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央在元宵节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包括夏衍、张光年、刘白羽、管桦与我等应邀参加并做了有准备的发言。

各种传媒报道了此事。参加座谈的诗人有汪国真，汪被说成是自由化的泛滥中止后新出现的诗人，所以要邀请他。汪参加了会，告诉旁人，这回，他知道谁跟谁是一头儿的了。把汪国真这类的一度公众偶像式诗人、通俗歌词式诗人的出现，与谁谁掌了权什么什么形势路线联系起来，活见鬼。

倒是应该感谢赶上了车的那位同志，他的文章提醒领导须要开这么个会，中央永远是正确的，中央认为，文艺界仍然要团结，要大圈子而不是小圈子，要繁荣兴旺而不是一片肃杀。以致一位以另外的思路来与会的大学老师，一再声明自己需要调整发言。

然后是为《坚硬的稀粥》而掀起的风波，也是由同根生的兄弟掌握，由赶上车的小友机密操办发起的。人称“一碗稀粥掀巨浪，数茎咸菜变阶梯”。赶车人效益奇好，可喜可贺。最后上面指示，停止公开争论。

有一位家同行，朋友，老哥即李凖兄，不知道为什么传出来是他发难，最早在某个绝密场合提出了《坚硬的稀粥》的事。他专门来找我解释，指天画地，保证绝无此事。我还应他的请求给他的儿媳妇写了推荐信，为了国外的奖学金。

从此我们相处甚欢。

喜对天下，处处可喜。悲对天下，无事不悲。善对天下，多有善意。仇对天下，四面皆仇。笑对天下，这事怎么到头来都成了“乐儿”啦。

60还是练点活儿吧

《红楼梦》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是畅销书流行书大众书，就像后来我极有兴趣地谈论过的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一样。一部杰出的作品，能够被那么多人包括上层下层奇人伟人下里巴人所接受所喜爱，同时又能够被那么多专家学者往高深里研究考证，能把它的有关学问探索得深不见底，能使闲人望而却步、免开尊口，这种现象实在有趣，却也颇无厘头。

我毕竟有自己的创作实践，人生经验，感情体验与在世事与人间“翻过筋斗”

（语出《红楼梦》）的实历亲历与阅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零年，我要做的不是研究考证《红楼梦》的学问，我缺乏这方面的学问，一般读者也不是为了学问而读《红楼梦》。我要做的是一种与书本的互相发现互相证明互相补充互相延伸与解析。

我的对于元妃省亲时与贾政会面一节的分析，甚至得到了上海友人学兄王元化的注意，他在电话里说我分析得有启发。每每读到这一段落，我就为贾政的忠心而感动，几度泪下。虽然这里充满着封建。中国封建社会的对于“忠”

的宣扬、实践与记录，不是骂一句封建就可以彻底了事的。

我提出，曹雪芹写起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往事仍然得意扬扬，得意与悲凉共存。我提出，宝钗与黛玉的性格分化令作者困惑，而且说到底这两个人物仍然是同一个作者的观念与构思的产物，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讨论“钗黛合一”

问题。这里不但钗黛可以合一，万象也可以归一。我提出《红楼梦》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极其沉痛深刻，同时，作者也好，宝玉黛玉也好，都谈不上有什么反封建的思想与行动。我提出人物的两个阵营的划分是简单化的。我提出，由于生活水平的悬殊与思想的控制，贾府的奴才并不争取自由而是生怕被剥夺在贾府为奴的机会，达到了“不奴隶，毋宁死”的程度。我提出《红楼梦》的写作特点是生活化逼真化千头万绪化，唯有二尤的故事比较戏剧化，可见二尤故事不是来自作者亲见亲历。我提出，袭人嫁蒋玉菡，全无被诟病的道理，而鸳鸯的“殉主”也没有任何值得称颂的地方，正是贾母占有了鸳鸯的青春和生命，很难说贾母就占之有理有荣有光而贾赦占有才是罪大恶极。我还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失落有必然性，前八十回写到那样地步，使后四十回简直难以结束。我说，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说请看《圣经》，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何等有章法，而造出世界之后，不好办了。我说，理论上说续书根本不可能，续书而被广泛接受更是奇迹，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唯一。我说“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如果绝对化凡是化（对于“脂批”搞凡是化），即写成全部嗝儿屁着凉，反而无悲。兰桂齐芳的结局比死光了要悲凉酸楚十倍。我说《红楼梦》中有三重时间，女娲纪元、石头纪元与贾府纪元，这种时间的多重处理远在《百年孤独》之前。

我还讨论了贾宝玉甄宝玉二元处理，与芳官的男装女装、不同名字包括法文姓名与少数民族姓名的哲学意义与认同危机、身份危机。对于新老索隐派，我也并不一笔抹杀，我认为符号的重组是一种很难抗拒的智力游戏，何况《红楼梦》

本身提供了这种契机，有些时候智力游戏也能达到歪打正着的效果……如此这般，这些都是别人没有太讲过的。

在我投入《红楼梦》的同时，一九九零年搞共产党员的重新登记，我不大可能在此期间继续写书。我不想完全停止业务，停止“练活”，叫做暂停文学。

暂停下来干什么呢？再说我不觉得我有许多事要在重新登记中做，有许多话要在重新登记中说。

但是没有业务工作是不行的。那么，我做点什么呢？

我想到的可行的事务是翻译。翻译虽然艰巨，毕竟是比较纯粹的“练”：不需要那么集中精神，集中情绪，保持注意力的连续性。我与冯宗璞在电话中谈到翻译的事，她说很好，翻译好比织毛活，可以织织停停，断了再接上。冯曾经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供职，她内行。她并且介绍我认识了《世界文学》

的主力编辑之一申慧辉，申等待着我的译稿。

我翻译了我喜爱的美国作家约翰·契佛的两篇，《自我矫治》与《恋歌》。

搞完党员登记之后，我们与评论家何镇邦等众文友一起去了伊克昭盟首府东胜。又由东胜陶瓷厂的朋友陪同去了神木、陕北的榆林等地。在黄河边的一处道教白云观，我们掣了签。有说是毛主席解放战争中过黄河即离开陕北进入河北，迎接全国胜利之时曾在此观小憩，并从道士口中得到了八三四一的番号。

求签的结果蒋子龙是上上，“飞龙在天”，我乃开玩笑说，在封建王朝，你抽到了这样的签，应该立即问斩。他则警告我不要乱讲话。

回到伊盟首府东胜，天已很晚了，约凌晨二时，我突然大流鼻血，为过去所罕见。第二天仍延续了近一个白天才好了。众人皆笑我妄言成灾我唯唯。

回京不久，我又收到新疆方面的邀请，走了一趟新疆。到了伊犁二中，到了住过的新华东路，伊犁电视台拍摄了我的回伊犁专题节目，全片用的背景音乐是伊犁的代表歌曲《羊羔一样的黑眼睛》，纠缠延伸，呕心沥血，呼天喊地，唯情唯真。我自己看得落泪不已。

走了一趟南疆。文化厅的刘家琪处长全程陪同。吐鲁番地委书记罗远富同志路边迎接，赏饭，送行。晚上到达库尔勒，次日乘船游览博斯腾湖，为那里的芦苇面积的缩减而忧心。吃湖水炖湖鱼，是当地一乐。我们看到一幅照片，是一艘机船在博湖航行的图景。说是有一位欧洲国家的总理，在乌鲁木齐看到此照片，狐疑道：怎么新疆还有海军？在阿克苏我们观看了苏巴什（水源之意）的古迹。在克孜尔千佛洞，我们欣赏了敦煌之外的又一批佛教壁画。此处，我们吃了管理处自己的食堂做的拉面条，太好吃了，我们吃得过饱，到了晚上，我们到了另一个地方，接受该地专员的款待，结果一口东西也吃不进去了。

这次难得的是去了我从观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时便向往已久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置是在帕米尔高原上。我们访问了塔吉克牧民的帐篷，吃起他们做的酥油米饭，由于颜色发绿，有人面露难色，我大口吞咽，甘之若饴，同行的县干部极其称赞我。

我们还到了红其拉甫中巴（基斯坦）边防站，海拔五千多米，高于西藏拉萨。

我给边防站工作人员题了许多字，还把路上得到的礼品哈密瓜送给巴方值勤人员，大家都很高兴。

从帕米尔高原下来，到了喀什以后，才感到了平原上呼吸的轻松便利。

在喀什噶尔，我与众多的老友新友文友见面。我用维吾尔语讲话谈心。一位听者问，你离开新疆已经十多年了，你的维吾尔语没有忘记吗？

我说，在北京，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维吾尔语没有过去流利了。然而，一到新疆，一到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胜利路邮局，看到那些卖无花果干、葡萄干、薄皮包子与馕饼的老乡，“哗”的一下子，我又稀里哗啦（维吾尔语叫做“sharshur”，是形容流水的象声词）说开了。

是一阵笑声。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语言心理学还是语言地理学。

我接着用标准维吾尔式的说法解释道，有一种东西，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有一种东西，听进去，融进了血液，再也忘不掉了。我的维吾尔语，是第二种情况。

到了一九九一年春天，细雨蒙蒙之中，乍暖还寒时候，我的精神一下子全都集中到李商隐身上了。

提到李商隐，我至今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他太纤细，太精致，太多情，又太虚荣，太脆弱了。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男人的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自恋自怜自叹，唧唧咕咕沥沥，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骚……的毛病。弱者，你的名字是中国男人，你的名字是中国文人！你的名字就是李商隐李义山！

消极情绪的审美化与少害无害化，是我在李义山诗歌讨论上提出的一个论点。我还提出了“无端”说。我认为执著于寻找诗的本事是侧重于诗的非诗化解读，是把诗变成时与史与事的注脚。李诗的特色恰在于抒情，有一类情的特色恰在于它的深刻性弥漫性自成性长远性，并非一时一事一史而来。曰悼亡，曰怀旧，曰感遇，曰思乡，曰冤屈，曰牢骚，曰痛惜，曰自恋，曰空虚……他什么情绪都有，什么原因都有，什么悲哀都有。大病无因，大情无端，大难无兆。大幸运与大晦气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都不是一个掌故一个细节一个本事能够解释清楚的。唐诗特别是李诗专家刘学锴教授在他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一书中指出：“王蒙的‘无端’说，显示了在更高的层面上兼容众说的趋势。”

我希望的是不要忽略以诗心问诗，情心解情，文心通文。我们已经过于习惯于以治学心、史心、训诂心、考证心、侦探破案心来对待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作了。当然，以治学诸心诠解古典作品，也会长学问，长见地，破疑团，添知识，也会结出奇葩，放出异彩，如钱锺书的触类旁通、美轮美奂的治学治诗（而非读诗吟诗赏诗），各种高见，各种常识，尽数大家气象，夺人耳目。只是不要反而忘记诗心情心文心就是了。

德高望重而又平易亲和的张中行老师著文说，王蒙以见长而评《锦瑟》，属于反串，他反串得不差。

这一段时间写得比较用功的是《雨在义山》，专门探讨李对于雨的描写处理特色。最带有顽童恶作剧色彩的是《锦瑟的野狐禅》，我竟然把《锦瑟》五十六个字打乱重组，出现了情调接近而结构不同的别样韵文作品。

冯宗璞读后心有不甘，声称要淘气一番。她把《锦瑟》五十六字重组成了“曲”

的形式。这里不仅有淘气，也有汉字的独立性、情绪与色彩性、可组合性、诗性，还有诗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

一九九二年秋，我应邀到广西桂林附近的平乐县参加第一届李商隐研究会。

李曾在这里短期做官。我被推选为李商隐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王蒙最喜爱最天真地为之得意的一个词就叫做“活儿”。说到底，咱们也是个匠人，是练活儿的，你得能拿出一手活儿来。拿不出活儿来，靠边吧，您。

练出活儿，比掌了大权发了大财受了大恩德都更高兴，因为咱们靠的不是运气，不是关系，不是背景，不是手段，而是手上的、手里出来的活儿！我间接听说，张艺谋的名言：咱们是卖力气吃饭的。张艺谋配说这句话。王某也当仁不让，能练心情善，有活儿道路宽！

61自得其乐

我不再担任文化部长后，有那么两三年到三四年，处境微微有些不顺。有一种其实谈不上认真的低级别低层次的半明半暗的封冻小小动作，用当年说法叫做打入冷宫的小小意图。可惜的是这样的部署并没有得到认可。可能有这样的老伙计，怹的一口鸟气憋得太久了，怹又特别明白有（一星半点）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怹多么想干脆封杀啊，怹对封杀王某的兴趣远远大于嘴里说的反对什么什么化的追求。怹最在意的是令你臣服，是树立好唯一的中心，证明怹一直是正确的并且只有怹一个人是正确的。

再说形势本身有点没有完全走出动荡、变化、重组以及未了的搏斗的过程。

我记得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个片段，列宁在回答高尔基的批评时，说：“两个人在拳击格斗，你能说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真是雄辩已极。

有些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化对待。紧张的斗争使人顾不上某些方面。我并没有简单地把“八面来封”完全看成怹个人的事。

但是怹太有情绪了，无人不知。于是唧唧喳喳，躲躲藏藏，越发注意不要明说出来，但愿多出几个二杆子为之打冲锋火中取栗。怹神经兮兮……在保持了神秘性保密性计策性的同时，怹畏畏缩缩，吞吞吐吐，难以造成板上钉钉的格局。

一个出镜的活动，到了最后一个小时，通知我不要去了，ok。另一个我是原作者的节目，已经上了预告，到时候，取消了。外国的邀请被拖“黄”了。嘿嘿。

最不可思议的是，某个大城市，两个名作家关系不甚好，后来说是一个攻一个，以王某为炮弹，即一个指责另一个太青睐“敏感”的王某了……居然攻下了碉堡。

而王某本人反而快活无事，他们二人也都是王某的好朋友。

到此打住。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看。领导说得对，这样斗下去，直到死后，咱们二位的悼词仍然差不多。您不可能将王某封杀，您的最好的时机已经飘然远去。王某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把您怎样。问题是，王某从来没有想过把您怎么样，您已经蔫巴了。王某从来认为您是一个本来很认真很有希望，有来头，更是极有影响的作家。您的官帽和小气把您压垮了，使您在政治与文学两边都没有尽兴尽才，您成了一个“气包”，成了一个“怨男”。我完全了解，您有三个“心结”，一个是希望证明您自己一贯是正确的。您论述，上边有时被错误的文艺路线所左右，还有时，上面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文艺上仍然有可能被错误的东西所盘踞。老天爷！合着中央的文艺路线怎么都会错误，只有您怎么都正确！

第二个心结是烦某某。其实事实已经证明并且不断地证明，您太狭窄了。

事实证明，不断证明，某某是一个和谐的因素，健康的因素，开放的因素，快乐的因素。

第三个心结是您认定现实的一切都不好，只有过去有过的那样的阶级斗争澎湃高潮才是黄金时代黄金生命。

这里说一个笑话，您宴请外宾，您喜欢茅台，所以不顾国务院的规定，公款大饮茅台。您的一位粗鄙的部下告诉外国人说，前几年由于自由化泛滥，您这位可爱的“首长”喝不上茅台。一位老领导听我讲到这个故事，并且说：“怎么会不赏给他的部下一个清脆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