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

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

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了“文革”一难，美其名就叫“锻炼锻炼”。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

古今中外，必当初？哪怕是伟大领袖，防了又防，斗了又斗，太离了谱，还不是人亡政息，立马——换了人间。

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围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精细描写与浪漫抒情的特点的作品，我要写一篇风格追逐青季思·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围着龙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构思好了《歌神》。

几乎再找不到我写的别的，这样认真地描写风景，我是在写世界，写祖国，写边疆，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表现。接着我写到了维吾尔人民的歌声。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画。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

36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时有那时的朝气、勇气、豪气、热气，主持这一工作的不过是文联与作协的筹备组，定了，就干，赶紧干，也就成了。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红砖砌的地面缝子大，不平坦而且日久了变得黝黑。比较一下，北京诸亲友家的洋灰地是多么整洁呀。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满足现状了吗？人就是这样浅薄，这样轻浮，这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这样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的吗？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料，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

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几近疯狂，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脉脉含情。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社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的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献身教育，永怀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永远纯真如初。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向来是热泪盈眶。

二十余年前程庆荪老师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的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团区委的同事有人开玩笑，说程是我们的红娘——其实她是被蒙在鼓里的。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在内蒙古，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古的冯苓植，他的长篇《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甬（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我记得那时在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仍然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穿着整齐，谈吐文雅的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借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开出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余年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

当然，共青团机构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至少小我十八岁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冷淡，倨傲，彼此皆感陌生。

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是变旧了：

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人转了岗，而此后的团北京市委，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老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档王晋等任副书记了。

王晋等老同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

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取名滑稽的“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河东河西，这也是一种制衡，可惜的是，并非共时性的制衡，而是时间纵轴上的平衡。所以中国更需要毋为已甚，留有余地，乃至道中庸而极高明。这些道理是后来才悟到的。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叫做沉冤昭雪吧，虽然这种说法对于我似乎有点封建性。平平静静地回到新疆以后，有一件小事倒是值得一提。就是此时至少是在新疆文联，邓丽君的歌曲风靡起来了。我很可惜那么多各类治史专家没有人研究一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邓丽君热。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站住的。谁是始作俑者呢？开头，似乎是偷偷地听，说偷听吧，又不像听到海外华语广播那么紧张那么犯私，“文革”中偷听“敌台”一项罪名足够判你个反革命，而邓丽君自始便是听则听矣，喜则喜矣，粉（丝）则粉矣，无大碍但也始终不那么合法。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拙作《最宝贵的》获得七七至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

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的政治形势与文化动态（谁让我这一辈子个人的命运与大形势老是那么息息相关），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赔不起时间了，一喝酒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

女儿伊欢，一九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雄阔开拓了我，新疆的尤其是维吾尔人的幽默熏陶了我。

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新疆的文化对于逆境者是一件御寒的袷袢，是一碗热茶。

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37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与远游他乡的好奇心自娱心却也有冒险心不甘心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没有房子住，我的物品暂时存放于市文联库房。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时于市文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朱璜与郑德山，他们都是我在团市委时的老同事，当然对我很关心帮助。

北池子招待所原是一个小小的剧团的排练场。我们住的六号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品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

的王晨——后为人民日报社长、国新办主任——等。

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垂柳，水光，晨星，夕阳，黄金般地流光溢彩的故宫角楼，令人快乐地流泪。北京人仍是那么悠闲，那么自在，那么与生活亲密无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的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的歌，得意扬扬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我在一本“自发刊物”上读到了一篇署名刘树华的《吉他的朋友》，描写这样一位在大街上自娱的年轻人。用洋名词来说，是她首次写到了“文革”后出现的一个公共空间（publicspace）。她写得真好啊，可惜此后未见新作。

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ma）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被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

向东边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文革”时更名为东风市场，这种更名的幼稚与廉价令人觉得奇异，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这么多小儿科？

这里越走越是亮亮堂堂。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中西门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纸屑之外，须知还明确规定了严禁跳舞之类。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